中國書院傳統
龔鵬程
地點：南京清涼山崇正書院
书院的問題，我已谈過許多，為了避免重覆，今天另講一些東西。因我们椅子不够，很多朋友站着聽，十分抱歉；希望我能不耽誤各位的时间。
一、书院淵源
書院这種機構，大家都知道，來歷不古，起源较晚。它是唐朝设置的，開元五年(西元717年)，组织学者在乾元殿整理经籍；第二年，乾元殿改称丽正修书院；開元十三年(西元725年)又改稱集贤殿书院。其功能不是办教育，而是修书。
中国歷代都有整理文献、编辑图书的传统。由政府出面搜集資料、整理文献，延续到现在。如今各位到故宫去，还可以看到武英殿、文渊阁，这都是修书的机构和成果。唐朝也因为要修书，所以建立这些机构。因是藏書修書之所，所以叫做书院。
但这些书院的功能不是教育，故真正的書院传统，还不能光從这個名称上看（唐代書院與後世書院的關係，底下另說）。
书院最直接的来源，其实是漢代的精舍。现在精舍这名称，都被佛教徒拿去用了，所以一般人看到精舍就以為是寺院。就跟僧袍原是唐宋士人的服裝，而現在被和尚們穿著一樣。实际上，精舍起於漢代，是老师讲经、四方学者來读书的地方。
早期中国的教育是官方的、贵族的。孔子之伟大的贡献，就是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够受教育的体制，開創平民教育，並發展了传统的“六艺”内容。孔子之後，教育便一直是官方私並行的方式。现在我们所讲的“国学”这個詞，是1902年之後从日本傳来的，之前我们说的国学，就是指国家所办的教育，是官学。國學底下還有州學、府學、縣學等，各級官辦學校统称为学校；与之相对的民间讲学，則都是私学，私塾遍天下。
先秦諸子百家，皆是私學。漢代私学也很兴盛，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学，由世家大族延续传承、父子兄妹间相传，像班彪、班固、班昭一家就十分著名。这种风气延續到六朝。六朝的“世家”都需累代官宦且有經学礼法的传承。僅世代做官還是不够的，“世族”又稱“士族”，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故家學很重要。
另一种是四方学。一位大学者讲学，不僅家族中人可以受教，四面八方、渴望学习的人也都可以来学。汉代这種情況比比皆是，一位学者门下，往往聚集幾千人。老師根本教不來，故門下後進弟子，由早入門的弟子来代師传授，是很平常的。像馬融講學很有名，有“絳帳春風”之稱，但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都没見過马融本人。可見當時盛況。人既然那麼多，當然要一个课堂来“待四方学者”，於是精舍就建立了。
後代也因如此，一直把精舍作為教育机构的稱呼。宋明书院，也有不少延续精舍这个名称的。如朱熹建的滄州精舍、陸九渊办的象山精舍就是。书院和精舍两个名称往往混用或遞用。
我們現在在南京，南京的书院也有這種情況。如明道书院，是因宋代大儒程明道曾在江寧擔任過主簿，後人为纪念他而建了个祠堂，後改為精舍，再後来宋理宗時郡守吴渊依照白鹿洞书院的规制建為明道書院，宋理宗還親自寫了匾额赐之。見《景定建康志》。
还有個昭文书院，位于江寧湖熟镇。前身为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此修建的讀書楼，俗称太子台，又稱東湖讀書台。南宋咸淳年间(西元1265-1274年)方拱辰立為昭文精舍。元代至元年间，才改稱昭文书院。
又，南軒書院，原是张栻所立的精舍和讲学之地，在江宁府城天禧寺後(长干桥附近)。南宋淳祐三年(西元1243年)，知府杜杲重新修葺，繪张栻画像挂在堂前，並在石碑上刻“张宣公读书处”。元代至元年间，張栻祠迁至城东，再次建成南軒书院。
這些都是精舍和書院混稱或遞用的例子，可見其淵源。近人研究書院史，矇不知此，故我特先拈出。
二、書院与祭祀
大家都知道书院有教育功能，殊不知书院更有祭祀功能，这就不得不由孔廟說起了。
我们纪念先师，不僅僅是纪念他这个人，还要传承他的学问。所以古代的孔庙一定是廟学合一的，廟邊上皆有學宮。有时从孔庙中直接拉出来一块，就建成个书院。
後世書院皆仿文廟。如杭州万松书院，主体建筑布局就沿用官学“左庙右学”的形制。左边近山处有孔子殿。是书院的祭祀场所。殿前有颜乐亭。高处建留月台和掬湖台。孔子殿右边，前有万松门，后有明道堂
其他祭祀空間還有許多，如濂溪祠，专祀周敦颐。清嘉庆十七年建于六君子堂基地，二十五年遷於今址，祠内懸有“超然会太极”匾，祠内壁上有《移建濂溪祠碑记》石刻，原《濂溪祠记》碑，仍留于今六君子堂内。
其崇道祠又称朱张祠，祀朱熹、张栻。元延祐元年建诸贤祠于讲堂左侧，合祀朱张及书院建设有功之臣。明弘治七年(1494)，始建于讲堂後，後毁。清乾隆四十一年觉罗敦福重建于今址。
四箴亭，祀程颢、程颐。明天启四年重修，改名四箴亭。清嘉庆二十三年迁建今址。亭内有清刻程氏《视》《听》《言》《动》四箴碑。
六君子堂，始建于明嘉靖五年，屡有興毁。清嘉庆十七年重建于今址。与崇道祠连成一片。祠内嵌有《改建六君子堂碑记》，祭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
船山祠，祀明末王夫之。原为清道光十三年建的湘水校经堂。光绪元年湘水校经堂迁往河东办学，於是闢为船山祠。
南京的書院一樣是如此的。如咸淳七年(西元1271年)刘宰重建的茅山书院，就有先聖廟、大成殿、先贤祠、明诚堂等部分。其中先贤祠祀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张栻、吕祖谦、刘宰等。
明代湛若水建的新泉书院也是。湛若水，入仕以前曾從游於名儒陈献章，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是明代有名的學者，《明史·儒林传》说他：“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陈献章。”到每一处做官都要建书院來紀念其師陈白沙。在南京也如此。建造时，因挖掘出泉水，所以名为新泉书院。
另外，南轩书院，則是由纪念张栻的祠堂演变而来；晚清张季直创办的文正书院，又是为了纪念和南京關係密切的曾文正公国藩。
这些具有祭祀性的书院，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学脉的延续、学术宗旨的确定，纪念谁、傳承谁的学问，都是与书院宗旨息息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书院就是“小的孔庙”。
四、书院的山林气
书院还有一个特别的渊源，起于唐代。
著名文化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谈唐人山林读书的风气。读书之地皆是佛寺、道观。這是唐朝的一大社会风俗。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記載：王播寄宿在寺庙里，时间长了，和尚們很讨厌他，故意吃完饭才敲钟，等到王播来，当然是啥也没得吃了。王只好離開，在牆上留了两句詩：”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飯後鐘”。等王播当上大官後，旧地重游，发现自己在牆上題的詩已被和尚用轻纱蒙了起来保护。这“碧纱笼”的故事就顯示當時人有寄居僧寮的習慣，入山更深者，當更不乏其人。
後世书院也的确多选在林廓清幽之处，有山清水媚、亭台楼阁之美。正因为这样，书院有一种特别的气味——山林气，和现实功利的社会氛围是十分不同的，呈现出一種遠离红塵世俗的超拔姿态。这种和功名利禄隔离開来的气氛，和佛寺道观十分相似，追求的都是些和现实不一样的东西。
正因如此，书院和佛寺道观的關係十分密切、複雜。比如河南嵩陽書院，原本就是“嵩陽觀”；杭州萬松書院的孔子殿，原先則是報恩寺。這種靠僧人道士募化而建為书院者，不可勝數。
當然，相對於“割寺立書院”的情況，也有相反的：原是书院，後被寺廟侵占。南京就有不少这種例子，最典型的是茅山书院，
茅山书院是由宋初处士侯遗创建的，经费由书院自筹自支，後則獲皇帝赐田（北宋早期，政府因为无力興辦官学，故大力支持民辦书院。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到仁宗宝元元年的六十多年间，朝廷通过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措施对书院褒扬，赐田给茅山书院就在这时）。可惜爾後經營不善，書院被旁邊的崇禧道觀所占，最終成了圆通庵。
崇正書院也是。明代户部尚書耿天台（字定向）在南京做督学御史時所建。耿曾在此讲学，死後書院被毁，其弟子焦竑为紀念他，在万历初年(约西元1573年)改书院为祠堂，并题记“耿天台先生进学处”。嗣後，祠堂又改为雲巢庵。 清乾隆年间，庵毁于火。僧人募资重修，增建江天一线阁、禅房等，作为佛事活动场所，仍沿称“崇正书院”。當时名儒姚鼐曾来此游览，作有《游故崇正书院记》。清咸豐年间，书院又毁于战火。清同治四年僧人重建，闢有地藏殿、靈官殿等建筑，就改稱小九華寺了。現在能恢復書院並講起學來，頗不容易。
五、书院与家庭、宗族、鄉黨
但書院毕竟不是寺廟，因為书院还是宋代学者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一环。
传统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絕不能獨善其身。但各個時代具体做法並不太相同。在汉代，儒者的重要的社会职能是整齐风俗。社会民风不够淳正，儒者要除了通过自己立身做榜样之外，還需努力改善社会风气，所以有《風俗通義》這類書。到宋代，这项职能更被强化了。
清朝以後的人常批評宋明儒不能“经世致用”，只会談心性、論天道，实际这是莫大的误解。宋儒講究人要與天理结合，這種結合，不但要驗諸於己，還要讓天下事都能合理。其方法則由家庭、宗族、鄉黨等環節逐级实现，是一环扣一环的。當時學者熱衷建書院，就基於這種理想，不是單純的教育工作。如朱子，直接跟他有關的书院就有四十所，其中创建书院四所，修复书院三所，在二十所书院讲学，为七所书院撰记、题诗，为六所书院题词、题额。另外，他年轻时读书以及成名後讲学等经行过化之地，後人建有二十七所书院，以資纪念。合计有六十七所。要多大的熱情才能達成這樣的數字？
書院作为地方上教学站，它不仅仅面对学子讲授学问，还面向普通百姓讲。
而這種學問，並不是今天這樣只是知識而已。對自己講修身，然後齊家。首先，編了《溫公家儀》《朱子家禮》等書，通过家学把儒家道德落实到个体的教育上，并贯穿其生命成长、婚丧嫁娶的众多礼儀中。其次，推行新的宗族法。
早期如六朝隋唐那種世家大族，到宋代基本上都瓦解了，故古代的宗族法已不适用，必须要推行新的宗族法则。程明道、张载等人提倡的就是“宗子法”这些，用以统宗收族。
再进一步，就是编修家谱。家谱之前又有家规，说名我们这个家族要继承什么精神、怎样过生活，建立其倫理規範。编家谱事小，但是对後世影响却很大。任何一个现代人，不管姓什么、不管祖宗推到多远，家谱都只有两种体例，分别由欧阳修和苏洵创立。
同個鄉里但不同宗族的人，也是要有共同的文化目标、善恶标准、道德准则的。这就出现了乡约。什么是乡约呢？大概類似西方人上教堂，每隔十天半個月聚会，除了举行祭拜乡贤的活动之外，还要诵读聖贤经典、表扬好人好事、声讨惡人惡行；奖善惩恶，形成一种社会舆论的公共力量，带动社会發展。朱熹、吕大臨对此贡献巨大。
明朝王阳明也曾在多地推行乡约，不少地方陋习如迷信祭拜等风俗得到改善。阳明在江西廣西等地战无不胜的原因，不是依靠兵法上的奇计，而是儒家思想的力量；不少当地的老百姓都缅怀他的事迹，他的弟子也在广东等各地推行乡约，後来还对越南、韩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書院跟這些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書院是這一切的核心。相關理論，均須書院來講明，猶如沒有教堂，基督教就不能傳播於家庭鄉里那樣。而且范仲淹曾建立“范氏义庄”，定有规则，書院也一樣有“義塾规则”，实际上就顯示了他們的同一關係。義塾就是书院的别称。此外，宗族义学也常發展成書院；或者，書院由宗族支持，如陽明後學鄒東廓在我老家江西吉安、安福一帶講學就是這樣。
所以说，书院不是孤立的，而是推动社会發展的文化运动中重要之一环。近代人做学问習慣切割开来看，以為這樣才能專精。但研究書院却不能如此；要研究书院，还要研究宗族、鄉約、譜牒、家禮以及理學。
六、書院与文人雅集、文學
由於書院跟理學血肉相連，所以常有人以為书院並不欢迎舞文弄墨的文人闲言语。实际不然，书院除了是個教学场所外，更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场所。生活嘛，讲求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必定会有诗文的调濟与润泽，唱和、雅集更是十分常见。例如学海堂，作为清时知名的大型书院，其堂志中就有一卷專门记录此类事情的《雅集志》。当然，这种“雅集”常是没有明确形式的，一般就是老师带学生去玩。比如王阳明就曾带著学生在滁州醉翁亭边“歌声达旦，吟啸震山谷”。故可以说，书院也是文人雅集之地，是充满乐趣的，并不只是呆板地上课。
近世延續此風者，仍然所在多有。如《梁启超年谱长编》说：“先生每于暑期将近时，约同学诸君作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期间。去年夏，宝山张君劢先生因事来京，为诸同学讲宋贤名理，盖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
錢穆學生严耕望《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七期也说：“赖家院处乡野田畴间，竹树小溪环之，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各自钻研。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讨论会，每月一出旅行。乡居多暇，夕阳餐后，常提杖散步，诸生尾随，徜徉村野绿荫草坪间，或坐或卧，看晴空飞鸟、白云幻化，随意漫谈，诸生亦随意叩问，了无拘束。”均可見書院遺風之一斑。
還有文學流派依託書院發展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桐城派。桐城文派绵延兩百餘年，包括姚鼐在内的許多仁都曾主持书院，且历时较长，弟子代有传人。在广西形成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在内的“岭西五家”；在河北，经过张裕钊、吴汝纶等人的努力也形成风气。
刘大魁《问政书院记》中说：“近代书院之设，聚群弟子于其中，延请乡之贤大夫而去位者以为之师，虽其所学者训诂词章之末，非复古人之旧，而兴起後生以师弟子传习之业，于学为近焉。”見《海峰文集》卷五，對書院教育就頗有期待。其後姚鼐更有数十年的书院讲学。於乾隆四十一年在梅花书院讲学期間，更编成影响深远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在序文中提出为文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成為桐城派的主要文学主张。後來经其後學的發扬，以刊刻、改编（如梅曾亮的《古文词略》、林纾的《古文辞类纂选本》）、校点等方式，影響極大。
姚鼐先後在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等担任主讲四十年。故嘉庆三年，谢啟昆有诗赞姚鼐讲学云：“白髮郎潜旧史馆，兰陔遂养谢朝冠。人钞经籍接唐宋，世有古文窥孟韩。桃李两江環座右，山川六代入毫端。”
七、书院的社会责任
但正如之前提到的，书院更有其在时代、社会、政治上的担当。元末长沙沦陷时，抵抗之主力即是岳麓书院的书生，“死者十九”，十分惨烈。民族英雄文天祥也出身白鹭洲书院。
反之，官学体系的表現就差勁了。“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跟現在的高中教师差不多。而且，跟现在应试教育一样，北宋官学“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進取之業，使人见利而不见義”。结果，官学只能培养出一堆趨炎附势之徒，北宋滅亡時，居然有一百多名太学生搶着向金人投状歸降、献山河形势图，連金人都觉得这帮人“苟贱”，不要他们。
可是政府仍不喜歡書院，明代曾出现四次政府毁书院的事件，张居正、魏忠贤的力度尤其大，万历七年(1579)還下诏毁掉全国书院约六十四处。主要原因就是书院对社会有批判，有自己的主张。像明末東林书院，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对此，大家應該都已明白，我就不再多说了。。
八、书院的变遷与廢棄
关于书院的历史、渊源、职能，大体就是如此，下面再做两点補充。
清朝中後期，很多省会城市又增设了省级书院。所以在南京还有文昌书院、虹桥书院、尊经书院、奎光(鸡鸣)书院、惜陰书院、大新书院等。其中惜陰书院建於道光十八年(1838)，由两江总督陶澍仿杭州诂经精舍、廣州学海堂而建，主讲者亦多名师。
当年在台湾創辦大学時，我曾说过：“台湾不缺大学，只缺好大学”，而好大学要怎麼辦呢？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中国书院精神。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出现了一些恢复传统书院精神的尝试與教育改革。
第一种類型是无锡国专，侧重词章、知识层面，但思想上的阐释及創造性不够；第二種是马一浮先生的復性書院，模仿寺廟，養成不谋职、只讲圣贤之道的“读书种子”为特色；第三種是梁漱溟先生勉仁書院，推行乡村建设。但可惜的是，这些均未获得成功或延續。
目前，复旦、苏大、上海交大等高校兴起了模仿香港一些大学办书院的形式，即选课与科系有关，其餘一切生活都歸属书院管辖。书院也可开设素质课，根据书院不同的背景来培养不同风格气质的人才。当然这也有别于传统书院精神的恢复，乃是學習歐洲的大學辦法。其實我國自有書院傳統，但大家不學，反而要遠去學英國，真真可嘆！
此外，在大学之外，也有一些“恢复”书院的形式；第一种就是会所，因现在会所已然办不下去，故紛紛改名書院。第二种就是房地产商以“书院”作为某些楼盘的炒作噱头，可一笑置之。另外还有一些挂着书院名头的所谓“文化产业”，或蒙館號稱書院的。凡此总总，均与传统书院精神不合拍。
因此，我们亟需恢复的，並不是书院的形骸，而是要把真正的书院精神找回来，才能改善病入膏肓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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