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記

　　十二月一日，杜維明先生在北大召集「儒家習明納」，實即一小型讀書會。這次邀吳光、陳來談近三十年來大陸儒學的發展。講完吃飯，飯前還有我做一簡短餐前講話，餐後再略作討論。型式很有意思，讓我想到也許在城裡也可以辦一個道家的。

　　開講前，大家同讀韓愈〈原道〉並討論，尤有益。此篇人人都熟，但其實多誤解。因為大家都是把它放在開創宋明新儒學的地位上看，而宋明儒學，一般又是將之視為面對佛老之挑戰而生的。所以韓愈這一篇，就常有人把它跟李翱《復性書》合併看，說它開啟了宋明儒內轉深入談論心性以對抗佛老之路，甚且有人更誇張地說他們是陽儒陰釋。

　　這當然是錯的。韓愈說的是：佛老只重心性之清靜寂滅、只治內，不能如儒家內外一貫，還能安頓整個人文世界。故曰：「先王之教者，何也？……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行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順此思路，他才會批評：「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反對只治心而不能治國平天下者。他論《大學》也不談格物致知。

　　這是讀韓愈的人該注意的分判。我於會上略說此意，陳來、彭國翔等續發揮之，或可略廓俗見。

　　二日即往都江堰。孔廟重建已快完成，準備一月一日元旦開張了，所以有許多工作要來做。

　　附近作兩小文：

《中國古代文體學》序

　　讀到曾棗莊先生這部大書，實在感慨萬端。

    本書名曰《中國古代文體學》，當然沒什麼問題；但此語在今日，卻不免有些矛盾似的詭譎之趣。爲什麽？因為文體學只能是古代的，當代並無文體學。

    新文學運動以來，產生過許多大變化，其中之一就是文體學被消滅了。現代文學本身看似也有文體問題，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四大文類不就是四種文體嗎？實則不！這四類，根本缺乏文體性的區分。詩與文用的是同一種文字和體式，不歌、也無格律。勉強用分行來區別是詩或散文，仍不免有「散文詩」這類令人頭疼的名詞。而散文詩與非散文詩到底又有什麽真正的文體區分，誰也不能講清楚。小說與散文之間、小說與戲劇之間，情況相同，不必一一介紹。

　　而把這四大類不成文體之文體拿來硬扣在中國古代文學上，更是一大災難。中國古代的文章，體兼駢散。既曰散文，則駢儷就不必談了？而古文運動以來之古文，似乎合乎散文之義，但《古文辭類纂》所收，分明又頗多不是今之所謂散文，該如何看待？小說，古出於稗史雜錄，後世亦仍以巷議街談、市井瑣言為之，與西方現代小說本是兩回事，硬予扣合，編造其起伏發展之史，益見其削足適履，不能掌握這種文體的實相。戲曲，重在唱曲，不是敘事與表演的，尤與西方戲劇枘鑿。因此，總體看我們這八九十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可說都是失了腳跟，邯鄲學步，對於我們自己的文體早已喪失了理解。情況如此，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研究領域之不重視文體學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曾先生這部大書，即是在這個大背景底下寫成的。全面整理了中國古代對各種文體的討論資料、勾勒出文體學的體系及其發展之歷史。在近百年中國文學研究中實是前所未有的偉構。

    是的，中國文學，若要討論，第一步就得論文體，因此宋人才會視王安石論文「先體製而後工拙」！體製不明，工拙何謂耶？自夫子刪詩書以來，即欲令雅頌各得其所；爾後選文列篇，基本上也都是分體敘次，如《文選》《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鑒》《金文雅》《元文類》《明文海》等等都是如此。論文之作，如《文賦》《文心雕龍》《文章流別》等亦復如此。這個關注點和今人是極不相同的，但嘗試理解它，卻是進窺中國文學堂奧的關鍵。

   但就算知道理解中國文學須由文體入手，今人對之也還是不易掌握的。因為目前我們講的文體，大抵只是西方文類的概念。文體確實有近於文類之義，但它不等於文類。它不僅指語言文字格式上的體裁，還指文詞與意義共同造就的風格，也指題材、主題或功能。

　　例如，曹丕《典論·論文》說：「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雅、理、實指風格。奏、議、書、論、銘、誄看起來是指體裁，卻也不然。因為銘和誄的功能並不一樣，銘的功能很廣，誄則主要用以誌亡者，因此它們可能體裁相同、風格相似，但仍應區分為兩種文體。而就以誄來說，漢代誄都是四言有韻的，魏晉以後就近於楚辭，可見同一文體，文字體裁格式上卻是不固定的，常有變化，僅就文詞格式論文體當然就很不恰當了。反之，曹丕這句話講的銘，本指碑銘。但古代勒銘於銅器，早已有銘；後世刻石為銘，也不僅用於表墓，不乏用以讃勳、述己的，所以雖同為銘，功用並不相同，只是寫法相似罷了。而碑文有人用駢、有人用散，也有文散而後綴韻語以為銘的，文字格式又不一樣。凡此，若不熟悉中國文體之意涵及其流變，確實亦不容易瞭解。

所以曾先生這本書才會綜合體裁、體格、體類幾個方面來論文體，希望能釐清一些觀念、消解一些爭議。我覺得這是他主要貢獻之所在。

要能如此綜和地解釋文體，並不容易。曾先生這套書的一個特點，正是在他全面清理了討論文體的文獻上。在這個基礎上說話，方能解紛解惑，一掃過去論文體者含糊籠統或偏執一端之病。他曾主持過《全宋文》等大型文獻整理工作，清查文獻，本是駕輕就熟的事，但我知道這並不簡單。因大部份輯出的資料散在子部集部，不惟難找，且多未經前人鉤稽討論過；而什麽材料屬文體學範疇，尤其需要專業判斷。曾先生是國內少數具有文學史及文學評論修養的文獻學家，因此可能只有他才能夠勝任這樣的工作。

曾先生前些年曾為病魔所困，初以為他需要伏攝靜養，不料竟然精進勇猛若此。不僅大勝小恙，甚且做了這套了不起的大書，為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打開了一個新局面。我很欽服，故掏誠敬薦，聊代序章。壬辰小雪，於燕京旅次

《人文淯溪》序

    淯溪鎮屬當陽市，在秦代已建制，更早則為楚地權國，可謂歷史極悠久了。以淯水而得名，曹操曾敗師於此。東晉以來，高僧道安法師嘗於茲建寺，大詩人杜甫嘗來此探弟，人文薈萃，史不絕書。而民間對於觀音寺等，也還有許多傳說可供採擷，可說文化資源十分豐富。且鎮以水勝，水光山色與人文史跡相映發，足以移情，在全國城鎮中也是罕見的。

    不過，近年淯溪之建設似乎較偏於工商業，人文發展正待加速，是以外界對其文化資源之開發與利用尚多期待。

    在這個時刻，讀到《人文淯溪》當然就會十分欣慶，感覺是當機適時之作。

　　本書清晰介紹了淯溪的歷史與人文狀況，梳理了相關脈絡，民情、風俗、景觀、物產、文化，咸能綜合調理之，呈現了目前本地文化人士對淯溪人文環境的掌握能為與水平，也體現了這一代人對發展淯溪人文優勢的自我期許。

    我們知道：中國有悠久的地方史乘書寫傳統，清代參與過《荊州府志》《湖北通志》編纂的大史學家章學誠尤其重視這個傳統。而現在這本《人文淯溪》即可視為章學誠史學之繼聲，屬於古方志的現代創新之體。

    在章學誠那個時代，各地方志已因文學化而越來越偏於藝文，類輯詩文記序，體制幾乎等於文選。因此章氏論方志，主要的見解即是想把這種風氣扭轉過來，認為方志應包含三個部份，分立為志、掌故、文徵三書。志類似正史之紀傳、文徵收錄地方上的藝文資料、掌故則記載律令典例及相關故實。《人文淯溪》的編著方向，主要在掌故方面，精神正是與章氏潛通的。

    它在介紹了自然環境及物產之後，立刻上溯古史，由彩陶文化講下來，突出此地在古代是交通要塞、兵家必爭之地的性質，近代則朝人文與商業轉型。接著再鋪敘淯溪的山水風光，以及人與自然相爭而馴化漳河的歷史。由此才帶出相關古跡的說明、本地先賢事蹟的敘述等。最後記錄了歲時民俗、技藝傳承及詩文藝術的發展。體例上頗見巧思，避免了一般方志較呆板的寫法，而確實能令人對淯溪有一總體認識。

    其中歲時民俗之記錄，在當今尤覺珍貴。由於近代社會變遷太快，許多技藝與民俗，也就是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早已無法存留，迅速消失在時代巨輪揚起的煙塵裡，必須通過記錄，再設法有效保存與發揚。

        由此我也想到了近日我所主持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中心」，也正在鼓動各地政府及人民團體做這類保護民族精神及生活方式的事。淯溪鎮之所為，恰好是符合當前政策及國家文化發展之需的。淯溪已建了頗具規模的民俗博物館，我希望能由此再進一步朝活態保護及生產性發展的路子上走，將人文淯溪的文化資源更有效地發揮起來，使淯溪更具有人文性，建設成市鎮發展的新形態。二0一二年小雪，寫於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