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與文學的關係
——以《文心雕龍》文勢論為例
龔鵬程
一、
書法與文學的關係十分複雜，許多書法名蹟本身就是美好的文學作品，如王羲之《蘭亭集序》、蘇東坡《赤壁賦》之類；許多文學名篇也都有書家樂於去寫它，如《洛神賦》《歸去來辭》《赤壁賦》等等就有無數書家寫過；至於詩文與書藝結合，更是中國書法主要的表現方式，書法作品很少單獨寫字，通常總是抄寫詩文。諸如此類，過去我已寫過不少文章討論了，收入《有文化的文學課》和《墨林雲葉》等書中。現在換個方式談，以《文心雕龍》為例。
劉勰《文心雕龍·定勢篇》是文論史上的重要篇章，羅宗強先生《讀文心雕龍手記》中即曾高度讚揚之，很能代表龍學界普遍的看法。他說：“劉勰論體貌而涉及‘勢’，把勢這一概念引入文論中，把它與‘體’聯繫起來，這又是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上開出一全新之境界”。
對此，我卻有些不相同的意見。因為：把‘勢’引入文論中，且把它和‘體’聯繫起來，早在漢末已然，不始於劉勰。《文心雕龍·定勢篇》自己說得很清楚：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眾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勢貴強，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
可見在漢晉之際，以勢論文，或言‘體勢’者實已甚多，非劉勰始發明之。
而且，專家常是狹士，不太熟悉其他領域的情況。而我們若把視野稍稍再放大些，不只盯著《文心》，或只在所謂的文學領域裡看問題；我們便會又發現另一種當時熱門的文字藝術：書法，在漢魏晉之間即早已大談特談‘勢’與‘體勢’了。
最早的書勢論著，是崔瑗的《草勢》。論草書而以勢去掌握，為什麼？底下會談。只是此篇一出，風氣即成，一時竟有蔡邕《篆勢》《隸勢》《筆論》《九勢》、衛恒《四體書勢》、索靖《草書勢》、成公綏《隸勢》、王珉《行書狀》、楊泉《草書賦》等等接踵繼出。王羲之亦傳有《筆勢論》（《书苑菁华》本十二章，《書譜》云十章）。乃是漢魏晉宋齊梁間緜亙不衰之話題，也是書法藝術的核心理論。後來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三已專收书势類文獻，有晋卫恒《四体书传并书势》、索靖《草书势》等，而其實文獻尚多，遠不止此，因為《書賦》之類，一般也都視為筆勢論。
崔瑗《草書勢》：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多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或𪑜𪐴點𪑮，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郁，放逸後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索靖《草書勢》：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婀娜以羸羸，欻奮舋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向，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窳窿揚其波。芝草葡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以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竊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鼬相奔趣。淩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者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
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間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蔡邕《篆勢》：字畫之始，因於鳥迹，倉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效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鷹跱觶鳥震，延頸協翼，勢似淩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蚑蚑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群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湍漈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蘊，懿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楊泉《草書賦》：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蹤竦而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擇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楊枝。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餚易，如長溜之分歧。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傅枝。衆巧百態，無不盡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王僧虔《书赋》：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风摇挺气，妍靡深功。尔其隶明敏婉，蠖绚蒨趋。将蒨文篚缛，托韵笙簧。仪春等爱，丽景依光。沉若云郁，轻若蝉扬。稠必昂萃，约实箕张。垂端整曲，栽邪制方。或具美于片巧，或双兢于两伤。形绵靡而多态，气陵厉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献体也贵壮。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
梁武帝《草書狀》：疾若驚蛇之失道，遲若淥水之徘徊。緩則雅行，急則鵲厲，抽如雉啄，點如兔擲。乍駐乍引，任意所為。或粗或細，隨態運奇，雲集水散，風回電馳。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葡萄之蔓延，女蘿之繁縈，澤蛟之相絞，山熊之對爭。若舉翅而不飛，欲走而還停，狀雲山之有玄玉，河漢之有列星。厥體難窮，其類多容，炯娜如削弱柳，聳拔如裊長松;婆娑而飛舞鳳，宛轉而起蟠龍。縱橫如結，聯綿如繩，流離似繡，磊落如陵，暐暐曄曄，弈弈翩翩，或臥而似倒，或立而似顛，斜而復正，斷而還連。若白水之遊群魚，藂林之掛騰猿;狀眾獸之逸原陸，飛鳥之戲晴天;象烏雲之罩恆岳，紫霧之出衡山。巉岩若嶺，脈脈如泉，文不謝於波瀾，義不愧於深淵。
而當時書家與文士本來就是幾乎重疊的群體，其間的關係錯綜密和。例如王羲之的书法老师是卫夫人，而卫夫人还可能是王羲之的姨母。因為陶宗仪《书史会要》已说“卫与王世为中表”。 卫夫人所嫁的江夏李氏，也是个书法世家。卫夫人之子名李充。李充的从兄李式、李廞等都有书名。发展至唐代，江夏李氏更出现了李邕那样的书法大家。李充本人則與王羲之關係甚密，《晋书·王羲之传》说：“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而這位李充，也就是在文學界赫赫有名、寫過《翰林論》的那位，劉勰非常佩服他。
既然如此，書家所談的這些體勢論，自然也為深文士所熟悉。像鮑照雖不以書藝名，卻也有《飛白書勢銘》這類文章深刻闡述飛白書體的體勢美。至於文章好書法也好的梁武帝，當然也有《草書狀》這種探論書勢之作。
風氣如此，文士論文，籀言體勢，殆亦同風。如陸厥與沈約論聲韻書即已云：“自魏晉屬文，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
故《文心雕龍》論勢，本非獨得之秘，亦非首倡之音，乃是隨順風氣，承聲嗣響，與這一大批書法體勢論有著“接腔”和“對話”的關係。
二、
明白了這麼個整體情況，《文心雕龍》專家們對《定勢論》的許多爭議就好懂了。
羅先生曾感慨道：“《文心雕龍·定勢》的勢究何所指，學界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它與‘風骨’範疇一樣，同是《文心雕龍》中最難解也是歧義最多的範疇。”之所以爭議那麼大、之所以感到難解，我以為都是因為不知上述文藝理論之大勢使然。
於是首先在詞源上就亂解一氣。始作俑者便是黃侃先生。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說勢，非常迂曲，曰：
《考工記》曰：“審曲面勢”，鄭司農以為審查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是以曲、面、勢為三。於詞不順。
蓋匠人置槷以縣，其形如柱，倳之乎地，其長八尺以日影。故勢當為槷。槷者，臬之假借，《說文》：‘臬，射埻的也’，其字通作藝。《上林賦》：”弦矢分，藝殪僕“是也。本為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則引申為凡法度之稱。……
言形勢者，原於臬之測遠近。視朝夕者，茍無其形，則臬無所加，是故勢不得離形而成用；言氣勢者，原於用臬者之辨趣向、決從違，茍無其臬，則無所奉以為準，是故氣勢亦不得離形而不獨立。文之有勢，蓋兼二者而用之。
經過黃氏這麼迂曲糾繚的解釋後，范文瀾注及郭紹虞《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都把勢解作“標準“。
劉永濟《校釋》則不同意，謂黃說“雖合雅詁，非舍人之旨也” ，因此把勢解為姿勢。
王元化、王金凌、涂光社、寇效信等人又將之解釋為風格。
詹锳《文心雕龍義證》乃另出機軸，找上《孫子兵法》，認為孫子對形、勢的分析才是《文心》之主要來源。百度百科也採用了這個講法。
桓晓虹《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与古代医论》更有趣，他認為勢是在类比思维基础上借助医论建构了生命体之“势“。指由情、辞、气、意、宫商、朱紫等构成的生命体所显示出的一种整体效应、状况或特征,一种和谐健康之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 生的活力、感染力、生新潜力等等。故有刚柔、奇正、雅郑之势，有总一之势、兼势，有离势、讹势、怪势。鉴“势”之法則是从望闻问切四诊法类比性发展而来的“六 观”。收入《河南社会科学》2013版。
由於眾說紛紜，所以台灣王夢鷗先生《文心雕龍》乾脆跳開來，主張《定勢篇》以上均論“心”之問題，此篇以下均論“文”之問題。所以《體性篇》講因性成體，本篇講文章之構成與表達方式。他所說，完全不涉及以上諸家所談的問題，不再討論什麼叫做勢了。
三、
劉永濟先生不讚成黃侃之說，是對的。黃說迂謬，本非雅詁。因為勢字並不生僻，不須先把勢說成是槷之誤，再把槷說成是臬之假借。
勢字在先秦已用得很普遍了，更已經是學術思想上重要的觀念詞。《老子》已說過：“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管子》且有《形勢篇》，故劉勰不可能反而要像創造個新術語那樣吃力且勉強地去講勢。
所以劉永濟先生說勢即姿勢，詹锳先生說劉勰論勢本於孫子，也都是不知古人論理之脈絡使然。
案：勢字含義豐富，論者各有發揮，老子管子是一路，孫子是一路，另外韓非還有一路。
老子與管子講的勢，都是由天道說，故《管子·形勢》開篇即講：“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冬秋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後來《淮南子·原道篇》說：“萍樹根於水，水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庶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燃，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這裡的勢，都是指符合道之原理、天地之性而呈現出的一種態勢、狀態。
《莊子·秋水篇》說：“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然也”，也是如此。勢，猶言狀態。這種用法，早在《易經》中便已如此。如坤之象傳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的狀態是坤，此為自然之形勢、狀況，人則只能遵循這種態勢而行動之。
兵家論勢，卻頗不同。詹锳以為孫子論形勢，乃《文心》之源，殊不知兵家說的形是形，勢是勢，《孫子》分別有形篇和勢篇，與管子合言形勢者不同。
《形篇》講的也不是一般談《孫子兵法》的專家說的什麼兵陣形勢和地形，它講的乃是一種狀態。亦即要作戰時先得把自己變成一種狀態，創造出一種優勢的條件，先為不可勝（別人不可能打敗你），然後待敵人之可勝。等到敵人有可攻之機了，再一舉摧毀之。這是原則（道），其‘法’則是由度（土地幅員）、量（物資）、數（兵員眾寡）、稱（軍力比較）、勝（勝負情況）五方面去計算。計算出來有絕對優勢了，打起來，當然就像在山頂上開了水庫閘一般，一下就能把敵人淹沒了。
如此“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即是《形篇》的大旨。《勢篇》呢？形篇偏重於從客觀條件說，勢篇就側重主觀面，譬如人有強有弱，國也一樣，但小國弱國，若鬥志高、戰術巧，就絕無取勝之機會嗎？《勢篇》要談的就是這個問題，像昆陽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均是如此。故孫子曰：“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本篇談的，恰是形篇之反面。
勇怯，只是心理上的勢；奇正則是戰術上的勢：“五味之變，不可勝嚐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這是孫子論勢兩個重點，另一重點在於由力量說勢。
勢字字形中就藏有一個力字，可見勢字本身含有力量這一意思。但這個意思是後起的，《說文解字》即講過：“經典通用執”，段玉裁注：“《說文》無勢字，蓋古用執為之。”古無勢字，只寫成執。
後來對勢的力量含義越來越強調了，才加上力。孫子就是強調勢之力量義的人之一，所以他說：“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又說：“勢如弩”。善於用勢的人，就須善用這種力量，方能以弱勝強。後來《李衛公兵法》說：“以弱勝強，必因勢也”，即承此一路思想而來。
這一路，與上述將勢看成自然之形勢、狀態者迥異。他們比較接近孫子所說的形。如莊子說的時勢，孟子說的“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镃基，不如待時”，都是指客觀存在的形勢時勢；孫子則是要靠自己的勇力與智巧去突破它的，自己造勢。
法家亦喜言勢，而著眼點又勿同於上述二路。
一般說法家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韓非綜合之。勢，在這裡主要是權力概念，指君主的權位、權柄、權力。
這裡，勢字自然也有強烈的力量義，也是操之在我的，要人能善用這個勢去駕馭臣民。所以《韓非子·八經篇》說：“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這任字，不是放任之任，而是依憑，故曰：“君持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治也；勢者，勝眾之資也。”
法家把統治看成是君王一個人對治無數臣民的較量。靠的不是智慧、德行與才能；而是占妥位置、掌握權勢，然後利用賞罰二柄、法律制度和一些手段來統治。一旦失勢，就一切都完了。
他講的得勢和失勢，是勢的另一義。男人的陽具就叫勢。有這個，男人才能縱慾、任性；一旦失勢，欛兒被人抓住了，甚或閹了割了，那還能幹嘛？
古代五刑，確立甚早，其中宮刑便稱為去勢，《周禮·秋官·司刑》注即說宮刑乃“丈夫割其勢”。此乃勢字之另一義，一切雄性都適用，例如《釋文》解釋豮字時就說：“豬去勢曰豮”。
政治主要是男人的權力遊戲，故法家即借用了這個概念，以得勢失勢來討論君王的統治技術。
以上這些，是古代論勢之基本路數，劉勰像哪一路？
他誰也不像！因為他根本不源於兵家，也非道家之言道勢時勢，更非韓非慎到之言法術。我們做學問，須“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同一個勢字，在不同的思想流脈中是會有完全不同含意的，故不能只看到字詞之同或似，便隨意說淵源論影響。
四、
書法之以勢論藝，又與上述各路思想不同，且是中國藝術理論真正的起源。
早期所謂藝術理論，其實大抵只是論音樂的一些言論。音樂當然可說是藝術門類中的一種，也是六藝之一，但畢竟只是之一，且譚樂的這些言論還不能說就是針對“藝術”這件事的討論。這就好像我們講文學批評史時，總會說曹丕的《典論·論文》是第一篇論文之作。不是說它之前就沒有人論文，而是他才專門寫一篇文章來論文，且文章就叫《論文》。
漢人的書勢，情況相似。原因在於他們創造地用了這個勢字。
前文已引過《說文》，說古代並無勢字，經典均用執字代替。而執字，許慎就解釋為種也，指種植。這個字，事實上也即是“藝”的本字。換言之，古代“勢”與“藝”原本就是互用相通之字。
可是老子、孫子、孟子、管子、莊子、韓非子……等上面提過的那些人都不看重這一點，也從未想由此去論勢談藝。直到東漢，才開始以勢論藝，由勢這個角度來描述或掌握書法這門藝術。
反過來說，書寫由來已久，但把它看做為藝術性的存在，或成為一種社會活動及審美追求，則始於東漢。這一點，看看趙壹的《非草書》便可理解。
也就是說，直到東漢，書法才被人們由藝術這個角度去審視、去追求。而如何由藝術這角度去掌握書法呢？由崔瑗開始的各種《書勢》便可證明。
書法是寫字，但寫字主要是指物、敘事、通情、達意之類的實用功能。若能在這功能之上，再加以美感之追求，它就有藝術性了。選擇“勢”，也就是藝這個字來講“藝”，再切當不過啦。寫字之藝術化，也由此時才正式發端。
由勢論藝、以藝求勢，遂因此是這批書勢著作共同的方向與內涵。
其論勢，均是分體說之，篆勢、隸勢、草勢、各不相同，對每一體的藝術美各有不同的規範。
例如衛恒說隸書之勢是“何草篆之足算”，與草書篆書都不同。因為隸書有“砥平繩直”者，有“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者，草或篆就不會有這種平衡的或堆積的美感。
反之，草書“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歌” ，這種不平衡的美感，或“獸跂鳥峙，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的動態美，也不是隸書能有的。
後來劉勰談文章，淵源顯然在此。他同樣由體講勢，謂“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什麼文體，會形成什麼樣的美感，這就叫作勢，是勢必如此的。故凡作文作字，無不即體成勢或循體成勢，逆勢則乖體、失體，劉勰稱為‘失體成怪’或‘訛勢’”。
由這方面看，每一體之勢是固定的，劉勰因而把他的篇章稱為《定勢篇》，希望寫作者都能依循此種定體定勢。
如此立論，當然是有針對性的，因為他那時的作者都亂搞一氣：“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所以他希望能予矯正。《定勢》之定，宗旨斯在。
若以孫子所說“奇正”來衡量，劉勰的主張是正，反對奇。認為文人好奇之結果只是：“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大路不走，只想抄捷徑；可以說得明白的不說，卻常要反著講，都非正道。因此他主張“執正以馭奇”。
這是順著各種書勢論講下來的文勢論之當然主張。
不料如此當然之理，許多《文心雕龍》的研究大名家竟看不懂，竟理解成相反的東西了。例如黃侃說：“吾嘗取劉舍人之言，審思而熟察之矣。彼標其篇曰定勢，而篇中所言，皆言勢之無定也。”文勢怎麼能又怎麼會無定呢？什麼文體就該有什麼勢，否則如何說正？又如何批評別人“訛勢”？
原來黃侃把劉勰“循體成勢，因變立巧”，理解為不能用一定的勢去寫各種不同的體，所以說勢無定。這是黃先生對宋明以後論文勢者生出的心理反感在起作用，跟劉勰無關，劉勰自是主張文勢應定的。
五、
但劉勰之定勢說，較諸漢魏以來的書勢理論，仍是有發展的。
發展在哪呢？在於體勢雖然已定，卻不妨兼通，只不過兼通也有兼通的原則，不能亂來。也就是：兼體雜勢也仍是有定、有原則原理的：
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
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
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售也。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第一段說體有定勢。第二段說大才則可兼通。第三段說不能亂通。第四段說兼通的原則仍是循體成勢。第五段再強調一次，說兼通鎔鑄應以本彩為地，是在本來該有的勢上作變化。
這個講法，在書法理論中或許要到孫過庭《書譜》才得到呼應，主張兼體異勢熔鑄為一。孫氏說：
趁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回互虽殊，大体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若毫厘不察，则胡越殊风者焉。至如钟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自兹己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
強調通體、兼善，正是劉勰的呼應者。至於如何兼通之細節，後世書法理論於此則大有馳騁的空間。當時之所以能有此種觀念可能與《裴将军诗》這類作品有關。《裴将军诗》传为颜真卿书，现有墨迹本和刻本。刻本較好。清宫旧藏墨迹本則伪劣不堪，为后世按刻本伪造。明人王世贞曾评它"书兼正行体，拙古处几若篆籀，而笔势雄强健逸，有一掣万钧之力"，正是兼體的範例。
其實，在此之前也有篆隸雜糅,以追求文字的裝飾意味和審美效果的作品。以墓誌為多。這類墓誌多出現於隋末唐初,以《禕士華墓 誌銘》《順節夫人墓誌》為代表,書體多參雜篆隸,或直接三體雜糅,初唐大書法家歐陽詢所書《房彥謙碑》 亦與此接近。于隶书中掺入楷法，起笔往往直笔一顿而下，捺笔重按迅起，有魏碑笔意。转折与钩法，隶、楷兼施。欧氏传世隶书极少，故本碑十分可贵。但純就書藝看，不免呆板，有時還顯得怪，所以後世學歐陽詢字的人固然千千萬，卻幾乎沒人練他這一路。兼通之途，似乎還得等到唐代中期以後。
六、
由書法理論開展出來的文勢論、重新啟沃書法理論，這或許也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吧！
而這又可以給我們什麼啓示呢？
文學與書法，都是文字的藝術，因此其關係異常緊密。而且這種關係不是兩類事物間的關係，有內在之共同性和通貫的理路。文勢論與書勢論，就是一個開端，預告了後世中國書法史和文學史的命運。
後世文論與書學，似此者不勝枚舉，乃是理解文學史和書法史的關鍵及大脈絡。例如書勢文勢之外，筆法結構與詩法文法、書象理論與詩文意象說、書家凝神釋慮說與詩人治心養氣說等等，都可像我這篇文章這樣，一一考論下去，而明其相通相衍、回環轉注之跡，把書論史和文論史都好好重講一番。
可惜近代學科分化，治文學之專家跟討論書學的朋友均昧此大勢，未甚憭然。反而是有《文心雕龙与六朝画论在“形神论”意义上的美学比较研究》《漫谈文心雕龙和南朝画论》《中国古代乐论画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等一大堆攀扯畫論的文章，令人不知說什麼好，傷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