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研究中的金門學

區域研究中的金門學

龔鵬程

   一、新疆學

     八月初，我在新疆伊犁辦世界周易論壇。會後道經烏魯木齊，得讀唐立久、崔保新《發現新疆》（2011，新疆人民出版社）一書，發現其中第六章即是“創新疆學”。

    他們擬構的新疆學，設想的典範是美國的加州、阿拉伯世界的杜拜，乃是期望通過區域研究來“開發”新疆，讓新疆成為大陸面向中西南亞經濟圈的戰略核心區。

   台灣的朋友，可能會對這樣的思路感到突兀，因為我們過去說台灣研究或金門學什麼的，大抵以文史為主。但大陸的區域研究多與區域規劃結合，討論的是区域发展。要針對区域之環境和自然资源、人口与劳动力、科学技术条件、基础设施及政策、管理、法制等進行分析。目的是明确区域发展的基础，摸清家底、评估潜力，为选择区域发展的方向、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構提供依據。

    目前，大陸沿海已形成“三大五小一海岛”的开发格局，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辽宁沿海、山东半岛、江苏沿海、海峡西岸、北部湾，海南国际旅游岛。其中，辽宁沿海“五点一线”经济带和图们江区域，是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江蘇沿海地區，扩大长三角经济辐射能力;海西经济区衔接长三角与珠三角;“横琴”，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后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用以激发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则有武汉经济圈、长株潭城市群等经济带。此外，新疆、成渝经济区也有望成为2010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新疆學”提出的背景亦即在此，但前景還只能期待。

 二、海南學

    大陸各地熱衷創立這個學那個學，這是個新例子。讓我想起了九十年代初我在海南島辦會議時與聞之“海南學”。如今，去百度搜索，海南學卻早已煙消霧散，不見蹤跡了（大陸google已被封，故只能去百度檢索）。

    雖然如此，我知道海南尚有海南師範大學“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這樣的機構。它成立于2008年，2009年升格为海南省南海区域文化研究基地。任務據說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總体的指導思想，圍繞着建设国际旅游岛这一總体战略目标，搜集和挖掘南海区域历史文化及现状，建立南海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大型文献资料库和资料中心，形成一支结構较为合理的学术團隊和学术梯隊，以確立海南作为南海区域范围内历史文化方面区域研究中心的地位。發展至今，成績雖然另有表現，但“海南學”顯然已無人再談了。

    我八月中在海口辦兩岸交流研討會，撫今追昔，感慨良深。

 三、泉州學

   九十年代大張旗鼓要推展什麼學的，還有泉州。

    據《中國學術通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2月）之介紹，其經過是：“1991 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抵达泉州时。 2 月18 日，联合国丝路考察项目协调员迪安博士在新闻發布会上提出：泉州具有豐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遗产，应当设立一个專門的学科“泉州学”来进行研究，建立某种国际性的科学研究机构，组织世界各国专家学者来开展研究，正像研究‘敦煌学’一样，使‘泉州学’成为一个国际性项目。他还建议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奖学金，对泉州进行系统的研究。泉州社会科学界经过多次酝酿讨论，一致认为有必要成立专门研究机构。经有关部门批准，于 11月 8 日正式成立中国泉州学研究所。”

    該研究所主編“泉州学研究丛书”，每年出版數冊。1992 年 9 月還在上海召开第一届泉州学研究会议，有日、港、台学者与会，论文三十五篇。當時準備五年内開成第二届泉州学研究学术会议，要有国际上的泉州学研究学者参加，以後每隔三、五年都開。不過計劃是否實現，我還不甚清楚，當是影響還不甚大的緣故。

    此外，福建省社科联已把泉州学研究列入“八五”规劃重点项目。不過鑑於福建的研究條件，想開展泉州学研究，目前所能采取的方式仍是專業性与群众性相结合，儘量多進行一些社会调查与田野考古而已。短期内不可能獨自開展，得在相當長的一段期間联络社會各門類、各学科的学术力量，同举共識，才能将泉州学的研究進行下去。

四、徽學

    比泉州學提倡得早些的是徽學，又稱徽州學。1984年，第一個徽学组织：徽州（现黄山市）徽学会，设在徽州地委宣传部，略等于一个科室。1993年召開了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其後又召开了四次国际徽学会議，出版了一批成果，在國際上有些影響。

    所謂徽学，狭義的是指朱子理学。廣義的，是以徽州（今黄山市、绩溪縣，江西婺源縣）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藝等为研究对象、探討其徽州特色之學問。

    其學術基礎是：（一）大量的徽州典籍：有豐富的徽人著述、齊全的徽州府志縣志和眾多谱谍。（二）大量的徽州文書檔案，估計现存四十萬件。（三）眾多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文化遗存和馆藏文物。（四）以口述和演唱形式保留下来的徽州無形文化資產。其中那四十萬件徽州文書，有人認為是繼甲骨文、漢晋简牍、敦煌文書、明清内阁大庫檔案之後的第五大發現。

    可是，提倡徽學以來，如葉顯恩寫於文革前的《明清徽州經濟制度和佃僕制》，或傅衣凌先生、日本藤井宏先生、浙大陳學文先生徽州商人那一類精彩的著作，其實並不多見；近十餘年，整體的研究氣勢也未持續，反而有消沈之態；尤其是徽學的靈魂：朱子學，目前研究毫無進展，在徽州研究中乏善可陳，整個徽州也無實質的朱子學遺存。故徽學云云，我以為是已沒落了。近年徽州主要是打旅遊牌，主政者對於發揚文化似乎興趣不高。

    而且我也知道現今對徽學還不乏質疑者，認為：（一）支撑“徽学”成立的基礎是近千年来徽州“一府六縣”的稳定性、完整性。然而这一府六縣間文化上差异並不小。如绩溪和祁门的差異就比原先不是徽州的旌德縣、泾縣大多了。（二）徽学研究和徽州文化相關的一切。但徽州文化包含了什么呢？其主要部分，其實就是一般說的中国传统文化。（三）當然每一个區域的文化總会有它特别之處，如徽州人在從商、工藝美術、牌坊崇拜等方面較為突出。可是这些也非其獨有，其他地方也有突出、甚至更突出的。

五、藏學

   相較於泉州學、徽學，形成時期較長且在國際上較獲認可的，是藏學。

    一般認為，藏学诞生於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匈牙利藏学家喬瑪開其端。他於1823年入藏研究藏文，次年出版《藏英辞典》和《藏文文法》。这時期，大量藏文文献流入西方，又刺激了藏学在世界的發展 。研究内容由藏语文拓展到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诸领域。早期以法国義大利為主，二十世纪則日本和美国後来居上。日本西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西藏学会、英国西藏研究所、锡金藏学研究所等皆甚著名。研究刊物如《日本西藏学会会报》、《藏学集刊》、《西藏学會会报》、《西藏学会通讯》等亦不可勝數。國際性的藏學會議，从1976年在匈牙利举行首届国际藏学研討會以來已開過多次。如佐藤长的西藏古代史研究，托馬斯的古藏文研究，西門華德、李方桂的藏漢语比较研究，巴考和石泰安的西藏历史、文化研究，拉露的西藏文学研究，霍夫曼的西藏本教研究，圖齊的西藏宗教研究等都是令人瞩目的。

    兩岸之間，則目前有各级藏学研究機構五十多個（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區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台湾西藏研究会等），有《西藏研究》《中國藏学》《中国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西藏社会發展研究》《西藏藝術研究》等三十多種藏学期刊。有中国藏学出版社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每年還召開规模不等的藏学研討會。

    由於西藏民族、語言、宗教乃至地理環境都具有特殊性，故成為一個獨立研究對象，較無爭議；近代西藏之政治形勢，益發使得藏學研究顯得必要，故幾乎無人質疑藏學的性質與意義。較令人擔心的，反而是因其具有特殊性及政治敏感性，使得其他領域的研究者望而卻步，不易涉足。

六、敦煌學

    與藏學同樣居區域學之顯要地位者為敦煌學。近年這門學問還結合西域考古，形成為“敦煌吐魯番學”，同樣碩果累累。

    至於敦煌學和敦煌發展的問題，則可參看我《敦煌文化的現代復興》一文，此不贅。

   七、中國學

    泉州、徽州、敦煌、西藏、新疆、海南都是小區域，中國是更大的區域。今年暑間，另一個熱門話題正是關於“中國學”的。

　　據八月七日新京报報導：北京大学今年拟增设交叉学科“中國學”(屬自主设置二级學科)。該學科包括基礎漢语，古代漢語，中國學：研究的問题与视角，中國的倫理秩序与核心價值等课程。此前，北大已宣布，将面向海内外招收首批100名“中國學”硕士项目学生。這項目其實即是此前的北大“燕京学堂”项目，曾因宿舍等问题引发爭議。另一重大爭議則是：它以英語授課，一年便可獲得碩士學位。

    有網民就譏諷說：“將有一百名中外学子，操着英语，經過一年，就獲得“中國學”的碩士士了、就完成“中國學”的研究了、就成为国際化的高素質人才了。北大，你自己信吗？“

    所以，現在這個項目已取消，辦不下去了。

    實則，中國學也称“中国研究”，作為国外对中国研究的统稱，由來已久。有廣狭两義。廣義指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歷史、政治、经济、藝術、语言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義指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学。目前，中国学的重心是當代中国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跟“漢學”研究古代中國略有區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于2012年，是上海社會科学院最新成立的研究所，依托“世界中國學論壇”而建立。北京則另有中國社科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不過，不論他們曾經做過多少努力，這次北大“中國學”項目受挫，都顯示“中國學”這門學問在社會大眾心理上仍未獲得認可。

    我於一九九一年曾創辦過《當代中國學》學術期刊，見此場景，當然頗不是滋味。

 八、金門學

      那年我還倡議發展金門學。如今，金門學如何了？

    我上百度網去查“金門學”，出來的是：金門大學校園首次出現販毒；瞬间变土豪，台金門大学82.8萬搶大陸高考狀元。其它相關學術進展，皆付之闕如。

    從江柏煒《台湾研究的新版图:以跨学科视野重新认识“金门学”之价值》（金门技术学院闽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一類論文中，我則知道金門學還有了個英文身份：Quemology（？）。

    我當然還知道縣政府已出版有金門季刊、金門文學叢刊、金門歷史風雲、金門文藝、金門文史叢刊系列、金門兒童繪本等，還舉辦過多屆「浯島文學獎」。各種文史研究與調查也已不少，如吳鈞堯撥霧：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陳慶元《酒夜方興：金門縣作家選集（評論卷）》劉國棋〈金門民間文學傳承人楊黃宛及其傳承作品研究〉、唐蕙韻〈金門民間故事研究〉、林宏信〈觀察1990年代後地方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以金門文學為觀察對象〉、郭庭源〈台灣與金門地區民間風水傳說研究〉、蔡振念〈金門古典文學的整理〉、王天源《發現沙美古鎮的故事》等無數論文。民間文學的編輯則有林永塘《浯洲俗諺集》、吳家箴《浯島情懷》、許丕華《浯鄉俗諺風華錄》、楊加順編輯《金門民間文學集.傳說故事卷》等。又有一大批以金門政經、社會、歷史、身份認同為題的小說，如吳鈞堯《履霜：金門歷史小說集.一九七八-二○○八年》《凌雲：金門歷史小說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顏炳洳、陳欽進《擎天：金門歷史小說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這一大堆成果，就如我那固執於書寫金門的老友楊樹清之作品一樣，令人尊敬、令人心疼。

   但這些龐雜的金門書寫，大抵只是些史地調查、民俗采風、文藝創作、掌故瑣談、憶事懷人的記錄等等，與區域研究基本上不是一回事，更談不上是不是金門“學”。

     九、區域研究

    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原先以國家規模或比國家更大的區域為對象，在注意各地區的共時性的同時，也注意地區的特色並與其他地區比較。

    這種研究發端於美國。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為了要加強全球控制，但又受到之前門羅主義的影響，對中南美以外的第三世界瞭解有限；為推進其世界戰略需要大量的信息，遂使美國投入鉅資培養亞洲和非洲問題的專家。因這些地區均無法簡單地用西洋知識來研究，因此除了舊有的經濟學、法學、政治學之外，還需用人類學和民族學方法做跨學科學的綜合分析，於是形成一種區域研究的新格局。這也使得傳統的東亞系“漢學”產生了變化，前述“中國學”即屬於這種新學科。

    這種方法也很快延伸到了台灣，各大學設立的東南亞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歐洲研究所等，均屬區域研究性質，跟傳統的英文系法文系日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等等迥然異趣。中央研究院的美國所，或近史所推展的大型“中国现代化的區域研究”亦屬此類。

   區域研究是對該區域的綜合分析。其中須有政治分析不用說了。其經濟分析是从發展的角度对其水凖、產業結構、空間格局進行考察與评估。另外，其區域發展分析是通過發展预测、结構優化和方案比较，確定區域發展的方向，制定區域發展的政策並分析预测其實施效應。其研究必須包括經濟、社会和生態環境各方面，以獲得综合效益。

    目前，大陸的區域研究最高組織為中國區域科学協会（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China，缩写RSAC），下设區域经济、城市经济、區域可持續發展、国土规划、區域旅游、區域創新系统研究、城市管理、空间经济学、空间分析与模擬、沿海地區与海洋經濟發展研究、中部地區發展、西部大開發、東北經濟研究、區域人口与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等專業委員會。你看它所分化的這些專業，就可以想見區域研究在學術上的龐大規模了。

    該會現今與國際區域科学協會（RSAI）、亚洲太平洋區域科学协会（PRSCO）、北美區域科学协会（NARSC）、歐洲區域科学協會（ERSA）、金磚國家區域科学協會等等頗有交流。也舉辦過空間經濟學、亚洲区域科学、亞洲城市与區域、亚洲和平与發展、中日區域科学、金磚五國國際区域科学等會議。並主辦《中国区域经济》杂志及《中国區域經濟月刊》電子報。配合大陸的區域規劃的勢頭，看來聲勢不小。

    不過，近年區域研究已遭質疑，如2013年社會科学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董玥主编《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近代史论集粹》即為一例。該書顯示：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過去雖曾通过“區域研究”而学術化、學科化；但由於内部的挑战和論争，於二十世纪後期便已自觉地“走出區域研究”，對於區域研究有意無意形成的惯性，至今仍然在持續批評中。

    這是因為它（一）越來愈無人文性，標榜科學，往往輕忽甚至抹煞了區域中的人文價值。（二）它有濃厚的現實政經導向，缺乏歷史觀點和意義關懷。（三）作为美國史学研究中一部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其问题意識往往受到更为普遍的历史学命题啓發，例如国家和国族認同的问题、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的问题、公民意识形塑的问题、革命和社會動員的问题等等，因此並不像“漢學”那樣，把中国作為另一個文明来研究，而是努力在普遍性範疇和命题中思考中國的特殊性，並在中國的特殊性中歸纳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論点，反馈和補充那些普遍性範疇和命题。然而在北美，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同樣也是某种“西方的视角”，隐含着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把中国當做一个“他者”、一个解剖和审视的对象、一个潜在的敵人或朋友。所以，摆脱区域研究的思维，正是为了突破这种视角的局限，把中国當做历史过程中的某种具体表象（reification），与其他的具體表象（西方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印度的等等）進行對話和商議，共同構建起一個關於“近代史”的叙事。因而，美國史學界說要走出区域研究，意味着不再把中国當做他者。儘管外國学者无法具有和中国人同样的主体意識，但這個態度可顯示他们在努力超越“他者”和“主体”的截然两分，用一種更为誠懇、開放和非民族(non-national)的方式去研究另一種文化。

    面對這種批判和挑戰，大陸的區域研究學界有何回應，目前尚不明瞭。但我以為有待發展的金門學可能恰好可以從中獲得啓發。

    一方面，那些零散、瑣碎、龐雜的金門書寫，史料、憶錄、札記、藝品、（身份認同）心事篇等金門隨筆，應該經由區域研究予以綜攝、予以統整，將其條理化。與政府文書檔案、規劃方案、政策導向等等合併起來研究；並增加其社會、政治、經濟面向，在研究方法和論述語言上也還要強化其學術性，提升其質量。否則野人獻曝，雖熱情可感，氣力恐不免於虛擲，久將難以為繼。

    另一方面，歷來金門書寫中強烈的人文情懷，在區域研究中應予保持且予發揚。但過去較強調金門歷史的特殊性，多未能把一些金門問題關聯於“國家和國族認同的問題、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的問題、公民意識形塑的問題、革命和社会動員的问题等”更普遍的命題或範疇中去處理，仍使得金門研究不脫狹隘之地方史格局，有與台灣史那種“台灣人的悲哀”異曲同工的氣味，卻是應該超越的。

    此外，就像前文所介紹的徽學、泉州學，其表彰的，有許多其實只是中國社會或文化中的通性，或一個比泉州徽州更大的區域之閩南區域特色。過去金門研究中所調查、挖掘的，也常只是閩南文化的常態或中國社會文化之通例。金門過去曾經因它是戰區而獲得特殊政經身份，如今它何以能視為一個特殊的文化區，仍是有待論述的課題。

    我期待新一代的研究者能積極處理這些課題，把金門學真正建立起來。從我前文所引述的江柏煒《台湾研究的新版图:以跨学科视野重新认识“金门学”之价值》這類論文中，就可以知道青年研究者已注意到要跨學科地研究金門了。可惜跨學科是個過時的概念與方法，金門學也不是跨學科就能建立的，瞭解一下區域研究的進展，對金門學可能甚為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