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日記

     杭州马一浮纪念馆，已于今年元旦交由我负责运营。偶然看到《唐君毅日记》，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有记：“上午至研究所办公，中午约马一浮先生之内侄女婿夏辉宇及朱渊明于乐宫楼饮茶，谈马先生事。”赶忙把全书再阅一遍，可惜除此一条之外竟未见其他马先生有关资料。可見唐先生与熊十力、梁漱溟亲近，与马先生毕竟较疏。

不过，即使如此简略的记录，在唐先生的日记中也是罕见的。唐先生全集，是我在台湾学生书局主持编务时印行的，当时并在香港举行过唐先生的研讨会，在两岸三地交流史上颇具纪念意义。不过，当时具体编辑，系香港霍韬晦兄及书局丁文治董事长，我对日记之收入并未留心。如今重看，才发现此书史料价值其实甚小，缺乏文采，也没太多义理内容。

因为他记得非常简略。其标准形式是：一九五〇五月十三日，晴，上课五时。十四日，晴，作文三千字，名中国近代学术文化之反省。十五日，续作文七千字。十六日，晴，改文二千字。十七日，阴，上午访友，下午上课二时。十八日，陰，上课一时。……廿五日，晴，上课一时。廿六日，晴，上课二时。廿七日，晴，上课五时。廿八日，阴，阅杂书，下午睡，与二妹一函。廿九日，阴，连日觉精神疲惫，与廷光看一影片。

这样的记录，若说有价值，只能说是记了一部生活流水账，而生活之实况却邈不可见。某日上课二时、某日上课一时，此外都做了些什么？一九五〇年，正是唐先生与钱穆先生他们逃难到香港，要为中华文化奋斗之年，彼时心境、社会情况、办学实务、文化人的出處议论、國共局势乃至世界潮流之分析，能从这樣的记录中看到吗？如此不间断地记了几十年，毅力可嘉，但其价值或许仅为气象史提供了一份每天的晴雨气候报告而已。

而且我还有点怀疑这样的记录会不会是遭了“清洁化”呢？

例如一九四九，那是什么年代？这年一月，唐先生去了南京，又到无锡，徘徊往复，终于去了广州，六月再乘船到香港。这其中，对时局与人事，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无所抒感，又不在日记中记录？可是居然没有。

仅有的两处，是四月廿八日：“徐佛观请吃饭，与钱先生同入城，吾见国民党中上级人物数人，觉无甚可谈。”五月十五日：“今日星期，阎锡山及国民党要人来一帖，约我与钱先生入城茶会，看见三党人不少，然气象罕足观者。后有人提议发起反侵略会，我与钱先生逐退。”

这让我有两种猜测，一是唐先生这批日记，乃是夫人谢廷光抄录发表的。唐夫人可能基于保护唐先生的心情，没抄那些涉及时政與人事恩怨是非的文字，所以这本日记才会如此清洁、平板、干涩。

其次，也可能我现在用这个本子，是大陆吉林出版集团印的，唐先生批评共党部分，俱已删去，只留下了批评国民党等人的文字。否则唐先生既连国民党都如此瞧不上，对共党自然就更无好话，不然他也就不会离开大陆到香港了。因此这部分恐须再核对台版才能明白。

我这些揣测，均有点以小人之心猜度君子之嫌。但无论如何，总显示了唐先生日记记事的缺憾。

较有价值的部分，是唐先生的自反省察。如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晨思每日应事稍多，恒觉神思散乱。此蓋由应事时或以矜持心、或以计较心、或以忌刻心、或以得失心应之之故。意念行为实在不自觉加以检点，即有陷于非之可能，人生实常在有过中，欲立于无过之地亦为私欲，要在随时自觉加以反省耳。”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昨夜睡不成眠，念自己学问，实无功夫，实庸人之不若，如何可至于圣贤之途？”

这是日记中读之最令人动容之处。儒家学说，人人会扯，但落实到自己身心实践上有几人？唐先生受人尊敬，即在于他真能把握这个儒家践履的血脉，自省克己。

这种利用写日记来自我反省的方式，也是清代相沿之法，如曾国藩及桐城诸贤均如此。近人讲清代学术，只在著作中勾稽学术论点，故不太注意日记中的践履风气，故常以为宋明理学在清代式微了，学术上只是汉学樸学。殊不知清代讲宋明理学者多仍明代风习，以功过格自反录为日课，影响遍及乡里。过去我谈弘一法师时，曾说明弘一即受此影响，唐先生则是另一個例子，自省诚實之言，足以风世。

唐先生之学术路数如此，故除自省之外，也有一些修持辅助工夫，例如静坐。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连日为养身而习静坐静睡，更念只此是道。又在静中常念及以往之种种过失及对人有意或无意之辜负，因知识悔与对人之感念，皆清心静心之道。”

此种人、此种体验，也容易使他有宗教感。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他自言：“我二十年来所论以告世者，可以立三极（太极、人极、皇极），开三界（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人文世界），存三祭（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總之。”三祭及太极云云，均具宗教义，可惜唐氏门生後学阐述师学，均未由此入手。牟先生概况唐先生生平，亦仅言其为人文意識宇宙之巨人，未谈到三极三祭的问题。

而此一问题，亦为儒教之关键处。唐先生于此，却是颇为注意的。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夜赴侨务委员会宴。见一人谓彼曾参加一中华圣道会，该会以敬点尊祖崇圣为宗，颇与我年来对宗教之持论合。”

这些，都是唐先生日记中较可以注意之点。然而此类东西也甚少，自省察识之深刻处，亦不及唐先生论体验的几本专著，因此我也疑心是唐夫人删净过了。

唐夫人在这本日记中之角色非常特殊，因为她实为合作者。唐先生事忙无暇或因病不能写时，就由她代写。唐先生遭人写匿名信批评了，也由她撰答辩文，附在日记中。最後更由她抄录成书。

他們兩夫妇道义相勗，十分令人景仰。但这样写成的日记，纵或唐夫人没有润饰、没有避讳，恐怕都与完全写来跟自己对話的日记不同吧！若依我之私见，唐夫人爱人以德，此书真不应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