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別湯一介先生

在北京香山臥佛寺見到湯先生时，他顯得十分疲倦。组織中外学者，住在臥佛寺開会，纪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當然令他忙碌不堪。可是我感觉他神思不屬，精神更多的是縈注在广场的学生身上。形势的发展，颇令他焦虑。

可是，雖如此，亦未减弱他析理论事時的清明。相对於许多碰上这個大题目就激昂腾沸的人，汤先生格外沉着。而他的沉，时时透露着一种緜密柔韧之感，立刻就吸引了我。

那时，我剛獲得蒋緯國张建邦诸先生的支持，整合台湾学界，领了一个团来展開两岸正式的学术交流。山上開完会以後，又移到北大校园裡，继续讨论这个历史与现实交織的话题，与先生的交谈自然也愈發多了。

我之前已讀过他關於魏晋玄学的许多論述，这时才知他非專家型学者，有更宏遠深刻的關懷。对他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也深表期待和敬意。

一個月多後，时局发生巨变。我又回到北京，带着淚水与激愤，設法走访各大学，尋找中国社會可能的出路。舊时慷慨激昂的朋友，许多沉默了，黯淡了，还有些则顾左右而言他，或替时势找理由辩护、在新時局中找好位置。

湯先生樂先生在這時所表现出来的品质，乃越發令我敬重。汤先生物故那天，新浪网找到我，告知噩耗，並要我谈感想。我特意说了湯先生不可多得、值得信赖这一点，也即是回想起二十多年前这一幕。往事歷歷呀，哪堪回首？

此後交往愈多。我自己出了一筆钱，托汤先生樂先生在校内設一奖学金，资助清寒優秀学生。遴选標準及發放方式由他们订，我没意见，也不必掛名。可是始终没成，因为别人並不真相信我。樂先生老家贵州的藍染十分精妙，我们曾想整理组織了出去展览或做研究，也没弄成。

诸如此類事甚多，却不影響我们的交谊。每来北京，我都期望能去拜访。有时深夜大雪，車幾乎不能行，亦不能阻止我去叩门。

我去任官，主管台湾的两岸交流事务後，有段時間被禁止到大陆，可是与湯先生樂先生仍常函电交往。其中還有些啼笑皆非的故事，颇可侧面看出彼时两岸微妙诡谲之气氛。

例如某次總统府转来一函，乃是哲学名宿程石泉先生寫的。當時程氏在东海大学教书，该校擬聘湯先生来客座。程先生可能是不贊成校內某些人，於是逕自上書當轴，反对两岸交流，而以汤先生當靶子。謂汤先生係特务，豈能聘之来台？我認識程先生，对其哲学造诣甚表敬重，不料他竟來此一招，實生意外。

後来经我處理，湯先生赴台交流當然便无问题了，但他好像也没来成。我自己辦南華与佛光大学时，亦屡次商请。有回碰到吕正惠先生，他还開玩笑问我有何本事，竟能讓国科会同时批准湯先生與樂先生同时来台客座。我有苦难言，因为二老终究没能应我之邀，蒞台讓我的学子一睹风采。部分原因是老病，一部分则是這乌七八糟的时世使然。

卸去官职，也辞掉大学校长以後，卻是由汤先生邀我再来北大的。他主持蔡元培講座、汤用彤講座，每年约一健者来主講，講畢出书，已成品牌，乃北大一盛事。邀我，自不免有做人情给老友之嫌，起码我自己是这麼理解的，故甚是感荷。

講畢，把講稿整理成《文化符号学导论》，汤先生還撥冗撰一序文推薦之。此时我才發现，他不完全是為了照顧朋友，而是有一個学術上的用意。

他除了自己做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研究外，一直关心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出路问题；对于中国人如何消化西学，进而构建出一套方法或主张，也一直在努力覃思中。为此，他还主编过许多相關的書，推动大家一齊来探索这些问题。例如他编过一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東渐史》，分论现象学、实在论、後现代、後殖民、基督教哲学、進化主義、结构主義、马克斯主義、德意志观念论等在中国的发展，凡十四卷之多。可是了解与反省这许多思潮進入中国之後，他更关心的，乃是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

这就需要有些自鑄偉辞的本领了。他晚年喜歡做跨文化对话，樂先生主编的《跨文化对话》，幾乎每期都看得到他积极参与其间。对话，一方面要用别人聽得懂的语言，一方面又须有与别人不同的话语意谓，否则一会无法对话，二会使对话无意义。因此，湯先生似乎颇寄希望於诠释学和符号学，希望我们中国人也能發展出中国的诠释学与符号学来。

诠释学方面，湯先生已自有論述了；中国符号学，他就想讓我来。除了辦講座、替我写序以资鼓吹以外，他還约请东方出版社編一套《中国文化符号学业书》，推荐我去主事。我做中国文化研究而取徑於符号学，其實赏音甚寡，汤先生出於此種学術公義之赏会，实有超乎私谊以外的价值，故特令我铭感，亦讓我體會到他做為近幾十年大陸重要的文化推手之苦心。

爾後先生主编《儒藏》，亦命我協参末議。雖然我献替无多，但因此見識到了整個编辑的阵仗，对我也是十分難得的经验。湯先生身体一直很不好，接这個大项目时，早知今生是做不完的，只以精华版作为鞠躬尽瘁的目标。當時情境，我以为只能用“壮烈”来形容，是白髮老帥，頂著西風出征。而编修此書又繁難无比，古籍整理与哲学研究，在大陆，早已拆成两个專业，如今欲统合聚力，共襄盛举，谈何容易？

我看先生任事之勇、执事之勤，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学人乃越發地生出感慨。先生過世时，有些评论者不知轻重，會说些玩侮语。例如去扯文革时期先生参加过“梁效”啦，著作成就又未必称得上是大师啦一类话。殊不知文革是天火劫烧，不及逃避者，惟可悯痛，豈堪深责？而著作，其实亦僅是学者事業之一環。大学裡頭评價一位教授，不会只看著作，必还要考察他在教学和服务各方面的表現。我们談一位学人的成就，亦是多方面的 。

汤先生的魏晋玄学研究，隋唐佛学、道教研究，在国内均有開拓之功，不可抹煞。其尤可贵者，则在於他還不只是哲学史家。

许多人可能会把他跟其尊翁汤用彤相比，認为用彤先生之考史更为精密。但我覺得用彤先生畢竟较窄，於儒道方面致力较少，主力只在佛教和印度學。而更重要的，是他仍是哲学史家的路数。汤一介先生善於继述父志之外，卻还能表现为一位哲学家的格局，這是他超越乃翁之處。

哲学家，要面对的是哲学史上没有的，他自己那个时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還必须是真问题。许多人辛苦了一辈子，或答非所问，或追著的是別人的問題，或根本找了个假问题，紥了個稻草人，亂打半天，掷精力于虚牝。湯先生其实正是我们这個时代裡少数真诚思考问题，也有答案、有方向的哲学家。他的答案，也许平实无華，故被大家看轻了，但绝对不容忽视。

而著述之外，汤先生可还要做许多事呢！例如那一套套大型叢書，组织人力、分派题目、编修讨论、删润改订、出版校正、与出版单位交涉，跟率大军出征差不多，是极耗神的，贡献不在自己个人著作之下，甚至比個人著作更重要。至于讲座之安排、跨文化之对话，其耗时耗力，亦与编书相仿。

記得有次我来北大，他到勺园看我，聊起来才知他還安排了许倬雲先生来做另一系列演讲。許先生原是我佛光大学教授，故雖同在客中，我禮貌上仍應去看看他。因此便請汤先生领我同去。暗夜凉风中，我们穿过草地，松枝轻轻拂着头顶，仰望星空，悠悠黯黯，绕来绕去，才到達許先生招待所。我与许先生谈些他家世的事，汤先生则忙着张罗他的起居。因為许先生行动不便，要替他多些考慮。我看着、听着，感慨良多。乱世同懷，氣類之感、文化之思，把汤先生和许多仍有理想有热情的文化人聚合到一起，汤先生无疑地是这批人中的枢纽。

他平實敦厚，实则热情无限，能真诚地關懷人。我在北京寓居，他怕我寂寞，常要我去他府上吃水饺。有次還特意租了车，帶我與小女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又知我想办书院，亦竟抽空与樂先生一同陪我去鳳凰岭覓地、看寺院，瞧瞧有无合作之机。似这般费心盡力，真把同道当回事，要花多少精神、耗多少时间？其中甚且有时還是要担风险的！某次他邀龍應台等人在大觉寺辦会议，就被安全部门包围起来了。所以处世不易，为人为学皆难，不是局外人所能体会的。

    先生開弔時，我在外地。下午才趕回北大哲学系，去靈堂拜谒。但见大門緊闭，阒寂无人。只有門前散置的花篮幛幡，零落中透露著潦草，但花香不絕、蝉鸣也還未断。陽光在柳绦中亮晃晃地，证明此地並非梦境。我對着靈堂深深鞠了個躬，自此與先生永别矣，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