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說海洋文化

　　配合非遺日，田青在恭王府辦崑曲古琴會演，拉我去看。看了兩天好戲後，又約了謝克林出來吃飯。克林病腰，回安徽修養了兩月，剛才回北京。但似乎仍未全癒，尚不甚俐落。我跟田青還開了他一頓玩笑，不料第二天換我了。宿疾忽至，如老友驟來相訪，只好打熬起全副精神與相綢繆。站不起、躺不下、起來不能走動、倒了不能翻身，嗚呼哀哉，不能輾轉反側。如此過端午節，卻也別具一格。百無聊賴中，續貼論海洋文化者一節。萎者思奮、跛者思行，不能動的人想著「直挂雲帆濟滄海」，亦解悶之良方也。

三、   聖與俗：海洋文化的內涵

（一）

　　由近代這種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的對比看，對海洋文化是看不清的，因為會忽略掉海洋文化另一個重要面向。

　　這種對比觀念中所謂海洋文化，乃是以歐洲大航海殖民所形成之霸權為模型的，船堅炮利，顯示的價值即是“富”與“強”。講來講去，無非羡人之富強，嗟我之衰遲而已。但富強只是世俗性的價值，海洋文化之價值與意義卻還有另一面，那就是它具有的神聖性。

　　海對人來說，它首先或最重要的意義可能也即在於它的神聖性。古人祭天、祭地、祭日月山川以及大海，視之為神，故均祀其神以供之。《史記·封禪書》：“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即指其事。

　　四海神名，據 《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是：“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大荒南經》：“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青蛇，曰不廷胡餘”。《大荒西經》：“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名曰弇茲”。但後來所說海神又有不同，乃是《太公金匱》說的：“東海之神曰勾芒，南海之神曰祝融，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

　　早期是四海海神，後來就說是四海龍王。這是受佛教的影響。佛教以龍為佛之護法，故艷稱龍王，如《華嚴經》說：“有無量諸大龍王，所謂毗樓博叉龍王，婆竭羅龍王，雲音妙幢龍王……如是等而為上首，其數無量，莫不勤力，興雲布雨，令諸眾生，熱惱消滅”。後來我們把這麼多龍王簡化為四海龍王了。

　　其實祝融、勾芒、蓐收、玄冥及龍王等都只是個代表，代表海本身就是神聖的，就須奉祀。

　　目前東海神廟位於山東萊州城西北，宋太祖開寶六年建。南海神廟又稱波羅廟，在廣州黃埔，韓愈有《南海神廣利王廟碑》。北海神廟全稱濟瀆北海廟，位於河南省濟源市。西海神廟則在青海湖。此外還有許多，如浙江海寧鹽官海神廟；秦皇島海神廟（始建於明初，在老龍頭西邊）。大沽海神廟（順治六年建）。

　　但海的神聖義不僅止於此。它還有一些可稱為“海上神”的，神居海上，如普陀山的南海觀音就是。早期燕齊方士去海上三山，方壺、蓬瀛、圓嶠，神靈居之，亦屬此類。

　　中國有兩個大神山體系，一在西北的崑崙山，一就在東海南海。海上的也稱為昆侖，如唐人小說《昆侖奴》講的就不是西北的胡人，而是南海爪哇一帶的小黑人。張籍詩《昆侖兒》：“昆侖家住海中洲，蠻客將來漢地遊”，即指此。吳萬震《南洲異物記》、竺芝《扶南記》。唐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諸書併有載。東方朔《十洲記》曰：“昆侖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圍繞匝”，顯然也是在海上。越南南部湄公河口外也有島名昆侖，《島夷志略》《星槎勝覽》《鄭和航海圖》上都載有此島，島名當亦是華人所定，所依據的就是海上昆侖的傳說觀念。秦始皇、漢武帝求仙，主要即針對這個海上仙系，而非西去西域。秦皇漢武以後，海上神仙仍迭有新增，如觀音、麻姑、媽祖、八仙等等都是。

　　早期的海上神，是本來就居住在海上的。後期的海上神，則可能如八仙，原先并不居海上，只是渡海；或如麻姑，本山供奉在江西的撫州，但亦常來東海觀海，故曾多次見到東海清淺、滄海桑田。

　　還有一類，乃是人而因其對海洋事業有功遂被尊奉為神的，如伍子胥、媽祖即是。包括對海上神靈念念不忘的秦始皇，山東都還供之為神。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媽祖。

　　海本身就神；神居海上；人能事海，故以為神，是三種不同的情況，但整體顯示了海的神聖性。人只要親近它，就都能獲得保佑、解脫或超越。故歷來人們或诣海上三山找長生不死藥；或泛海上普陀朝聖，求觀音菩薩隨聲救苦；或往祈天后宮，冀保平安。形式不一，原理相通：大海是生命的來源，真理的藏所、幸福的管鑰，通過它，人也可以獲得神聖性。

（二）

　　所以這才衍生“入海求法”的行動。秦漢時期入海求藥，屬於這個行動的前期，求藥，也求仙方、求仙人。接著就是中期，渡海去印度求佛法。第三期則是近世的出洋留學潮，方今未已。

　　相對的就是“真理從海上來”，伊斯蘭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亦大規模隨海舶以入中土。

　　秦漢時期的入海求法活動，直接啟生了道教。許多人都以為道教就是老莊道家思想的發展，其實不是。許多道派均不奉老子，道教講莊子更要遲到唐代才開始。故道教之形成別有淵源，其中最重要的淵源即為海上這一脈。燕齊方士及漢代所謂方仙道，均屬此一脈絡；東漢之太平道、天師道即本此脈絡而形成為制度化宗教。陳寅恪先生論六朝道教時有一名文曰：天師道與濱海地域，講的就是這一脈絡。

　　天師道，現今一般均指張道陵、張修、張魯在四川的傳承，可是漢代出於琅琊的《太平經》就有天師和天師道的說法，張角起事也自稱天師，連張道陵本來也是徐州一帶的人，後來才流寓蜀中，故可知天師道應有其早期濱海的淵源。爾後晉王羲之家族之奉道，可能亦正如陳先生所考定，是本於他們山東琅琊的傳統。這個傳統逕稱為天師道或有爭議，但道教起源，有此海上淵源是無疑的。

　　佛教，則一般人都說漢明帝時傳入，可是《拾遺記》卷四載：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惑之術，於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艷。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這名道人不是佛教徒，他能以神通變幻出十層塔及小人歌舞，當是古印度的“幻人”一類。此一記載即顯示了燕齊那時的海上方士可能還有海外淵源，或許有部分真自海外來，故有中原未見的方術、藥物、技倆，被人稱奇。

　　另外，連雲港孔望山造像刻石，有學者考證謂是漢桓靈時的佛教雕刻，內容包括佛、菩薩弟子、力士、供養人以及釋迦牟尼佛本生本行故事，另也有道教崇拜內容。此說也頗為佛教由海上來張目。

　　歷來主張佛教未必始由西域傳來者甚多，如梁啟超、日本鐮田茂雄都是。梁任公曰：“向來史家為漢朝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於北，謂自康僧會入吳，乃為江南佛教之始。其北方輸入所取途，則西域陸路也。以漢代與月氏，罽賓交通之跡考之，吾固不敢謂此方面之灌輸絕無影響，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據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佛教之初輸入）。我看過連雲港石刻，不敢說那一定就是漢代的東西，但我認同梁啟超的判斷。佛入中土，絕不止陸路一途，海路甚且有可能比陸路更早。但由海陸來，影響僅在濱海地區。中原皇家知道有佛，仍賴明帝一夢。故金人入夢、白馬西來，與海路另有佛緣並不矛盾。

　　由印度到中國這條海運之路，那時也早已暢通，故此時佛教由海上傳來亦不成問題。這裡有個有趣的旁證或插曲可說。二OO八年二月十七，韓國成均館大學歷史系宣佈，已找出佛教起源的真相：原來釋迦牟尼是韓國人。原因是據考證古朝鮮人已能航行至印度孟加拉，所以孟加拉發現了大量西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的朝鮮風格器物。而釋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不屬雅利安血統。他們考察尼泊爾釋迦族聚居遺址，認為其生活帶有明顯東亞色彩。原始佛經中也有古朝鮮字轉化的外來字，故推論釋迦牟尼具有韓國血統（朝鮮日報）。

　　這種考證，當然只是一則笑話，但其立說之憑籍，正是海道早通之事實。朝鮮人由此海路去印度、尼泊爾播種誕育出了佛陀，雖不太可能；漢代中期印度僧人由此海道來華弘法，卻大有可能。何況《拾遺記》還記載了更早的燕昭王時期印度幻人早已到過中國了呢！

　　佛教傳入中土以後，陸續來華者為三夷教（祅教、摩尼教、景教）。來華途徑，過去也與佛教相同，認為都由西域陸路來。但目前至少已可確定摩尼教也有海上傳來的。《閩書.方域志》載：“有呼錄法師者，來入福唐，授侶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可見唐末泉州已有摩尼教徒，其後流布到浙江安徽江西等處。宋方臘起事、元末朱元璋起事，均有此淵源，至今泉州仍有若干摩尼教遺址與文物，足以證明它由海上傳來的史實。

　　景教為基督教之一支。這一支後來在中國衰亡了，但並不表示基督教在中國即無傳播。泉州發現過一方西蒙僧官墓碑，碑面右邊有兩行敘利亞字母拼寫的突厥語，左邊有兩行漢字云：“管領江南諸呼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溫、馬里、失里門、阿必思古巴、馬里哈昔牙。皇慶三年，歲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掃馬等泣血謹志。”表明墓主西蒙主要是一位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教徒，亦即失里門，但他獲得朝廷賦予他兼管明教的權力。秦教，當指一切由大秦歐洲傳來之宗教，例如景教在唐代便稱為大秦景教。至於也里可溫，在元代亦泛指基督教徒。此碑足以證明當時泉州已有不少基督教徒，故政府設教區以為管理。

　　明代以後，基督教大舉來華，海路漸漸取代了陸路，是大家都知道的，就不必多做介紹了。

　　伊斯蘭教入華，和上述諸教相反。那些教都是海陸並進，但一般認為是先陸後海或陸主海從。伊斯蘭教卻相反，先只由海上來；元明以後才漸由陸路來，最後陸路似乎壓過了海路，與基督教正好相反。

（三）

　　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之傳入，主要當然是神聖性的，想將他們認為是神聖性的教義福音宣揚於我，令我聞之解脫，超越塵俗。但聖與俗並不能截然兩分，海洋文化本身就同時蘊涵了這種雙重性：由海上來的，不只是福音或神靈，也是財富。

　　早期僧人去南海求法，往往附商舶以行。由中國到印度這條航線，不但是佛教傳播之路，事實上也是一條珠寶和香料之路。

(3)-1

　　當時歐洲人與亞洲交易的香料，主要是降真香、檀香、沉香、胡椒、檳榔、乳香、龍涎香等。功能還不是化妝，而是防腐和作調味品，其貴重程度只有黃金可以比擬。

　　印尼群島的香料，被採集後，由穆斯林商人買下，運到麻六甲，沿印度海岸運到霍爾木茲或亞丁，再由埃及的駝隊穿越沙漠，運到尼羅河口，等候在這裡的威尼斯商人，再用商船將香料運過地中海。埃及每年由於香料過境而收取的稅收高達數十萬杜卡。於是在印度不到3杜卡的胡椒，在開羅漲到68杜卡。到了威尼斯，價格更是印度的50倍。那時一磅薑可以買一隻羊，一磅肉豆蔻相當於三隻羊或半頭牛，而珍貴胡椒通常是一顆顆地數著賣。人們可以用胡椒買田置業、作嫁妝、充當貨幣來交稅交租，還可用作對將士的獎賞。

　　香料也勾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無窮想像，所有豪華、文雅和貴重的事物，都和印度、中國聯繫起來。這種想像也直接促動了他們對航海的探索。

　　香料海舶來華，性質與去歐洲是不同的，主要做為養顏美容，如口脂、面脂、手膏、澡豆、香露、香粉等。此外就是真正的香料用，例如薰香、燒香、捻香等。種類包括檀香、龍腦香、乳香、沒藥、胡椒、丁香、沈香、木香、安息香、蘇合香等。貴族官宦有錢人家婦女、妓女們對香料的消費很多，唐人詩「金釧越溪女，羅衣胡粉香」或「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之類記載，即指此。跟現代人用香水是一樣的。

(3)-2

　　珠寶，則《梁書‧海南諸國傳》總敘已說：丹丹國來獻方物數十種。丹丹國，似即今馬來吉蘭丹地，大通二年遣使奉牙像及塔各二軀，並獻火齊珠、吉貝、離香藥等。大同元年又遣使獻金銀、瑠璃、寶香、藥物等。可見那時中國人就有南洋多寶物的觀念，珍珠尤貴重，常做為貢品。《新唐書‧師子國傳》曰：「師子國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寳，以寶置洲上。……天寶初，王尸羅迷伽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瓔、象齒、白氎」，即其一例。

　　後來，比南洋珠寶更神奇的是波斯的，唐代即有不少胡人識寶的傳說，如《廣異記》徑寸珠故事中的波斯胡人、南海大蟹故事中的波斯，《集異記》李勉故事中的波斯胡老，《獨異志》李灌故事中的病波斯等。有些故事主人公雖未必是波斯，但故事發生地卻是長安廣州等城市的波斯邸、波斯店，如《續玄怪錄》中的杜子春、《傳奇》中的崔煒、《逸史》中的盧李二生等等。

　　相關的寶物甚多，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當數奇異的珍珠，如徑寸珠、陽燧珠等。這些珍珠往往價當百萬。如《廣異記》說：「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風逆旅，見方石在主人門外，盤桓數日，主人問其故，胡雲：我欲石擣帛。因以錢二千求買。主人得錢甚悅，以石與之。胡載石出，對眾剖得徑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內，便還本國。隨船泛海，行十餘日，船忽欲沒。舟人知是海神求寶，乃遍索之，無寶與神，因欲溺胡。胡懼，剖腋取珠。舟人祝云：若求此珠，當有所領。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

　　這些珠價值百萬，甚至驚動海神，是真的嗎？是的，我國史籍中所記波斯國，正是以出產珍珠聞名。《魏書‧西域傳》已說波斯國“多大真珠”，其王“飾以真珠寶物”，《周書》《隋書》也有相似記載。《舊唐書‧西戎傳》且明確記錄了波斯國所獻方物中有珍珠：“自開元十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並獻方物。九年四月，獻火毛繡舞筵、長毛秀舞筵、無孔真珠。大歷六年，遣使來朝，獻真珠等。” 由此可見，珍珠一直是波斯進獻的貢物。開元、天寶之時，統治波斯長達四百多年的薩珊王朝已為大食所滅，但有關波斯遣使朝貢的記載仍不絕于史，這些波斯使臣，半是亡國後仍活躍於絲路上的薩珊遺民。

　　在波斯，珠寶業與香藥業、釀酒業一樣，屬於最古老的行業，其始祖可以追溯到神話傳說中的帝王賈姆希德（Jamshīd）。

　　因伊朗高原西部的波斯灣，是著名的珍珠產地, 早期穆斯林地理文獻對此多有記載。成書於9-10世紀的《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了巴林海岸的大珍珠，《世界境域志》（作於982年）則指出法爾斯（Fārs）“海中有一珍珠海岸”。法爾斯是波斯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民間還認為珍珠是 “早春時節，雨滴降落，蚌從海底浮至水面承接雨滴，雨滴落入蚌心，於蚌腹中汲取天賜之精華，孕育成珠。”11世紀波斯詩人納賽爾‧霍斯魯（Nāsir Khusraw Qubādiyānī, 1004-1088）的詩句“馥麝香囊本由血塊凝成，清水珍珠原是雨珠一滴” 就是這種認識的典型。而13世紀大詩人薩迪（Sa‘dī Shīrāzī, 1208-1291）所吟“我渴望像蚌貝一樣育出珍珠，只因你愛的雲朵在我口中灑下了雨滴”，更是借雨滴幻化成珍珠來表達愛情。

　　他們還有為數眾多的珠寶著作。西元8-19世紀間，竟有三十幾部波斯-阿拉伯語鑒寶著作問世，其中成書時間較早、影響也最大的是花剌子模的比魯尼（Abū Rayhān Bīrūnī, 973～1048）《珠寶錄》( Al-Jamāhir fī-al-Javāhir)。14世紀以後，以《珠寶書》（Javāhir-nāma）命名的波斯珠寶著作更多，如Ghiyās al-Dīn Mansūr Dashtakī《蘇丹的珠寶書》(Javāhir-nāma-i Sultānī，1481)、Zīn al-Dīn Muhammad Jāmī《珠寶書》（Javāhir-nāma，15世紀）、Muhammad b. Ashraf Husaynī《吉祥珠寶書》（Javāhir-nāma-i Humāyūnī, 1528）、Shāh Mubārak b. Mubārakshāh Qazvīnī《珠寶書》（Javāhir-nāma, 16世紀）、Rashīd Abāsī《韻體珠寶書》（ Javāhir-nāma-i Manzūm）等。

　　相較之下，中國人欣賞珍珠，自古雖有驪龍珠、隋侯珠等說。但與印度波斯相比，實大為遜色。佛教傳入中土後，受佛經“摩尼寶珠”等故事的薰染，以寶珠為意象，描寫照夜珠、聚寶珠的傳說才越來越多，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深遠影響。而波斯的珍珠文化則主要表現在小說中。

　　其他胡人識寶、賣寶故事還很多，如「波斯胡指破鼉龍殼」，見於淩濛初《拍案驚奇》者甚多，就不一一舉了。

（四）

　　目前講海洋文化的朋友，習慣把這條航線稱為“海上絲路”。殊不知絲綢不是這條航線的重點，因唐代以後，繅絲製衣之秘已傳入西方，無需再由中國進口，故中國出口之大宗乃是茶與瓷。海上流入中土者，即為以上所說的香料與珠寶，再加上後來的白銀。如上所述。

　　由於海上舶來大量白銀，所以中國富甲寰宇。中國又沒有什麽須向外國買，因此白銀也很少外流，國人花不完之餘，多以窖藏（乾隆五十八年致英王敕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論史者都批評說是自大、封閉、保守，其實乾隆皇帝講的只是當時的事實）。

　　但這種形勢久而生變，變局起，中國遂衰矣。

　　怎麼變呢？一是鴉片漸漸開始輸入中國。外國人發現中國人對歐西的那些土特產，除少數珍寶及香料外，幾乎都不感興趣，唯一例外，可能就是鴉片。嗜癮愈來愈重，海外輸入亦愈來愈多。林則徐之所以要禁煙，就是發現白銀因此大量流出國外，國開始窮、民開始弱。長此以往，再過幾十年，國家即無可用之銀，也無可用之兵。晚清局勢，正是如此。

　　二是世界金融體系發生了變化。原先是銀本位制，十九世紀，因白銀採鑄業的勞動率不斷提高，白銀價值下降，金銀間的比價大幅波動，各國先後放棄了銀本位，改採金本位制。可是中國進入世界金融體系本來就是被動的，大量窖藏白銀的人根本沒想到有一天白銀會不是錢，政府也沒想到。所以十九世紀中葉世界各國紛紛放棄銀本位時，中國還是白銀帝國。直到一九三五年民國時期幣制改革時才廢用銀本位。白銀帝國，在銀子吃癟時當然也就同時吃癟了。情況正如以票號縱橫中國大江南北的晉商，在銀票不時興以後立刻便垮了。

　　關於近代中國衰弱的原因，近百年來探索的人很多，但大多屬內視型，自艾自怨，在自己民族性上、傳統文化上、社會型態上找原因。如上文所舉海洋型大陸型文化之對比即是。其實此類觀點本身就屬內陸型的，未看到海洋經濟發展對中國貧富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