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獨行者傳：陳信元
史有《獨行傳》，專記一些特立獨行的人。獨行，不是說他們隱遁或不與人交往，而是說這類人不追求世俗榮利，心中自有縈往，堅持著走自己的路。我讀史，看這些獨行者的傳記時，每每想到的當代典型，即是我的朋友們，陳信元是其中之一。
信元比我大三歲，但我們的生日同一天，可說有點先天的緣分。認識他時，他早已大學畢業且在出版界十分活躍了，不似我這般青澀，故我早年與出版社一些合作，多與他之引介有關。他在故鄉、蘭亭、蓬萊、業強各出版社策劃、編輯、出版的項目中，多會見到我。那些工作，主要是將中國文學（詩、詞、小品文、現代文學等）推廣介紹給現代人，有時也涉及文化藝術，例如古代版畫之類。體例與選題均具巧思，邀集的作者也多新銳，故讀者反應不惡。我身在局中，頗能體會他操持之勞與對文學事業的熱情，對他乃益發敬重起來。
但這時所知，僅是他在編輯出版上的作為，後來才曉得他對現代文學史的關懷與工力。
他與秦賢次、應鳳凰、吳興文等一群朋友，形成了一個小團體，收集近世文學史料近乎癡狂，定期交流研析時，我也偶去參加。但基本上只能旁觀，欣賞著他們收集來的材料、挖掘出的史實，讚歎其迷狂沉醉其中的姿態。那姿態是極美的，往往感染了旁觀的我，令我也醰醰欲醉。
我嘗笑話大陸的現代文學研究，僅是另一部中共黨史。把五四運動以降的現代文學發展，和中共茁壯成長的鬥爭史結合起來說。這種特定的視角，其實扭曲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及二、三十年代文學，連抗戰文學也被赤化了。然而，這一視角，影響的，並不只是大陸。與大陸對峙的台灣社會，事實上也接受了這個觀點，同樣這麼看。因此五四運動、二三十年代文學都被當成中共建政的前奏；沒有這些吹鼓手，中共便不能唱起它建政的樂章。五四的討論、魯迅、二三十年代文學作品之閱讀以及相關史事的研究，乃因此成了禁忌與迷魅的領地，令人不敢輕易觸碰。久而久之，此一領域遂也益發迷魅了，惑謬滋多。
信元他們，就是努力打破迷魅，勇於觸探禁忌、欲以民間私人力量去重建史實的一群人。我很敬佩他們。以為能如此節衣縮食，甚或典物賣字去為歷史服務的人都稱得上是俠客，是豪傑。是透過了他們，我才稍稍明白了一些現代文學的框廓，而不為革命史觀所惑。後來我主持淡江大學中文系時推動現代文學課程、主持中國古典文學學會時辦五四文學研討會等，均與受益於他們有關，而信元無疑即其中之健者。
他收集的史料、海峽兩岸現代文學研究論著等，真是如山如海。僅後來捐給我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成立專題特藏的，就有數萬冊之多，而且質量特精，海內外各大學莫與比肩。那都是他苦心尋訪、精勤不懈所得。我那時辦學，主張打破陳視，故課程上我要發展現代文學研究，人員方面我也要破格聘用專家，以借重其長才。信元和他的書，便是這樣到了這兩所學校的。
信元大學畢業即在出版界歷練，其學養與資歷，雖為師友所推重，但在現代社會中，缺乏漂亮的文憑證照卻是極吃虧的。他也曾遠赴香港就讀研究所，但因故中輟，立志再深入鑽研現代文學的雄心亦幾乎因此中輟。可是我深知他的志趣與能量，知他缺的不是文憑，而是發揮其才調的舞台。因此我向教育部遊說，設立了專業人員聘任辦法，直接聘他到南華文學所擔任副教授。他也毅然南下，每週奔波於台北嘉義之間，作育英才，樂茲不疲。後來我轉去宜蘭辦佛光大學，他又隨我同往，日日彳亍於道塗。
他幫我的，實又不止於此。因他熟於出版事務，收羅文學史料甚多，又往來兩岸極勤，足跡幾遍神州，故我在大陸委員會服務時，關於邀約大陸文學界人士來台交流、推動兩岸出版界互動方面，多委他協辦。他人脈廣、業務熟，處事又極平實勤敏，故成果也非常可觀。後來我在南華創辦出版學研究所、成立編譯出版中心，少不得又繼續勞煩他，結果也是成效斐然。
如今想來，不勝愧疚。我託付他的事太多了，他又太認真太投入，健康因而受損，乃是必然的。可是那時我們都沒意識到這一點，只覺得難得有事可做，時不可失、志不可違，遂歡天喜地的去奔走，開這課、辦這團、籌這會、設這班，一個又一個，忙個不了，也玩個不了。此外他還要寫書，寫得又多又好；要教書，教得熱情洋溢。所以學生都喜歡他，樂於親近他，以致他指導學生的工作量竟常倍於我。我於此，方深以為慶，他卻病倒了。
病，來得兇惡。我去醫院探看時，醫生已經絕望了。說腎壞關聯著心，準備換心。期間心臟還果然停了，探病的人都哭了起來。幸而搶救復生，奇跡令人振奮，他仍然可在他熱愛的現代文學教學與研究途中奮戰。
如今奮戰結束了，勇士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病愈後，我即離開佛光，周遊大陸，故十餘載不能相見矣，遙知其德業日進，身體無恙而已。誰知如今接到竟是惡耗，真是感悵莫名。
然而，世路行旅，人終究是要返家的；信元死而復生，老天已假他十餘年，其實也可以無憾。平生樂學、敬業，事功存於淡默之中，獨行顯其堅毅之力，更是讓人懷念的。考其事蹟，豈不足以風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