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補說

       春節返台灣，恰逢家慈入院開刀，取出顱內積血。因此春節間多為此事奔忙，無暇讀書作文訪友遊春閒逛。

唯前此元旦期間我去通州，看了一批王錦思收藏的儒教資料。回來在微博上簡略提了一句，不料即引來一堆妄人亂扯什麽儒家不是宗教啦，凡談孔教儒教的都是中了康有為的毒啦，都是滿腦子帝王思想啦等等。甚至還有人大放厥詞，說港臺及東南亞之所以有儒教，乃是因這些地方的儒家文化都不正宗云云。

《春秋》之義，微者不責、賤者不書，因此我們沒必要再去管這些胡言亂語。春節返台，侍母養疾，靜中稍詮關帝諸事，以見儒教在中華社會中存之已久之實，供好學深思者助。

我舊有《儒家與儒教·文廟與武廟》一文，收在北大版《儒學新思》中，本文是個小補充。

儒教補說

談關公，是因臺北市內便有一處“行天宮”，香火極旺，並設有基金會、圖書館等。奉祀關帝，但稱為恩主公。大年初一，市民前往燒香者，真是人山人海。我在北京的天泰書院，內中也有一座關帝廟，稱為“敕封三界伏魔大帝廟”。常有朋友問及為何關公又稱伏魔大帝，正好藉此一併說明。

三界伏魔大帝，是明代敕封的。南宋只封關公為義勇武安王，從祀武成王。武成王黃飛虎，是唐宋以前我國最重要的戰神及武聖人。關公僅是他的陪祀者。明代才加關公以帝號，萬曆四十二年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清順治以後，改封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天泰書院裡的承恩寺與關帝廟，均建於明代，故用舊稱。

一般考證關公封號的文章，大抵講明這種演變也就結束了。但我想帶著大家繼續追問：為何關公的神格到了明代忽爾提升至此？

原因是關公信仰在明代社會上已然升溫了，所以影響朝廷、提高封贈。

民間把關公稱為三界伏魔關聖帝君，早見於《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此經又稱《護國翊運真經》，序文說是北宋學士孫奭編述，南宋中丞張守訂梓。孫奭是註過《孝經》的人，學界一般不相信他真編過這部關帝經。但無妨，此經收入康熙五十二年盧湛所編之《關聖帝君聖跡圖誌全集》，可知至遲亦為明末之物。當時此類書尚有《關聖帝君應驗桃園明聖經》等等，可知此種信仰早已在民間流行了。

正是在這類民間宗教經典中，關公的神格有了奇妙的變化：由武將而武聖，而轉向文教。

《忠孝忠義真經》中就提到：關聖之權責不止降妖伏魔，還要“協運黃圖”，協助玉皇大帝管理整個宇宙。故其職務相當於宰相，僅次於玉皇大帝，故又稱為“通明首相”、“南天文衡聖帝”或“協天護國忠義大帝”。

首相，自然不僅是武人。南天文衡帝君之職責更是：“紫薇宮裡朱衣神，協管文昌武曲星“。可見關帝信仰在明末即已兼包文武，文化之傾向越來越重了。關帝不只展現忠義精神，更能掌天地人之權、執教化之柄，開天普度，濟世救人。

那麼，爲什麽關帝之神性又會如此轉化呢？

原因就在於此時宣揚關帝信仰者，乃是一批儒教團體。這種儒教，都是明代“三一教”之類的形態，用佛道術語、儀式、教團、宣教方法來弘揚儒家倫理。所以《忠孝忠義真經》說關公“掌仙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文衡武備，監察分明，統成三教，克盡五常”；《明聖經》說：“心者萬事之根本，儒家五常、道釋三寶，皆從心上生來。仁莫大於忠孝，義莫大於廉節，二者五常之首，聖人參贊化育者此而已，仙佛超神入化者此而已”。

講忠孝、教人立身修德、慎獨、敦敘五倫，都是儒家之義理，但用傳教的方式來推廣。這類教派教團，自明入清，越來越多。到現在，有些更把關帝的神格又提到玉皇大帝之上了，說老玉皇已經退位，目前最高主宰已由關公接替了。前文述及的恩主公信仰即屬於這一類。

說關公繼位擔任玉皇大帝，民國十三年的《洞冥寶記》就已如此說了，且認為是老玉皇辭職後，經五教聖人共同推舉而來。一副儒家禪讓政治的模樣。故《玄靈玉皇真經》《玉皇普度聖經》《玄靈玉皇懺》等經書所講的玉皇，指的其實都是關聖。支持這一派說法的，主要是鸞堂系統。

扶乩扶鸞以與鬼神溝通，是長久以來的道教法術，亦廣為民間宗教所採用。上述許多關帝經典，大抵即由鸞堂以扶乩扶鸞的方式扶出。此類鸞堂，明清社會常見，近世活動力最旺盛且以關帝信仰為其核心者，則為儒宗神教。

在儒宗神教中，關帝實已替代了孔子，成為宣教的主角。教人要順人心、存天理、敬天地、祀祖先、孝雙親、和宗族、敬老人、宗法紀、存良心。具體講說這些倫理要求時，可能混雜因果報應、輪迴、劫數……等佛道說詞，但它不求長生久視，也不求解脫無生，其為儒家宗旨，實是至為明顯的。

臺灣的鸞書，係光緒十七年由澎湖—新樂善堂始造，風氣承自大陸，至今二百餘年了，通行鸞書已在千種以上。而刊印鸞書，須奉玉帝旨令，所以鸞書前面必有一篇玉詔。這個玉帝，不能明確判斷是不是關聖，不過有些鸞書如《天福史記》就會在玉詔前加上關帝諭文，可見無論如何關帝在刊佈制度中都是極重要的。民國二十五年《儒門科範》且明確說道：“南天文衡聖帝關跋：吾與呂、張、王、岳諸同僚，共擬儒宗神教，道統介紹其傳法門”。五恩主信仰之儒教體系，十分明確。關聖武廟，實質上亦已轉型為文廟矣！

關帝信仰之儒教化，只是宋元以來各種儒教發展之一端，但稍細究，就會發現它非常有意思，有許多可討論之處，其餘諸般儒教狀況亦然。

可惜五四運動以來，知識界受西方啓蒙運動之影響，重理性、講科學而輕宗教，甚至反宗教，於此既不注意、不了解，又心存鄙夷。再加上文革、破四舊、打倒反動會道門等運動相繼而來，傳統文化頗有斷層，所以對此等歷史上存在著的龐大儒教現象往往無知，對它們在化民成俗、教育氓庶上的作用更是難以體會，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