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大畜卦的彖辞与象辞。

大畜，乾下艮上。乾有健动之义，艮却是止，把健动不已的力量止住了，就是蓄势待发之状，此所以为大畜。韩愈《雉带箭》诗曰：“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讲的就是这种状况。这卦与小畜是相对的，小畜是巽在乾上，巽有柔顺之义，故不尽能畜止乾之动能，仅能成为小畜。

卦辞彖传说此卦“大畜刚健，笃实光辉，日新其德”，说明一个人应如何取法于大畜之象，充实自己，蓄势待发，言辞甚美。象传也同样有这样的话，它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这两句都是说人应自畜其德，但方向略有不同。彖传所言，偏于内，通过日新其德的方式；象传所说，则偏于由读书识理之方式。

前者，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大学》。《大学》一开端就说人应“明明德”。然后告诉我们：“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工夫有本有末，本是什么？就是修身，所以“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先要明自己的德，之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

讲完这番见解之后，它即引经据典，用庄子所说“重言”的方式来补充、强化此理：“《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这段论述虽未引用《易经·大畜》，但你看它是不是恰与彖传相呼应呢？彖传说的“日新其德”，也属于这种自明的工夫。且不管它是否也像《大学》一样，将治国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之事收摄于己，以自新其业、自明其德为本、为始基。其言大畜，偏于内省自新是无疑的。

象传所说则不甚相同，讲的是多从前人的言行中去认知、理解，通过这种方式来畜德。这让我们想起的，应该是《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至乎礼而上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荀子这篇，讲做学问，主要从读书来，由诵经到读礼。这读礼之“读”当然不只是诵念，还包括了演礼习礼、對古人在礼上的实践状况之分析等等。但无论如何，它与《大学》偏于由内在去日新其德是不同的，较偏于由外部的书本、礼仪规范等处去进行学习（只不过，它与后人一般说的读书也不一样，因为后世读书主要是知识性的导向，荀子则仍是道德的导向，因此说“学至乎礼而上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与《大学》论学重在“明明德”并无根本分歧）。

这两路，后世便逐渐分化成“尊德性”与“道问学”。例如宋代朱熹和陆九渊学问路向的差异，许多人就认为是因朱子偏于道问学而陆九渊偏于尊德性；宋明理学与清代朴学之不同，看来也是因宋明理学偏于尊德性，而清代朴学家偏于道问学，故以文献考据为主。两条路子上的学者，彼此不服，相互争鬨，遂成为宋元明清重要的学术史景观。

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词，出于《中庸》，原文是：“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依原文，乃是说君子应该既尊德性又道问学，既广大又精微，既高明又中庸。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非相斥或相反的两件事，而是君子都应该具有的本领、工夫或条件。如果能博不能精、能高不能庸，都只能视为缺憾。这是我们应当明白的第一点。

其次，尊德性和道问学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两种工夫或途径。其目的是什么呢？郑玄在《礼记·中庸》注中说过：“德性，谓性之至诚者也。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把道问学之道字解释为由，就显示了他也认为道问学指一种方法，道字与尊字相同，指通过尊与道之法去发扬人的善性。这善性，《中庸》称为诚，又称为明，明与诚合，不可分，故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若结合《大学》，则可以说自己拥有的明德（诚）就是性，把此明德之诚发扬光布、显明出来就是教、就是学之功了。依此观之，尊德性固然重在德性之彰明上，道问学也非只是知识记诵而已，大畜卦象辞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因此，由后世学术史的发展看，《大学》《中庸》《荀子》等可说都是继承并发展了大畜卦彖辞象辞的义理，可惜此义在其后竟渐歧为二路，未得其全，将来我们可别再重蹈覆辙才好。

然而大畜之畜，义理深邃，尚不仅止于此。因为以上所说，都还只停留在“自畜其德”部分。大畜之畜尚有一面向，那就是由身外求之：日新其德或多识前言往行，均是自己进德修业而已，但君子大畜，另有一法，引他人水灌自家田，合众力以助我丰盈壮大。

大畜之卦辞曰：“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不家食，指能养贤，使贤士都不在他自己家裡吃饭，愿来接受我之供养。故此卦还是个养士亲贤之卦。能如此，自当大吉，无往不利。

由卦辞和彖象辞的比较看，恐怕《周易》原先仅强调这一点，后来孔子或孔门后学作十翼时才发展出自己也应进德畜德那一面来做补充。补充得很好，但仔细想来你就会发现：养士亲贤本身也即会对自己畜德有帮助。故养贤虽说偏于由外部找助力，终究仍是作用于己身的，养贤本即是进德之良方。

但古仅说养贤，不及着重讲自己进德，却甚有深意。

后世论为学，多偏于自己用功这一面，若一个人不好好闭户读书或静居修德，而整天跑出去交朋友，请朋友吃吃喝喝，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必然会遭师长痛责，认为不务正业。论教育，也一定是教你如何秘密用功，好打败其他优秀的“竞争者”。

殊不知，在社会上、在人生道路上，自己有本事，远不如有有本事的人愿意帮你。假如你什么都不会，什么本领也无，却有能让别人帮你的本事，那就无往不利了。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邦的个人条件，何能比诸项王？但刘邦终能成就大业，凭什么？不就凭他能养贤用人吗？他用的人，个个比他强；项羽的手下，个个比他弱，而胜负之机，岂不在斯？小说中的刘备、唐僧、宋江，大抵也是如此。

世上自己有德，而不能养贤、不能藉此畜力者太多了，故纵使德才再高，人家也不服你、不助你。其德其才，便只好孤芳自赏，或成为自嗟自怨之资、成为别人嫉恨你的材料，那又能有什么用？

于此观之，大畜之义，深乎远也。后世墨家特别提倡“尚贤”，就本于此卦。大畜卦彖辞：“刚上而尚贤。”墨子发挥之，写了《尚贤》，今存上下篇，不但将尚贤养贤视为“政之本”，也就是理政治国成败之关键，而且还由此发展出为政应不贵血统、亲疏，只重才能的观点。

这个观点，在春秋之贵族政治社会中当然是具有革命性的。当时君王是家天下，贵族都是亲故勋戚，可是墨子说：“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只有将血缘导向、身份导向，转为才能导向，尚贤而用之、养贤而亲之，国事才有希望。否则老百姓灰心解体，国家绝不能治。

墨家此种激进言论，事实上儒家也有。汉人就常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公羊家尤其大谈“退天子，贬诸侯，讥世卿，讨大夫”的春秋大义。此皆《周易》尚贤养士理论的发挥，在政治学上有其重要价值，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