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

 　　今去南昌。貼小札記論海洋文化者兩則。過去我寫過一個系列叫做〈論一些關於中國文化的胡說八道〉，此當為其續篇。介紹常識，略開顓蒙，雖無當於學術，但在今似亦不可少。

一、黃與藍：海洋文化的誤讀

　　海是難以描述的，故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說：「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現在暫且由黃與藍的對比講起。

　　黃與藍，喻示兩種文化的關係。藍代表海，黃代表土地。我國許多地方是黑土，東北尤為典型。另有許多地方是紅土，如我老家贛閩一帶。黃河流域則為黃土。故土可用許多種色彩來代表，今姑以黃為代表，與海之藍相對。

　　這樣把海與土地對比來論文化，是近代中西文化對比的一種模套，非常常見。大陸一九八九年，還有大型電視片《河殤》，高舉“蔚藍色”大旗，倡議中國應該拋棄土地代表的農耕保守形態，奔向海洋，邁向現代化。九十年代，台灣也有一種海洋國家的論述，謂應與大陸型的中國切割開來，把台灣建立成為海洋國家。前者主張現代化，後者鼓吹台獨，都不約而同採用了同樣的論述策略。

　　這套論述的基本設想是：文明可分為大陸型和海洋型，中國屬於前者，西方屬於後者。大陸型的特徵是農耕，因固定於土地而保守。海洋型的特徵是商業，人因流動而富冒險性，故開放、勇於進取。

　　其基調如此，然後捃摭中西史實以填之。講來論去，竟好像中國之專制、保守、封建、帝制都肇因於我們是個農業的土地文明；西方之民主、科學、商業、進步便均與他們是個海洋文明有關。

　　近些年，熱心推動海洋文化發展的中國海洋機構、學術團體、政府部門，往往也採用這個架構，強調不能再局限於中原漢文化心態的大陸型觀點，應擁抱開放進步的海洋文明云云。

　　這些說法都是可笑的。首先是方法上不脫十八世紀的地理決定論，其次是對中西歷史均不瞭解甚或是刻意誤讀。

　　中國與西方一樣，都有農業、漁業及商業。把中西方之產業孤立化，講得好似中國只有農業，西方只有商業，不可笑嗎？

　　大家都說中國“以農立國”，但周以前那個王朝分明就叫做「商」。商人梯山航海，四處去做生意：陸地上，大規模去採昆侖之玉以為祭器，海上則以龜貝充財用，其貨幣就是南海之貝。

　　周代繼起，封太公於齊。齊之經濟特徵也仍是擅漁鹽之利的，與吳越相似。《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太公治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管子》也說：“漁人之入海，海深百仞，就彼逆波，乘危百里，宿夜不歸。”可見其海洋經濟之盛。

　　那些不靠海的內陸封國，固然無法如齊、燕、吳、越這樣大力發展江海經濟，但商業難道只有與海結合了才能發展起來嗎？像元明以後，勢力雄強的大商幫：晉幫，就與海沒啥關係，是大陸架商業。漢唐宋元間地球上最活躍的商貿路線之一“絲綢之路”，不也同樣是歐亞大陸架上的商業活動嗎？中國本身十大商幫，正有許多是這種內陸型的，如晉商、徽商、江右幫、浙江金華龍游幫、陝西幫等都是。說中國只有農業、大陸地只能發展農業，產生不了商業及商業文明，不像是夢囈嗎？

　　西方的問題更複雜，錯得更離譜。

　　一、西方對農業即使不比中國更重視，至少也不遜於中國。我國古代所謂農家之學，根本一本書也沒有留下來，這個學派毫無傳承，西方則不然。在希臘，有色諾芬的《經濟論》；在羅馬，老加圖、瓦羅、珂魯眉拉也都有《農業論》，西塞羅更翻譯了色諾芬的書。直到奥古斯丁寫《懺悔錄》仍把農業看成是高於一切的經濟部門。十八世紀法國重農學派亦沿續此一觀點，認為農業是財富的唯一來源和一切社會收入的基礎。在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之前，這是最西方最具主流勢力的經濟學派了，中國之農學從來沒到達這個地位與聲勢。

　　二、西方的商業是種特殊形態，除正常貿易與商業活動外，常伴之以海盜式之掠奪以及殖民活動。而鼓吹西方西方海洋文化的朋友，往往於此未予區分，混為一談。

三、西方之歷史，論者均由地中海看。誠然，歐西歷史起於地中海，古希臘、古羅馬均是如此，但其文化之發展事實上卻是一直往內陸走的，由南歐向北進入中歐、北歐，又向東北進入西亞、中亞，最後還要跨過蔥嶺，控制西藏及新疆等地。

　　因此，西方文明之代表區域逐漸北移、東移，環地中海區漸漸沒落。十八九世紀，能代表歐洲的，早已不是希臘、意大利，甚至也非西班牙、葡萄牙，而是佔據歐洲中心的法國、以及爾後的英國、德國。然後他們的視線再往東，注視著東歐以及整個歐亞大陸。

　　十九世紀末，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乃因此提出了著名的陸權論，認為：“誰統治了東歐，誰就能控制大陸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大陸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歐亞大陸）；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麥金德是英國人，但他不眷戀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權，反而強調陸地爭霸才是決戰點，而其地則在歐亞大陸的中心區。誰最可能佔領這個中心區呢？德國或俄國。但英國法國於此亦不能缺席，將霸權拱手讓人。

這即是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東歐中亞成了諸方勢力爭奪角力場的緣故。迄今為止，這套地緣政治論及陸權說，仍是歐西戰略思想的主流。相較之下，海洋爭霸的殖民史，一方面太古老，一方面不體面，歐洲人基本上是不談的，并無其文明係由海洋孕育並得到發展擴張之感。海洋論或海權論，事實上要到一九００年左右的馬漢，才作為一種對陸權論的修正而被提出。

　　為何海權論并不能替代陸權而僅是修正或補充呢？因為馬漢明確說了：海上力量不是孤立的，它十分仰賴陸地的“依託”。所以，假若一個國家雖海岸線長、港口多、港口條件優良、從事海洋事業的人口及產業眾多，卻無足夠領土做依託，那也是絕不可能發達其“海權”的。

　　馬漢是美國人，其說雖能突破歐洲陸權觀念之格局，但事實上也脫離得不多。其背後之思想史脈絡正顯示了歐西文明雖起於海洋，實際上卻是不斷朝內陸走的。

　　四、歐洲文化之內陸化發展，使得它們的海洋探險實際上非朝向海洋而是朝向大陸，其動力是想去印度與中國。後來陰差陽錯到了美洲，亦自稱是“發現新大陸”。

　　五、因此，歐洲文化後來之發展與其地中海起源其實關係不大，今人老是要由希臘講起，乃是受了文藝復興以來形成之歐洲史所影響，以為歐洲文化是由希臘、羅馬一線直承而下的。殊不知此乃文藝復興以後“建構”的歷史觀，真象絕非如此。

　　那麼真象為何？真象非常簡單，就在“文藝復興”這個詞裡。文藝復興表明了文化早已中絕，所以才需復興。復興什麽呢？整個古希臘、古羅馬，歷經漫長的中世紀，受希伯來、基督教文化籠罩的歐洲人早已不曉得了，所以才需要復興呀！希伯來文明當然當然不屬於海洋文化，它與埃及，在歐洲均被視為東方文化。而那古希臘，早就灰飛煙滅了（前404年，雅典向斯巴達投降，斯巴達成了希臘的霸主。其後各城邦陷入混戰。前338年，馬其頓大敗希臘聯軍。爾後亞歷山大並平定了希臘。但亞歷山大死後帝國隨之分裂，古希臘結束）。

　　古希臘的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古羅馬的法律，都是文藝復興以後一步步復興重建的。重建的材料，一部分來自考古與歷史研究，一部份依賴阿拉伯人的翻譯或文獻。重建以後，歐洲人以認祖歸宗的方式，把自己的文化譜系敘了起來，才形成今天我們看到的：仿佛一脈相承，源自地中海希臘的文明。實則那時歐洲不唯文化多元混雜，人種也早已混揉了。

　　六、地中海時期的古希臘古羅馬，在世界海洋文化中又都稱不上什麽，不能算是真正的海洋文化。因為規模小、航距短，屬於內海型航作，與大洋遠涉不是同一回事。相關的觀念、技術與冒險性均不可同日而語。與古代能做大洋航行的南島民族就不能相比了，更莫提中國阿拉伯長期從事的長途海上運輸及貿易活動啦！

　　據伊里亞德·史密斯《早期文化的移動》的研究：在新石器時代，從地中海到印度、到中國的沿海、到墨西哥、到秘魯，存在著一種環繞地球的"日石文化"，表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人類便能以獨木舟與木筏進行跨洋的航行。這種航海能力，至今仍然可以在波利尼西亞人身上看到。南太平洋海域，東起復活節島、北至夏威夷島、西至新西蘭，都分佈著波利尼西亞人。他們可以通過對潮汐、海流方向變化的體會，測知數百裡外的島嶼情況。由於對海流與季風極為熟悉，他們能乘獨木舟與木筏跨海航行。

　　古希臘人的航海技術當然已超越了獨木舟和木筏，但地中海畢竟只是"湖泊文化"，所以不是以風為動力，而是以槳。以致一艘戰艦常要配備上百名劃漿的奴隸。然而，用槳只能征服湖泊與近海，卻難以進入大洋。他們使用風帆的技術又不成熟（帆是固定的，不能隨意轉向），故根本不能遠涉。

　　古印度人的航海技術同樣落後。他們製木技術太差，即使海船也只能以葦草來編。這種船經不起大浪，只能靠岸航行。

　　相較之下，中國的木製品技術，一直領先世界，可把製造大宮殿的技術用到造船上。再者，我們有世上最發達的鋼鐵鑄造術，所以中國的造船業長期執世界牛耳。榫接技術、鐵釘使用技術，加上發明了用石灰、油漆、麻絲混合填料填縫的技術，徹底解決了木船的漏水問題，使木船可以放心地進入遠海。不論哪一國的商人，都以乘坐中國帆船為最佳選擇。

　　早在西漢時期，中國人就可以建造寬六到八米、長三十米、載重五十到六十噸的木船。至遲到東漢，船舵已然發明。廣州出土的陶船模型上即有舵，歐洲要一千多年後才有。因此，十五世紀以前，能在大洋作大規模航行的，只有中國。誠如李約瑟所說：“明代水師可能比任何其他亞洲國家的任何時代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於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也不是他的對手”。英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Robert Temple)《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也寫道：“中國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者，在近兩千年間，擁有遠比世界其它地區先進的船隻和航海技術。比較的結果令人難堪：西方最終趕上他們的時候，也僅是以另種方式改良了他們的發明。歷史上大部份時期，歐洲人使用的船隻與中國相比，都相形見絀（甚至晚至1800年）”。

　　能與古代中國的造船和航海技術相媲美的，只有介於東西之間的阿拉伯人。為適應印度洋的多礁海域，阿拉伯世界的東部流行用木釘和繩索捆綁而成的輕型平底船；而西部阿拉伯人又發明了大三角帆。在技術方面，阿拉伯人對牽星法和指南針的使用也甚嫻熟，也有豐富的航海知識。

　　故而艷稱地中海海洋文化的人，對於世界航海史實在是無知呀！

二、水與土：海洋文化的辯證

　　由以上簡單的說明，即可知把海洋文化和陸地文化對立起來，講中西文化之分，說中國是農業、保守的文化，西方是商業、開放的文化，乃是荒謬的。

　　持此論點的人，過去是本於歐洲中心主義，以大航海之殖民拓展發展起來的歐洲為文化標杆，所以說自己是先進的，代表精神之自由、科技之發達、財富之繁盛，而那未因航海致富的中國則受困在土地上，不能發達。黑格爾首倡此說，後來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說法雖各有巧妙，大旨其實相差不遠。

　　中國人附和此說者，雖也明白中國古代在航海上實有輝煌之業績，但在兩方面頗致遺憾：一是說中國政府對海洋事業不支持，故不是禁海，就是像鄭和下西洋那樣，不曉得發展殖民；二是說中國古代航業固然也很發達，但是發明了指南針仍是不夠的，沒科學思想，沒有發展出六分儀等較精密的定位儀器，也沒發明蒸汽動力船，所以終究不能形成近世西方的航海事業。

　　這也仍是以歐洲殖民史為典範來批評中國的。批評者口沫橫飛、振振有詞，卻也不想想：殖民是對的嗎？我們看隔壁有一人去霸佔了別人的田宅，掠奪了人家的財貨，還奴役人家男女，以此發家致富，不予譴責，反而歆羨之，回過頭來怪罪自己父母說：“你看，你從前就是笨，不曉得早該如此！”這是做人的道理嗎？

　　再說，禁海是某一特殊時期之舉措，還是長期的政策？能將之誇大來說嗎？禁海之效果又如何？“片板不許下海”的清朝初葉，入海到台灣，甚或遠達印度洋者又有多少？歷史研究豈能如此一葉障目，看不到廣大的實事？

　　廣大的實事是：元明以降，華人大量移民東南亞並往來海上貿易，世界各國也以中國為主要貿易對象，遠涉重洋來做生意，海洋經濟極為熱絡。最具指標意義的東西有兩類：一是中國輸出的茶與瓷等，二是西方輸入的白銀。

　　茶不知道賣出去了有多少。瓷，則我在土耳其皇宮就見到青花一萬兩千件，可見其數量之驚人。正因這些奢侈品不斷銷往歐洲，所以白銀才源源不絕流入中土。

明清的通用貨幣是銀子。這是現今看過電影電視的人都曉得的。但你可能不曉得中國本不甚產銀，歷來也不曾以銀子做貨幣。那麼，為啥明清竟會通行白銀呢？這就是海運大通使然。

　　古代商業，以物易物為主，後則使用貝幣、銅幣。貝與銅本身都是有價值之物，故事實上仍是以物易物，像漢武帝鑄五銖錢，錢本身就值五銖。用錢的同時，也還使用著物來交易，所以直到唐代，官員俸祿或帝王賞賜都還是多少石米、多少匹絹的。

　　宋代以後，正式進入貨幣經濟，發行的「交子」乃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也是真正意義上貨幣。一張紙，印上圖案文字，可代表一元，也可代表一百，紙本身并不值什麽錢，可是那一張紙就“代表”了若干錢的價值。接著又出現了「飛錢」，竟是匯兌業務，進入了信用經濟階段。出門不必攜帶紙幣銅錢，與現今支票、信用卡是同一回事。當時中國經濟之先進性，由斯可見。

　　然而，元明以後，我們倒退了回去，開始採用銀兩作為貨幣。中國自古即不用金銀做貨幣，凡古書裡講的經濟用金，都是指銅。這與歐西自古即用金銀幣是迥異的。何況中國不產銀。元明以後，倒退回去，使用有價金屬，且主要是銀，取代了古來銅錢之地位，是何緣故？

　　原因是歐洲的海外殖民，由墨西哥等處開採了大量白銀。發達後，就用船裝著銀子來中國大肆購物，使得白銀大量流入中土。中國遂與他們一起進入一個「銀本位」的世界金融貿易體系，不得不倒退以適應時局。

　　以清初英國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為例，他們的船開來中國，幾乎只載著白銀（整體載貨量的90-97℅），每艘約三萬餘磅。以地方來說，光一個澳門，每年即有43125公斤白銀輸入，約合86萬兩。這是多少呢？以康熙潮的物價來換算，一兩銀子可買穀十一石！

　　所以明清時期人們出外購物住店，都需揣著銀子。有時量大，就不得不聘鏢局保鏢護銀。只有一部分人及商號可用銀票匯兌。這種現象，就是中國參與海洋經濟體系的明證。

　　這種以中國為經貿核心的海洋經濟格局，沒有政府支持是做不成的。偶爾的海禁等壓縮政策，乃是對其過熱現象或投機冒險行為的扼制。因為伴隨海上重大利益而生的非法脫序現象層出不窮，例如倭寇、海盜等等都是，政府能不予以抑扼嗎？舉出一些抑扼的事例或政令出來，說中國長期鎖國、閉關自守，則是荒謬的。鎖國、禁海？那麼，請問：那些白銀由哪來？

　　至於蒸汽船，中國確實沒有造出。但這與科學不科學無關。開個玩笑說：中國人六千年前就會利用蒸汽蒸飯、蒸菜、蒸魚、蒸肉、蒸包子、蒸米做酒，世上至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民族會。西方十八世紀才領悟到蒸汽可做動力，於是造出火車輪船。只是使用的方向不同。就科技說，并不就比我們用蒸汽蒸魚蒸蛋高明多少。猶如中國人有了火藥，多用來做煙花爆竹，以應歡樂；西方人卻把它用在武器上，精益求精地去殺人。你說那就更具科學性？

　　指南針與六分儀的問題更有趣。中國人早知道蒸汽之用，而不會想到用在船上，可說是自滿以致缺乏突破。但「發明」往往仰賴需求，無此需求，誰會去挖空心思求突破？中國船隻不須六分儀，因為我們有非常好的天文學知識以及長期的航海經驗，憑著天上的北斗星和手上的指南針，大海便如坦途矣！

　　西漢早期的《淮南子·齊俗》就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悟矣。”這是觀北斗。西晉葛洪《抱朴子外篇·嘉遯》說：“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還”，則是觀北極星。除了北斗星與北極星外，古人還利用星宿來確定方向，從清初的《指南正法》便可見一斑，如“北斗出在丑癸，入在壬亥；華蓋出在癸入在壬；燈籠骨星出在巳丙，入在丁未”等等。

　　此外，還觀太陽。南宋吳自牧《夢梁錄》曰：“舟師觀海洋中日出、日入，則知陰陽。”南面為陽，北面為陰，故知陰陽就是知南北。而任何一地的太陽出入方位，既與觀測者所處的地理緯度有關，也與一歲中不同的時節有關。但無論何地，其春秋分附近的太陽出入方位，幾乎都位於正東西方向。關於太陽出入方位，明代《順風相送》中載有一首“定太陽出沒歌”曰：「正九出乙沒庚方，二八出兔沒雞場。三七出甲從辛沒，四六出寅沒犬藏。五月出艮歸乾上，仲冬出巽沒方坤。惟有十月十二月，出辰入申仔細詳。」此處正、九、二、八、三、七、四、六，各為與數字對應的農曆月份。乙、庚、兔、雞、甲、寅、犬、艮、乾、巽、坤、辰、申為中國古代的二十四方位之一。其各月太陽出入方位，大致適合黃河流域至北緯45°之間的地域。這是觀太陽。

　　另即是觀指南針。北宋朱彧《萍州可炎》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說：“是夜，洋中不可位，維視星斗前邁。若陰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此。”據以上記載，指南針至少在北宋時就已用於航海了。當時稱指南浮針，或水羅盤。後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改進為旱羅盤。

　　以上諸法以外，還有一種牽星術。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說：“蘇州馬懷德牽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為之，自小漸大，大者七寸餘。標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塊，長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形、三角等字，顛倒相向。蓋周髀算尺也。”明代舟師即利用這種牽星板來測定天體距海平面的高度。有了星體的高度和所在方位，便可以判定當時所處的緯度。其中尤以觀測北極星的高度確定緯度更為方便，因為北極星的高度就等於當地的緯度。使用時，手握牽星板，將握板之手臂伸直，讓木板的下邊緣保持水平線，上邊緣對準所觀測的星辰，這樣就可以測出船舶所在地看到的星辰距離水平線的高度。高度不同可以用十二塊牽星板或象牙板替換、調整。

　　明末茅元儀編的《武備志》中，載有一組〈鄭和航海圖〉，備載寶船的航海路徑，利用指南針方位以及航海更數（里程）的情況。尤其是在從今斯里蘭卡往西的航路上，載有大量的觀測記錄，有七十處的牽星資料，其中還有四幅過洋牽星圖，記載得特別詳細。其圖式均為在中央繪有一艘寶船，四周繪有不同星象，並載有“某某星某某指平水”字樣。圖的右邊還有總體說明，為我們提供了鄭和下西洋如何應用牽星術的實例。有這許多知識與技術，故不遑另尋儀器了。

　　不過，人無論怎麼會航海，畢竟仍不能脫離陸地。許多人艷稱我國沿海的蜑民，說蜑民終身都住在海上，是偉大的航海民族云云。其實蜑民浮家泛宅也有可能是被迫的。雍正七年五月曾有詔諭，許蜑民上岸居住曰：“粵民視蜑民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民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踞蹐船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所以明令准許其上岸，“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據此文即可知蜑民舟居，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

　　蜑民之來歷，學界舊有越民族說、壯民族說及漢族獲罪遭譴說等，近年以漢族說較占優勢。若然，則其舟居原先也是被迫的。縱使不是受迫，是他們自己喜歡如此，長期海上生活，無陸地可以依憑，也註定了他們這一族類無法壯大。

　　所以說，海與路是相依的，不能孤立的看，更不該對立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