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復興
復興，是近代較流行的詞彙，台北就還建了一座復興崗，也就是復興基地的意思。但這個意思古代較不通行。古代一般只說中興，例如夏朝少康“一旅中興”、漢光武帝“中興炎漢‘等。復興是較西式的詞，意義大抵採自歐洲之文藝復興。
但不管中興還是復興，前提都是國勢或文化已衰，所以要通過一種行動來振衰起敝，再現榮光。不過，復興更含有強烈的恢復之意，故其行動通常有一個往古的精神典範在導引著，希望恢復那種曾經輝煌的樣子。
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想恢復的典範是古希臘。當時希臘文明早已滅絕，文獻僅存於阿拉伯世界；歐洲人通過搜集、挖掘、翻譯、整理、闡釋，逐漸恢復其精神樣貌。而亦在此同時歐洲人就重塑了自己，把恢復的古希臘文明跟當時人的精神需求、審美導向、文化內涵結合起來。於是復古變成了開新。歐洲這五百年的榮景，都得力于這場運動。
可是歐洲文藝復興了，強大起來了，中國卻遭了殃，頗受欺凌。而中國近代積弱不振、受盡壓迫的知識分子遂也想到了文藝復興，也想在中土發動一場文藝復興來振洗恥辱。
晚清留學日本的革命黨人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其實就已展開了文化復興運動。當時稱為復興古學，效法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挖掘整理古希臘文獻的方法，也去挖掘中國古代文獻、講述古代的學術思想、闡揚文化精神。古學之古不是對古代的泛稱，而是專指秦漢以前。例如諸子之學、百家爭鳴，就極類似希臘哲人論辯的時代。當時天下尚未形成中央集權式的君主制，也令人一心想推翻帝制的革命家心生憧憬。因此發行《國粹學報》、收集刊印校訂諸子文獻，形成第一波國學熱的浪潮，而其內容主要就是先秦學術之復興。
接著五四運動，延續這個脈絡，提倡“科學方法整理國故”。
一般又把這個運動稱為新文化運動，強調它革命性的力量與意義，而忽略了他的復古性。但事實上，胡適自己用英文寫的介紹新文化運動的書，就直接把它譯為文藝復興運動。因為他一貫認為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文藝復興，像禪宗之出現、宋明理學之興起，他都以文藝復興來理解。五四，他認為就是中國最近的一次文藝復興，從此應該就可以走上類似西方近代這樣的光明強盛之路了。
可惜無論晚清或五四，文藝復興都沒有達成歐洲那般復古而開新之效果。原因何在？
歐洲文藝復興，是以古希臘羅馬為典範的。我們雖也以先秦為典範，講古學國學，可是講著講著就開始批判起來了。秦漢以後的文化固然要大批特批，先秦史事，也於不疑處有疑，展開了“古史辯”運動。否定上古史，認為多是戰國時期人偽造的。因此，先秦文化作為復興之典範，本身就很可疑。
同時，國學運動之前是維新變法，之後是新文化運動。雖然胡適把五四理解為文藝復興，但更多人理解的是一場壯烈的文化更新運動。因此中國的文藝復興，大脈絡乃是“新”，要變祖宗之法、改聖賢之教、革舊文化之命。
這種新，壓過了“復興”一詞中復古的含義，且越來越以復古為敵。原先以恢復古學為使命的“國學”或“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乃越來越變成清算古學，要揭古學的短，找出古學中存藏的鬼，打鬼、打倒孔家店。
於是文藝復興就逐漸變成了：不是要復興我們自己的古文化，而是要學歐洲文藝復興所復興的文化，努力向西方學習。
結果如何，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古代文化都已打倒了或拋棄了，向西方學習又學得非驢非馬，或者說一時學馬一時學驢。不是橘踰淮而為枳，就是歧路亡羊，甚或邯鄲學步，失其故我，文化斷層現象越來越嚴重。
最近二十年，大陸社會上逐漸興起的國學熱，可說即是針對這種現象的反省與文化自救。
新的國學熱或傳統文化熱，首先是由下而上的。例如對現代學自西方的教育體制產生了疑惑，開始想改弦更張，回歸傳統，於是有了兒童讀經運動、各種私塾之崛起；漸漸再由傳統蒙學教育之摸索恢復。走向對書院傳統的恢復與繼承，出現遍地辦書院之現象。
又如新文化運動以來，都是批判封建禮教的，把禮當做吃人的、束縛人的枷鎖。但這些年大家開始感覺一個社會要走向文明，人與人之間仍是要講禮的；中國過去被稱為禮儀之邦，而現在人都不講禮、不懂禮，實在可羞可恥。而傳統禮樂，敬事天地、報享祖先、禮拜先賢先烈、尊奉師長父母、對自己生命之冠婚歲時生活不苟且，都仍有其道理，對現代社會尤其需要。因此近年我們才會看到各處祭孔、祭黃帝、祭伏羲、祭西王母、祭祖，恢復制禮作樂、衣冠揖讓，而且希望把現代都市生活也逐漸禮樂化的行動。
又比如宗教，過去主張無神論，痛批宗教迷信，現在則發現人仍需要信仰、需要有所敬畏。而且宗教作為傳統文化之一重要部分，現代人竟對之一竅不通、毫無理解，怎麼說得過去？歐美人士若每週都不上教堂，《聖經》都沒讀過、都不知其內容，恐怕是不可思議的吧？然而現代中國人，問起佛道教，大概都如白癡，這還不該補補課？近年佛道密教之逐漸復興，即源於這種心理和社會需求。
而佛道典籍，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一部分。這些傳統文化典籍，我們早已陌生了，且不說《詩經》《尚書》《周禮》《春秋》這些，就是《論語》《孝經》《道德經》其實絕大多數人也沒讀過，僅知其一言半語而已。這也是今人在文化需求上亟待補充的。這些年南懷瑾于丹等人講經典之書如此暢銷，不論如何評價，都應注意到這是一種文化需求上對於匱乏之自我拯救，飢者求食、渴者求飲，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這種社會性的文化自救，漸漸也獲得了政府之支持與回應。國務院主建了中國國學中心，教育部在推傳統文化進校園，各大學在辦國學院、設國學專業，各縣市圖書館在開展書院式講學，各城市文明辦在編禮儀教材或推展家風家訓，形式多姿多彩。企業也頗多參與鄉村儒學、古村重建及鄉紳治理的。
這許多行動，事實上還有個國際性的大背景。一是全球化的發展，已使得國與國之間同質化愈趨嚴重，國家或城市皆已面目模糊，難以分辨，因此文化身分之自我確認和辨識就越來越迫切。什麼叫中國人？中國人到底該用什麼來說明自己？當西方人問起你的歷史、文化身世及思想內涵價值觀時，你總不能一問三不知，或以西方文化為自己的內涵吧！我們常誇口說自己已經是大國崛起，但大國的國民會對自家文化啥也不懂嗎？
另一因素也與此相關。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國際秩序是以武力來定的；四十年代以後，冷戰體系，便只以武力威懾為主，儘量不打。八十年代後，冷戰體制逐漸改為和平競爭，商戰和文化戰才是重點。國力之表現，經濟之外就是文化，兩者還常混合起來，越強的國家，文化產業越厲害。所以文化不是軟實力，而是硬道理。過去，孔子曾說過：“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現在我們憑什麼讓別人來欽服我們、願與我們為伍呢？靠核子彈嗎？
換言之，文化復興，過去走過不少彎路、錯路，如今外部形勢，內部需求各種條件皆已齊備，就讓我們大步向前，積極呼應時代之使命，努力做好這文化復興之大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