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年書法展及其他

     開年第一大事，當然是接手杭州馬一浮紀念館。

馬先生乃近代通儒，以理學通乎經學，蹊徑別開，夙與熊十力等並稱為新儒家鉅子。而創辦復性書院，尤為世所宗仰。先生講學，始於江西泰和，辦書院則在四川樂山。抗戰後返居西湖時，書院其實已無活動，連刻書印書也很少，只是住在湖上靜攝而已。故若欲恢復書院，在樂山似更好。可惜樂山現今光曉得把郭沫若拿來做文章，大力建設郭氏紀念館，而不知馬一浮事蹟在近代學術史上其實比郭重要得多。舊時復性書院及爾雅臺，又均是借用烏尤寺的場地。如今寺僧亦無恢復儒門講學風氣之氣魄。故不得已，仍只能在杭州馬氏故居做。

過去，杭州市政府及西湖景區管理處已對馬氏故居（即蔣莊）做了不少修繕及布展工作。移交給我，當然是希望我能更強化其學術文化內涵。我也確實準備這麼做，但要慢慢來。先得整理房舍、修葺裝飾一番，才能逐步展開工作，重開書院、恢復講學。所以目前僅是維持原有的展出形態，過春以後才會開展較多學術文化活動。

五日，在許嘉璐先生中國文化院舉行“中華書院聯合會”的籌備會。杜維明先生牽頭，各地書院主事者介紹其事業，不乏可觀者，可見“書院熱”之一斑。

大部份書院都是精神遙契於古書院傳統，但實質難以繼承。所以大抵無藏書、無宗旨、無大儒講學、無祭祀。作為旅遊點、古蹟之外，僅有的一些教育功能，也多僅限於蒙學。蒙學在古代，只是小學。大學之道尚不能講，何況書院的成聖之學？故此時而言書院，首重書院傳統之沿續、繼承，方能守而勿失，否則紛紛掛羊頭賣狗肉矣！

此外當然也還可根據這種精神和具體體制，擴充發展出一些新的型態。例如我的天泰書院即以儒家為主，但也兼攝佛道。

這種三教合一，不是林兆恩“三一教”那些民間宗教型的三教合一，而是上溯於書院傳統。當時辦書院，多用佛寺（如鵝湖書院原屬鵝湖寺）或道觀（如嵩陽書院原是嵩陽觀），或由佛寺道觀提供學田學山，以備膏火。故書院主體雖是儒家道場，書院本身卻是我們社會上三教難得的接合點。這種親合關係，是難得的，我們現今即可予以發揚。所以開年即與道教會常務副會長張繼禹、藝僧月照上人合作，在書院辦了個書法展。

天津今晚報，準備在天津水上公園的水上展覽中心開辦“人文藝術院”，則或許可視為新書院之另一例。古代書院其實與我們現今的學校不同。現今學校是封閉的，把一些人圈進校園裡，餵給特定教材便罷。書院則是開放的，一般百姓均可來聽講或參與講會，故書院乃是儒者社會講學的一個場所，其功能非內聚地指向校內學生，而是外射地指向整個社會，重點在於教化民眾。本此精神，一個現代媒體若能將自己轉化提升爲書院型產業，或朝書院精神邁進，那當然就太好了。目前今晚報設立“人文藝術院”似乎即可顯示這一動向。

本月十二日，該院即將開幕。為顯示該院以“游於藝”入手，將同時舉行我的書法展。整個活動，皆由孟威操辦，將來這個人文藝術院也悉由孟威主持。開辦之初，孟威對我有一小段介紹，略作宣傳，不必當真：

龚鹏程的通儒之书                 孟威

传奇人生

龚鹏程先生之声名虽久播于华人学界，但在时下网民的视界里，多以天山武林大会的“总策划”相呼告，龚先生好像更应是一位武林的盟主或大侠。孰不知龚鹏程早年就享有“天下第一才子”的美誉，二十七岁即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获中山文艺理论奖……

2013年9月，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揭幕的《龚鹏程书法展暨龚鹏程著作、书作的捐赠仪式》，堪称是龚氏学术成果的一次盘点，蔚为大观的近八十馀种著述（大陆近十年来引进出版者仅三十馀种），实令观者兴感、学者艳羡。先生之学门庭广大、博雅渊深，自谓“观四部、摄九流，平章三教，勒成一家”，论者称其：“于儒学能得其正、于道家能得其逸、于释氏能得其无相无住”，著述遍及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管理、社会、政治、大众传播诸领域。讲学、著述之馀，又开创出版学、未来学、生死学、生命学、美学与艺术管理、环境管理、殡葬管理、非营利事业管理等数门新学科。历览其从教、创办的十数所名校以及担当的近三十个社会职务，或可窥测到先生数十年八方奔走的飞鸿爪泥，岂可推想出此人面对千头万绪、却能肆外闳中的胸襟才略，识先生者，莫不叹为奇人！

                       通儒境界

龚先生接续前贤、昌明正途，宏阐国学之大纲维，深思巨力、分疏辩正，问道书法之真精神。多年来独倡“文士之书”、煽扬“文人书法”，推张道艺相合的文化理脉、心气学问的字外修养和以人合天的心斋功夫，或试图矫正当下书法家日趋专业、夸饰艺术表现、抛却性情修养的流弊，抑或深刻反省现代书法脱离文字、偏执视觉形式、背离文化真脉的蕲向。

先生之书一如其学、又如其才，格局开张、取资浩博，早期本以行草书当行，小字密行恬静闲雅，楹帖联句清健洒落，近年喜作篆隶魏碑，篆籀以摹抚金文、石鼓居多，其高古虚灵的气息、自然率意的笔情与大儒章太炎相仿佛；魏碑直以《云峰山石刻》为宗，略近于赵之谦、康有为二家，减却了几分飞扬跋扈、恣肆雄强，愈显其疏秀沉厚、纵逸宽和；隶法尤为卓异，无丝毫习练汉碑者的流俗，陶钧、鼓荡于篆籀、魏碑、简帛、刻石之迹，别有一股拙朴与遒媚。龚先生曾撰有一篇论台静农书艺的文章，说：“不是我不喜欢，也不是不敢开口，而是我不太懂他的字。并世论台先生书艺者，依我看，大概也都不懂“，又言：“台先生的字，实验性很强，我不以为他已经成功；对于他的努力居然未能鼓舞后学、启迪时人，更表示惋惜。”而今，龚先生在书法上博涉真草篆隶诸体、碑帖简帛几无界域的态度，既是台先生那很强实验性的继续，更是对台先生“真懂”的继承。

《易》曰：“道成于上，艺成于下。”黄宗羲有云：“道一而已，修于身则为道德，形于言则为艺文，见于用则为事功名节。”在与龚先生的相识、相处中，总能让人深感其温儒洒脱、平易从容的情怀，自其书作中亦可领略那朗爽旷达、优游恬淡之韵致。在其人与其书之间，“书如其人”的理论得到真切而坚确的验证，通，与其说是路径、方法，不如说是观念、境界；通是道艺相合的锁钥，通是道德、艺文、事功、名节等内外合一、知行合一的标志，我辈仰先生为通儒，而以通儒之书论之，不知以为当否，就教于海内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