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論劍

赴蘭州開如何建設“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的會以後轉至成都，再由都江堰轉烏魯木齊而抵伊寧。與天山國學營諸團員會合後，先往遊賽里木湖，再趨特克斯。

在特克斯，除帶領國學營一團遊山玩水之外，並於八月二日舉辦“天山文化周”，內容含周易論壇、烏孫與哈薩克文化論壇、文化產業發展論壇、武俠名家論壇及一場俠文化節。

俠文化節，既有武林十一個主要門派的掌門及傳承人登臺獻藝，又有哈薩克的賽馬、姑娘追、叼羊，還有射禮、遊場大槍，以及馬上騎射。射畢，由六十位哈薩克兒童著傳統服飾，騎著馬，列隊換陣來行拜師禮，尤為壯觀。參與者均大呼過癮，大開眼界。

會畢，路過烏魯木齊。該市大晨報趁此番我邀齊了各大門派之便，央求合作，在天山天池也辦一場。

我很樂意協助地方發展，故亦同意，把周易講座和演武都在烏市辦一次，取名“天山論道”與“論劍”。

但報社顯然對論道不感興趣，一再刪去，只想辦論劍。因我堅持，才勉強首肯。

不料我到了烏市以後，拿到宣傳冊，發現不但論道只有半天，每人只講十分鐘，論劍部份還多出了什麽“天山派”要來演示等環節。

原來大晨報亂炒作，說要趁機尋找“天山派”，還要與諸掌門同台獻藝，切磋交流，弄得一個文化展示活動，竟似江湖打擂一般。

我們都很反感，原皆擬罷演，退出活動。後該報同意刪去“天山派”部份，大家又認為天山申遺剛剛成功，須要支持，才勉為其難出席。

誰知整個方向已被導引偏了，一心來看比武、瞧熱鬧的媒體，對論國學、講易經毫無興趣。等到論劍前的說明會，更是聽不懂。什麽門派淵源、功法特點也不曉得，一意在期待著打起來。待各掌門人諸觀眾上臺體驗時，更不知“體驗”是啥意思，以為就是要把人打傷打死。

崆峒派掌門白義海最倒楣，他在演示說明推手應如何用動時，一位觀眾上臺體驗。他將人推到講臺邊時，看了我一眼；我示意住手，勿把人摔到台下受傷了。他當即停住，說：“點到為止吧”，還撫拍了拍對方的肩背，送他下臺。結果第二天見報紙，居然被寫成“挑戰者險些打敗崆峒派掌門”云云。險些打敗，當然就是沒打敗。但如此措辭，便可見其用心，是欲令讀者產生“這些掌門也不過如此”的印象。媒體人的素質、負面報導的傾向，可見一斑。

次日在天池邊，我們正演著武，一群張著“天山派”旗幟的人持板拿棒，在旁邊起哄，或找媒體採訪，或找大晨報磨菇，想上臺表現。我覺得甚為可笑，便領著各掌門走了。

這批人乃上臺劈木板、翻筋斗，說各大門派都不敢接受挑戰啦，自己了不得啦等等。我實在快笑破肚皮了，但表面上仍要裝得十分生氣的樣子（天池景區主管中午過來敬酒，敬三杯，我都不肯喝，責他沒將景區秩序維護好。因這就好比我們辦一場壽宴，一群人偏要跑進會場來屙屎，實在令新疆丟人。他也認為確是幾十年未有之失誤）。各掌門及傳人，皆有中國武術六到八段身手，多數還教了散打搏擊數十年，看這些初涉武術卻渴欲成名的粗人，都跟我一樣，哈哈大笑。所以吃完飯，大夥快樂遊湖去也。

因此，不論烏市“天山論劍”媒體上如何炒作（其實會前質疑釋德朝的少林代表身份等，就都是主辦媒體自己放的消息。猶如電影要上片，常會故意炒主角明星緋聞、不和、摔跤、走光等一樣，促使觀眾起哄、熱議，以達到宣傳效果），其實都不到影響這次活動的整體成果。尤其在特克斯，可說是盛大而完美的文化饗宴。能綜合周易、武術、哈薩克文化以及文化產業發展，做如此大規模的綜合展現，當代豈有第二人哉？對此，我是很自豪的，也謝謝遠赴西域支持我與八卦城的各位朋友！

本屆會議，我有兩篇論文，一論回鶻易，一論烏孫文化。先貼一篇，敬祈指教。

　　　烏孫文化考

　　　龔鵬程

　　　一、歷史的拼圖

尤根·歐斯特哈默（Jurgen Osterhammel）《亞洲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第九章曾介紹當時歐洲有個“韃靼地區”的概念。韃靼地區並不僅指韃靼人、蒙古人、滿洲人，而是個更寬泛的地理空間，範圍在伏爾加河和中國之間。且自古羅馬博物學者普林尼以降，韃靼地區住著“無數民族”，即已是文獻上習慣的用法了。指不過，這些民族到底是誰卻又一直爭論不休，難以確指。

當時歐洲人的困惑，我們在閱讀諸史《西域傳》等文獻時也同樣會碰到。

首先是範圍無定。“西域”可能包含玉門關以西直到印度北部這麼廣袤的地區，典型例證便是記述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記》。

其次是民族無指。在這麼大的範圍內，民族無數，卻皆難以確指為何族、居何地。歷來對民族的辨識，一依血統、二依住地、三依風俗文化，但此地民族大抵以遊牧為生，居處無恒。即使建立邦國，也仍多屬於行國性質，無固定疆域，如匈奴大月氏，本皆行國也。由於移動飄忽，人種之交雜、文化之融合當然也就增多了，如此自亦增加了不少民族辨識的困難。再加上缺乏本身的文獻傳統，對其民族之描述往往只能仰仗異族人，如中國、希臘、羅馬之介紹與轉譯。語音歧訛、認知有誤，乃是必然的。

對特克斯河流域塞種人、烏孫人之考證，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的，故僅能勉力為說，建立一種可能的歷史拼圖。一九八三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曾出過王明哲、王炳華《烏孫研究》，我這裡補充為說。

　　　二、塞人建國烏孫

塞人，依各種史料考之，殆即西方史述中的Sake，或Saythian，其故地在雪山以北，顏師古等均以為即是釋迦牟尼那一族的釋種人，故曰：塞“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據玄奘說，釋種於滅度後四散，此越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那國王，一為呬摩呾罗国王，一為商彌國王。其由西遷往東，逐漸進入中國，當然在此時以後。

不過，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說：“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允姓之戎居敦煌，早在魯僖公二十二年以前，《左傳》載這一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另昭公九年載“故允姓之戎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是允姓戎此時已由敦煌一帶被遷到河南伊洛附近。如果記載屬實，則塞種東來已久，在西元前七八世紀時已東抵甘肅、陝西、河南。其事皆在釋佛陀以前。因此又頗有人認為塞人乃生長於中國的本地民族。

《左傳》襄公十四年趙宣子曾描述這一段塞種東遷史，謂是被秦所逐：“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可見是戰敗所以東附於晉，因而進入了河南。

秦伐戎有許多次：秦仲伐戎，其子莊公又破戎，事在公元前八百年。周幽王四年（公元前七八八）秦又伐戎，接著秦襄公穆公也都伐過戎，事在公元前七五〇年左右。秦戎爭霸，戎既敗，一部分東附，一部分就往西走了。據西方史載說，公元前六一二年，塞種聯合其他遊牧民族西侵，攻破亞述帝國都城，遂滅亞述。恰好也吻合秦攻戎而戎西遁的狀況。這是塞種第一次西遷。

但塞人的勢力並沒有完全離開甘肅一帶。因後來秦全力東進，併吞六國，西陲漸空，遂又為戎所居。秦始皇取河南地，西止臨洮，洮河以西，就是戎族所居。

塞戎再次西遷，是受到月氏的壓迫。荀濟引《漢書》曰：“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即指其事。月氏當時是受到匈奴的攻擊而西徙，故由涼州往瓜州方向遷，最後移到伊犁。路過瓜州時，就順手攻破了那時塞人建立的一個小國家：烏孫。《漢書·張騫傳》記此事甚詳：

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強。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

這段話，表明了那時整個塞族之地範圍甚大，烏孫只是其中之一個住在敦煌附近的小國。塞王則在伊犁。大月氏先攻破烏孫，後又擊破塞王，佔有其地。爾後王子得匈奴之助復了仇，再趁單于死而脫離匈奴自立，遂為西域大國。

　　　三、烏孫在西域的地位

文帝四年，匈奴曾致書漢朝，自稱：“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可知其擊破月氏當在公元前一七六年左右。而匈奴軍臣單于死於公元前一二六年，所以烏孫奪回塞王土地，逐走大月氏，應在這一年以前。

中間這個時段，大月氏據有匈奴以北的伊犁地區。所以張騫通西域，想聯合大月氏共同對付匈奴，匈奴就逮住他，說：“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不准他北上。

大月氏被匈奴二次擊破後，西徙，“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翕侯”（《後漢書》），以致後來貴霜還滅了天竺，成了另一番風景。

塞種也很複雜。因為早在月氏迫逐塞種時，塞種已往蔥嶺一帶流竄。故除烏孫後來復國之外，塞種在西域還建了許多國。《後漢書》說：“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大宛國可能也是塞種所建。因此《史記》載漢武帝時李廣利伐大宛：“天子使使者告烏孫發大兵，並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此時烏孫與漢朝關係正好，不得不出兵，但態度消極。漢武帝要他大發兵，他卻只派了二千騎。須知此時分南北兩道進攻大宛，勢在必得，光北道就用兵三萬人。烏孫此時約有兵五萬，卻僅派二千人去，且遷延不肯前，估計就因大宛與烏孫原係同種之故（烏孫的人口與兵力，約分三個階段增長，此時預估有十八萬戶、五萬騎兵。另詳王明哲〈論漢代烏孫對伊犁和流域的開發：關於漢代烏孫人口發展的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3，1期）。

另外，塞種建立的可能還有大夏。大夏曾為大宛屬地，《新唐書》說它就是吐火羅，所以應當是南下的一支塞族，據說其王為Asii種，其音與烏孫古音相近，似即為烏孫之一部，後併於希臘。

烏孫本身則是藉匈奴之力擊破大月氏復仇之後，脫離匈奴卵翼，恢復其國的。勢力還不穩，故與漢和匈奴兩邊都保持友好關係即為其戰略選擇，向兩方求婚則為其戰術應用。元封中，漢終於同意遣公主以妻昆莫，時在公元前一一〇至一〇五之間。同時匈奴也以女妻昆莫。從獵驕靡、軍須靡、翁歸靡到泥靡（狂王），四代烏孫王都有匈奴夫人。

昆莫孫岑陬名軍須靡，岑陬子名泥靡，其季父大祿子名翁歸靡。“靡”可能是貴族，也可能是長男的意思。據《漢書》說：“翁歸靡即位，號胞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可見這個政策是延續下去的。且感覺烏孫於匈奴與漢朝之間還是較親漢些，故後來漢伐郅支單于時，南北進兵，北道也仍借道於烏孫，得到烏孫的支持：“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陳湯傳》）。可說烏孫已成為漢室在西域最重要的盟友。　

昭帝時，車師與匈奴，共侵烏孫，公主向漢求救。說：“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乃破匈奴，獲單于父行等四萬級，馬牛羊驢駱駝七十餘萬頭。

自此以後以後，烏孫便代替匈奴，成為西域的最大國：“烏孫國，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最為強國”。漢朝也盡力扶持它，所以“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托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莎車遂因此成了烏孫的羈縻。

當時也是漢室聲威最盛的時候。《漢書·西域傳》說那時“罽賓自以絕遠，自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罽賓在犍陀羅一帶，其地當時為安息與塞種所共有，故亦為塞種所建之國。其國去長安二萬二千里，東北至漢所設西域都護治也還有六千八百四十里，應是漢代勢力所達之西端。到東漢永元元年（西元八十九年）竇憲大破北匈奴，三年又出擊，出塞五千餘里，其勢依然可觀。而其所能如此縱橫西域，當與烏孫之支持脫不了關係。

四、烏孫人的形象及其後裔

　雖然如此，漢人對烏孫並不十分瞭解。

　其實這也不足為奇，當時西域邦國眾多、民族雜居，本來就不易鬧明白。加上距離遼遠，地理的隔絕與想像力的作用，不免使人產生搜異獵奇的心理。歐洲人在大航海時期流行的亞洲獨角獸與巨人傳說即生於此類狀況中。在中原也流傳過一種對烏孫人的描述，那是唐代注解《漢書》的顏師古的一段話：“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烏孫本塞種，但它取得大月氏所居地之後，其人民自然也包括了為數不少的大月氏種，已非單一民族。其後與周邊諸民族來往通婚，境內有赤鬚青眼者，並不奇怪。因雅利安民族於漢代亦曾東進至于闐疏勒一帶，于闐還可能是希臘的殖民地，大夏且有希臘王。現今新疆與河西走廊還發現過不少希臘錢幣與文字，迄今亦仍有不少羅馬軍團遺留在中國境內的傳說，故烏孫有碧眼兒是完全可能的。

　但顏師古以此推論整個烏孫民族都是赤鬚青眼的，那就完全離譜了。且其意，謂烏孫人最奇特，與其他西域民族不同。殊不知塞種分布甚廣，大宛大夏，乃至“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難道也全是碧眼兒？況且塞人本允姓之戎，有一大部分早已內附，久居河南一帶，豈亦青眼赤鬚乎？顏師古乃大學者，這些史料及道理不可能不知，所以他把烏孫特殊化的做法，或許只是為了強調烏孫至唐代仍有其影響罷了。

　爾後烏孫遺裔在歷史上還有許多作為。如北魏時的庫莫奚，意為沙漠上的民族，是辮髮射獵的。據楊憲益《譯餘偶拾》考證，即為烏孫後裔。此民族一直活躍到十世紀後，才不復見於中土，而這時西方歷史上卻出現了一種庫蠻人（Cumani）。西方人稱它為淡色或黃色民族，曾在埃及建一個王朝，在保加利亞建兩王朝，其文字為一種東方突厥語。因此可以推測它應即是庫莫奚往西遷徙的結果。未西遷的烏孫後裔則在明代成為瓦剌，在清代成為了準喀爾。

　　　五、多元交流的歷史

以上對於塞種人及烏孫的簡要描述，必然不能讓人滿意，內中恐仍有不少矛盾或疑點。但我建議把整個塞族或烏孫放進一個大背景大框架中去瞭解。

這個大背景大框架就是“多元交流史”。

眾所周知：西域乃著名的中西交流孔道，所謂絲綢之路，貫通亞歐兩端。但這條路線上，交易的絕不只是絲綢，其起源亦不會晚至秦漢。

例如蘇聯C·N·鲁金科《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文化》（一九五七，《考古》，第二期）提到他們發掘蘇聯阿爾泰地區一批古墓，發現了一些中國織物、中國鏡、四馬駕的馬車等，因而推測可能有漢朝遣來和親公主的墓。不過此外他們還獲得數千件藝術品，這些藝品之年代甚至可早到西元前八世紀，而其形制則或許影響到中國的戰國鏡和秦式鏡。

這種中亞草原文化影響了中國的觀點。過去其實是國際學界的主流，中國學界通稱為“青銅西來說”，謂青銅技術與造型多由西方傳來。可是到底由西方什麽地方傳來呢？歐洲的學者大抵強調其與希臘、蘇美、古伊朗的關係，蘇聯學者注重中亞淵源，日本學者則依違於兩端。反之，中國學界較傾向說明中國本身的獨特性，認為中國青銅器雖可能也有外來影響，但主要是自成體系的發展，甚或還有向外傳播的例證。

大家的講法可能都對，只是各得一偏。在這片長條形的土地上，交流頻繁，既有由西向東的影響，也有由東向西的，還有許多自己的東西。

希羅多德《歷史》第四卷曾記載：元前七世紀前半業，希臘詩人阿利斯鐵亞斯曾沿著“斯基泰貿易路”，從黑海沿岸的塔納伊司出發去東方。翻過烏拉爾山，抵達阿爾泰山脈。在布迪諾伊，見到一座周長五點五公里的希臘殖民城市。在最遠的貿易地阿爾吉派歐伊，希臘商人是通過七名翻譯，使用七種語言來交易的。

他所說的這條斯基泰路，又被稱為黃金之路。因阿爾泰山又稱金山，希臘人把住在阿爾泰山的部落稱為“守護金山的獅身鷹頭獸”。斯基泰人就是來此貿易金子回西方去賣的，希臘人尾隨而至，還建立了殖民地。可見這條商路已非常成熟，而賣去的當然也不只是黃金，來自中原的絲綢、漆器、銅鏡亦由此西傳。敘利亞的帕爾米拉出土的漢錦，便是一例。阿爾泰巴澤雷克古墓出土物中，有歐洲風格的毛毯，有斯基泰紋飾的馬轡，有秦式鏡、中國花鳥圖案的絲繡等，也見證了這段交流史。其時間則在西元前五至四世紀。

也就是說，西至黑海，東抵蒙古，這條商路早成通衢。而商路上主要的民族，似乎就是斯基泰。具有斯基泰獨特紋飾的金與銅製動物紋飾片，由黑海到蒙古綏遠都有發現，足堪印證。

斯基泰，或譯稱伊塞頓、塞克、塞種。據希羅多德說，可分三支：水塞、尖帽塞和牧地塞。水塞居裏海附近，牧塞居印度伊朗之間，尖帽塞則居中亞中部。可見分佈是極廣的，剛好橫亙於歐亞大陸之間。

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解開歷來一些困惑。例如塞人族源及居地，過去許多人視為是西來的，且是雅利安或日耳曼民族；有些人則據《史記》《漢書》等中國史料，主張是由祁連敦煌間西遷的。實情或許兩者都對。塞人分布既廣，其族源可能在西；但東來已久，於殷周之際即已久居敦煌。秦人逐之則西走、晉人撫之則內附。而這一支以外，其他地方亦仍有塞人各部。故小國烏孫雖在敦煌，當時伊犁河谷一帶卻自有塞人王國。大月氏滅烏孫後，又破塞王，佔有其地。其地正是塞人古商道之中心，以致昆莫脫離匈奴之後立即回取其地以重建烏孫。

　　　六、烏孫商道

伯思斯坦《塞族考古》說伊犁河流域曾是塞王之境，又為烏孫前身，大抵近乎此意。他據伊犁克湖出土人骨推測其中八成屬歐羅巴型，其他卻多是蒙古種的短頭型特徵，可見塞人因久與蒙古利亞種為鄰，至遲在西元前五世紀便已逐漸蒙古利亞化了。人種與文化一樣，有著交流的痕跡。

許多研究者認為烏孫人種與文化跟匈奴往往難以析分，也有人強調至少居河西走廊及伊犁河的烏孫應屬於突厥種，因其語言、圖騰、體型特徵均相似。我認為這都肇因於上述交流涵化之故。

遠古的塞人商道，後來也一直承擔著這種交流功能。目前大家所說的絲路，指的是漢武帝在河西設立四郡後，經河西走廊通過塔里木盆地的這一條。但實際上原來的塞人商道依然熱絡。據蘇北海《哈薩克族文化史》考證，在唐代，穿越哈薩克草原的絲路是由敦煌至蒲類（巴里坤），經北庭（吉木薩爾），達輪臺（烏魯木齊）。然後分為兩道，在伊犁弓月城（阿力麻里）會合後，往西到碎葉。

烏孫之都赤谷城，是這條商路的必經之地。一九六六年發現的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殘紙，記：“在弓月城舉取二百七十五匹絹”。一次竟可以提這麼多絹向外運，可見絲綢貿易之發達。

由弓月城到碎葉，既是如此商貿繁榮，自無怪乎唐代詩人屢屢吟詠了。大詩人李白生於碎葉，其父名李客。歷來對其身世有許多猜測，認為若非貴族西逃避禍，那就很可能是因經商才來到碎葉的。由其身世，亦可側面證明當時此一路在東西交流上的作用。

碎葉於唐代隸屬西突厥汗國，玄奘亦曾路過其地。西元八世紀末，西突厥汗國滅亡後，突厥施部統治其地，建為突騎施汗國，並以碎葉為大牙帳、以伊犁之弓月城為小牙帳。依此建制看，當時伊犁河流域已以突厥文化為主了。

七、烏孫的文化

曾经统治过伊犁河谷及伊塞克湖四周的民族有乌孙(西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2世纪)、突厥(6世纪中叶)、葛逻禄、回鹘(10世纪～12世纪)、哈刺契丹(12世纪)、克烈、乃蛮、钦察(12世纪末～13世纪)等。西突厥汗時期，烏孫與康里、杜拉特、烏古斯、鐵勒、葛邏祿、拔悉密、突騎施諸部便已俱歸其轄。疆域遼闊，位處唐、印度、波斯、東羅馬諸大國間，縱橫捭闔，商貿十分發達。

除了主宰東西交通經濟命脈外，其主要成就是城市建設和創造了古突厥文。據玄奘說其文“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寖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這古突厥文，是西域許多文字的先導；十九世紀以來出土了不少史詩性突厥文碑文，亦可證明那就是哈薩克史詩之雛形。

但在古突厥文發明以前之烏孫舊史、塞人遺事，大抵就只能由考古去探掘了。

先說古塞人文化。考古學界認為具有“斯基泰”特徵的，一是岩畫中的鹿，通稱斯基泰鹿。主要特徵是喙狀部前伸，鹿角仰向背部，呈梳狀，一上一下。這與其他地方鹿角豎成桿狀，帶有樹狀枝枒者明顯不同。腳一般捲曲在腹下，也有少部分站立的。大多研究者認為是塞種人之一種圖騰。其次，相應地，馬牛虎等動物也相當定型化，青銅器中虎牛咬鬥圖，尤其被視為是斯基泰特徵紋飾。再就是鹿石，在石柱或石板上，平面鑿有以鹿為主的動物圖形及一些其他物形。

這些早期塞人，也就是斯基泰文化特徵的器物，廣泛見於蒙古、阿爾泰、天山北部東部等地；在伊犁河谷烏孫山周邊，亦甚多。如一九五三年蘇聯即在伊犁河出土了獸形銅祭臺、三足銅鍑等一批青銅器。一九八三年伊犁新源縣又出土了一批同類型青銅與赤銅器。赤銅在南西伯利亞早期文物中也有，但此件赤銅武士俑頭載尖帽、裸胸，面貌蒙古種較明顯，非深自高鼻狀。另鞏留縣也出過立羊銅飾牌。察布查爾縣則有人面四足銅祭台，人面中鼻較長，有較明顯之西方種特點。銅鍑則各地基本相同，似為塞人之祭器。特克斯發現的器物及岩畫，基本也是如此。

據此，不難推測當時塞人文化與匈奴先世頗有交融。如動物圖象、咬鬥、銅器多鏤孔，以及銅具可能主要用做為禮器等情況，兩者均極類似。但是否均採薩滿信仰、均有早期拜火習俗，則我以為還不能完全斷定。

另外，那些人面形祭台，或伊犁、阿爾泰、巴里坤所出銅鍑，與殷商文化中之陶器和銅器卻有許多相似之處，甚至可能是天山、阿爾泰山這批器皿之原型。

殷商王朝與西域之交通本來就極頻繁，曾大量採玉於天山、崑崙山，其器形因而對此地塞族有所影響，並不奇怪。蘇俄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曾說卡拉蘇克時期葉尼塞河中游的居民，屬高臉、圓而高的眼眶、中等高度，低或扁平的鼻子者占相當大的比例，接近華北型東方人。這會不會是殷商移民呢？誰也不知道。但顯然在銅器上已留下了交流的印記。

雖然如此，繼承早期塞人文化的，無疑主要仍是烏孫。

伯思斯坦《塞族考古》曾描述塞族古墓很廣，由額爾濟斯河的北捷什斯地區到阿爾泰和中亞都有。且“一般塞種墓都與烏孫古墓交錯在一起。烏孫古墓排列整齊，是貴族墓，方向自南而北。塞種古墓則在墓丘直徑和高度方面大小不一。塞墓上覆石堆，早期用石棺板或大圓石砌成墓室，晚期則用一般的土坑，其特徵主要是周邊石台是正圓型的，烏孫墓則無此石堆”。所以塞族古墓與烏孫墓既呈現著繼承關係又有些小變化。

同樣，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也認為塞人在特克斯和新源縣發現的部分墓葬，跟已知的烏孫文化有異，可是他們又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遺存，乃是早晚期的不同（新疆社會科學，1985，1期。同期王炳華〈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鈎沉〉大抵亦持此見解）。

岩畫方面，塞人與烏孫的典型畫法是側面畫，畫整個動物的外形，使用鑿刻而不是雕刻。青銅方面，塞族的帶獸形，烏孫就偶有帶幾何紋的。

至於鹿石和石人的問題則較複雜。早期鹿石，以蒙古地區和西伯利亞發現為多，後來才知道鹿石廣泛分佈於阿爾泰地區至哈薩克斯坦地區。早期認為鹿石上面雖有鹿形圖，但整體上應是人形，也就是整個石板或石柱就類似一個人。其功能以誌墓為主，所以可能是領袖人物的墓碑。據蘇聯Ⅱ·π·吉列諾娃《蒙古和西伯利亞的鹿石》之研究，這種情況早在斯基泰時期就已流行，而一直延續到突厥時代。若如此，則鹿石便與石人幾乎是同一回事了。鹿石上的鹿，則是部族的圖騰，且是塞種共同的圖騰，“鹿石在斯基泰時代之廣泛流傳，與斯基泰人的自我稱呼：薩迦，可相對照，薩迦即是鹿的意思。鹿形飾牌，看來也是一種源於斯基泰的原始圖騰護身符”（薩迦，也就是中文文獻說的塞種）。

但張志堯認為鹿石並非石人；乃是以鹿為圖騰的民族，對太陽崇拜時用的石雕；而且應是以蒙古文化為主體，而滲入了塞人文化成分的表現。雖如此，他亦認為鹿石頗有人形雕石之狀，且說這種形制延續至突厥時期。如伊犁昭蘇石人像背部即鑿刻有完整的鹿形，其功能與鹿石完全相同。特克斯的情況，看來亦是如此。

石人也是有爭議的。到底是死者之像，用以紀念，還是被殺的敵人？近來的研究傾向前者。其像多採陰線鑿刻。伊犁地區發現者多有圓顱特徵，深目、高鼻、多髪特徵者並不明顯。故王子雲《新疆石刻藝術》認為應與烏孫有關。因烏孫長期與匈奴通婚，所以有蒙古利亞人種徵象，與克木齊、喬阿梯等石人不甚相同。但伊犁昭蘇石人腦後有多股辮狀披髮形狀，則符合我國史料中對突厥一部分部族的描述。因此，鹿石與石人，可以看成是由早期塞人文化發展到烏孫、突厥的一條鏈索，可以觀察到許多文化與綿延與變遷的問題。

還有一條不可忽視的鏈索，那就是中原文化的淵源。

烏孫原是西戎一支，《尚書·禹貢》早已說過：「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敍」，可見那時接觸的西戎已深入新疆各部。殷商又往西大量採玉，《逸周書·世俘解》記載：「武王俘商舊玉，億有八萬」。玉是殷周禮祭重器，如此大規模的玉石貿易，說明了當時此地與中原之關係已極為緊密。因此張騫到西域，已見到蜀中販來的笻竹杖。

前文所述殷商青銅器對塞人的影響，亦可見交流之一斑。漢武帝元封年間細君公主嫁至烏孫，更擴大了這層關係。公元前六十年漢朝設西域都護府後，從政治體制上看，其地更已不折不扣納入中國版圖了。

而這又絕非軍事及政治上強力之行為，實有深厚之文化淵源與認同基礎。因為一九九五年，民丰縣尼雅遺址就出土過一方蜀錦護臂，上用隸字繡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字樣，與另一方「討南羌」護臂可合為一幅。這句話出自《史記·天官書》，云：「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兵）者利。」此錦在新疆出土，充分證明了此地人已自居中國，以討南羌。

唐代后期，伊犁地方的主体民族是突厥旧属葛逻禄部。葛逻禄与回纥、牙格马部曾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它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权。但其錢幣上顯示其汗自稱「東方與中國之君」。其淵源即本於「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此地人民自居中國，亦是不言可喻的。

另外，史謂黃帝曾派伶倫往嶰谷伐竹製笛以吹鳳凰之聲。嶰谷，一般認為即是今克什米爾地區。此雖傳說，但《竹書紀年》等書曾載之西王母屢贈中土君主白玉管，亦當是玉笛之類樂器。正式把西陲音樂納入體制，則見於《周禮·春官》之鞮鞻氏。這種樂官專掌“四夷之樂及歌聲”。其中西戎之樂名為“高”，又譯作侏離。足以證明至遲在周代，中原與西戎的音樂歌舞交流已體制化了。

到漢代，交流的規模愈大。《西京雜記》卷三載，劉邦的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綬”，似乎于闐樂當時即已流行。而漢樂府所用橫吹曲，更是明確使用胡角。《晉書》記：“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於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張博望就是張騫，其所傳摩訶兜勒曲，可能即來自烏孫。李延年的二十八解，則至晉猶存黃鵠、出塞、折楊柳等十曲。到了隋朝，西域音樂傳入更多，《隋書·音樂志》說：“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娑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這當是鄯善、疏勒一帶流行之曲，婆娑伽兒則應出於娑伽兒。娑伽兒又譯為塞克或塞人。塞人也就是漢唐時期久居伊犁河谷的烏孫人。

 這些是西域傳入中原的，中原傳入西域的也不少。最明顯的是解憂公主嫁到烏孫，後來曾送所生女回長安學音樂，而此女又嫁給了龜茲王。《漢書·西域傳》說：“烏孫公主遣女來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公主，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即指其事。

 值得一提的是：嫁到烏孫的公主，無論解憂，還是細君，都是精通音樂的高手。唐李颀《古從軍行》說：“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講的就是烏孫公主。後來人們常想到的王昭君抱著琵琶唱歌出塞情景，其實就是把烏孫公主的事張冠李戴而成的。

據晉人《琵琶賦》說：“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唐人《樂府雜錄》也說：“琵琶，始自烏孫公主造。”解憂公主七十歲以後才返回漢地，兩年後去世，又十八年後才有王昭君出嫁的事呢！

多元文化交流格局中的烏孫，亦因如此才特別值得我人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