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雄，享受了幾天南臺灣的陽光後，終於回到台北，參加二十八日台灣師大辦的第二屆全球華人作家論壇。
近日生活較單調，查看網誌，就可發現所談只有書法跟《易經》兩大類。工作所限，其餘學問缺乏機會講論，生命就會少了活的機趣，這是我所以為憂的。而全球華文文學之發展，舊日亦嘗究心，久無機會表達關懷，也頗歉疚，如今得著這個機緣來談談，自然很開心。
但這個心情又是被抑遏住的。因為返台前忽然接到學棣周煌華過世的消息，甫抵台，又獲知老友周鳳五之噩耗，不勝唏噓。
許多人誇我有才，其實鳳五之才即大勝於我，且學養性情俱優，而天不假年，實可浩歎。黃華則英年早逝，還不到四十呢！他是楊松年先生高弟，專力於世界華文文學。我曾與他約了合編一套《世界華文文學讀本》，作為大陸高校的教材，如今這奢望當然也隨水逝矣。
唯有馬森先生老而彌堅，仍令人充滿希望。我很敬佩他。三十多年來，我幾乎記得每一次與他見面的細節。這次，大會安排我與他對話他的新作，感覺很榮幸。他這本書，去年出版，文壇矚目，但也曾引起隱地先生等人疵議，故大會特作此安排。
對話馬森
龔鵬程
世事難料。我與馬森先生因緣匪淺，他曾花了十年心血助我辦南華與佛光大學，後來我才有機緣辦關於他的研討會，出版了《閱讀馬森》（2003年，联合文学出版社）。不想如今又有機會對話，套句古語，真是“幸何如之”呀！
當年馬森曾撰文勸那不識好歹的唐僧勿自毀長城，耽誤了取經。誰知十年後，孫猴子自己寫成真經《中國文學史》，馬先生也在離開佛光大學後寫出了《世界華文新文學史》。逆緣增上，花開兩枝，思之亦不禁莞爾。
他的大作深閎偉岸，令人欽羨不已，篇幅比我的多了一倍呢！
我的《中國文學史》只寫到清末，原因是：此後的文學業已接枝換種，屬於西方文學之摹本，非中華文化之裔孫，故應裁篇別出，不附入中國文學史之列。馬先生此書，其實大旨近似，所以剛好接著講我那不願說、不忍說的新文學身世。
依他的描述，新文學之血統，本於西力東漸之現代化思潮。現代化，影響著近代中國之各個方面，文學部分，西潮主要帶來了寫實主義。只因日寇侵華，此等影響頗有中斷，抗戰勝利之後方才恢復。但此時兩岸又已分治，故現代化僅能繼續施行於台灣，大陸則要到改革開放以後才再接上這一潮流，分流者又漸漸合趨。而後一期的西潮影響主要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
這個框架當然還可爭辯，但也可以先暫時同意這一描述。只不過，在這個描述下，馬先生與我對“事實”顯然有不同的評價。
馬先生基於進化論與傳播論，認為中國之接受西潮影響，猶如落後者接受進步者送來的禮物，是十分自然的事。而且此一接受歷程，亦正是近百年歷史發展之主軸及歷史階段之特點所在，故修史者宜予點明之揭露之。
可是我不免疑慮：一種山寨版的仿擬品，價值何在？
前幾個月，上海復旦大學做宣傳片，被發現是抄日本東京大學的；灰頭土臉之餘，趕緊改了一版，又被發現是抄德國的，頭臉更沒地方藏放。上個月，大陸票房大賣的電影《夏洛特煩惱》又被人揭發全片抄襲《時光倒轉未嫁時》，惹得製片方出來強力闢謠。假若我們的整個文學新旅就都是仿擬影響之作，則其榮耀何在，有什麼理由再去恥笑別人抄襲？
說抄襲或許言重了，但影響、學習、仿擬，或像現在影視界說的“向某某某致敬”，怎麼能成為史著的主軸？例如寫《工藝史》，誰會去大談浙江義烏小商品和北京秀水街假名牌奢侈品呢？無論如何總要講點自主品牌、自創技術、改造加工的東西吧？這些才應該是敘述的主體，何況是強調“創作”的文學活動！
換言之，西潮或許強勁，但作為史著，應當談的，我以為不是隨波俯仰、步趨跟風的那些仿擬物，而是抵抗它或予以加工改造的努力。
如果說抵抗和加工改造太少了，或其成果尚不足觀，我們這一百年就只是個學習西方的過程，只能仿冒只能假擬只能稗販。那也罷，文學史是不是該具體告訴讀者誰學誰、某篇模仿某篇，好讓我們選用真品、脫離仿冒？
可是，抄抄日本、仿仿歐美，把這些東西稱為“中國”新文學，恐怕也仍然不適合。
不再使用“中國”，而把它們放到更大的格局，例如“世界華人文學”中去，也許是個好辦法，可以避開一些尷尬。
但捨己徇人，附從於現代化的世界格局中，雖確實參與了其世界，華文文學之主體性仍難見著，問題恐怕是一樣的。
何況，這是誰的世界呢？如從依賴理論、第三世界或後現代許多論點看，那個現代化的世界格局實際上並不是真的世界，只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資本帝國主義、工業生產體系的擴張，對歐美以外地區是有宰制性、侵略性、剝削性的。文學家對此等現代化情境，是僅附其波流以弄潮自樂，還是有所批判呢？
這就涉及了對現代化或現代主義內涵之理解。西潮東漸以來，社會之現代化十分明顯，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教育系統可說全面披靡；但文學與藝術上的現代主義與政經社會之現代化，並不是同一回事。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對十八世紀以來社會之現代化，毋寧是有批判有反省的。
現代化，看來雖帶動了社會的繁榮富強、科技便捷、自由民主、啟蒙理性等等，可實質上形成了更大的壓迫。早先現代主義文學家藝術家固然還不太了解科技與工業對生態的危害，但已深刻揭發了人在現代化工業都市體制中彷徨、疏離、煩倦、壓抑、心理扭曲之苦，對現代化是否真是進步的、值得傳播的，都頗有質疑。
因此，現代主義或現代文學，我以為實際上是與現代社會背道而馳之物。寫實主義，更是意在揭露，有批判精神。有一度甚至還大興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欲革資本主義的老命。
這些文學，看來乘著社會現代化之狂飆而起，席捲一世，推倒傳統，實則為現代社會之棄嬰。現代社會從不理會其呻吟，仍兀自擴張著它的工具理性、技術思維、機器邏輯、金錢遊戲及科層官僚體制。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仍然須要文學與藝術來塗飾來點綴，但通行的，並不是馬先生所描述的那些東西，或大部分不是。乃是被稱為通俗的、大眾的讀物。
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正是世俗化。政教分離以來，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世界已不再由信仰與道德統領，代之而起的是慾望。因此它的邏輯已轉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這恰好是禽獸的行為準則。要建構的，乃是世俗的而非靈性的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中，寫手要提供的是競爭的技巧、成功的楷模、厚黑的心理訓練、教人馴化的勵志雞湯。此外就是緋聞八卦、錢權交易秘辛、飲食男女、刀光諜影、日常生活指南。這些，就構成了通俗大眾文學的版圖。而這個版圖，可要比號稱是嚴肅文學的大多了。
因此，馬先生所介紹的詩文小說戲劇，在這個社會中其實多是極邊緣之物。詩基本上沒人讀，報紙不肯刊、出版社不肯出，只有詩人自我陶醉，美滋滋地幻想戴了桂冠去跳舞。戲劇，大抵乞食四方，劇團都要靠人養，或尋求政商資助。小說，同樣不能望通俗流行讀物之項背。
不僅台灣大陸香港如此，也不僅華文世界如此，歐美也差不多。站在時代風火輪上的，乃是通俗流行的歌、影、戲、文，惡趣溢艷，蔚為巨觀。
所以，如果我來寫新文學史，可以仍採用馬先生的大框架大脈絡，但敘述的主軸可能就會改為通俗大眾文學，因為這才是符合現代社會之肌理與現實的。
馬先生所介紹的重要作家，市場上常找不著他們的書，社會上也沒啥人曉得，寫的東西又不能呈現現代社會之精神，多是些不適應現代的神經質病患之牢騷與夢囈，鬆弛的聲帶，唱著囁嚅的歌。關於它們，至少篇幅應該大予刪減。
而假如敘述主軸改到通俗作品，我們就又會發現這其中受歡迎的，除了上述那些呼應或反映現代社會精神風貌的俗艷篇章之外，還頗有些與現代精神并不符合者卻依然可以受到歡迎，與所謂嚴肅文學之境遇不甚相同。
例如金庸、梁羽生、諸葛青雲、臥龍生、司馬翎的武俠小說，高陽、南宮搏的歷史小說等等。這些作家與作品之受歡迎，反而在於它們有不太接近“新文學”的性質，同樣也不附從於現代性。其文類比較接近傳統，文字的情節內容、意識形態也較趨近於古典。
同理，整個“散文”，我覺得就不是現代文類。無論作家自己怎麼看，現代工業社會的新興文體都只能是小說而非散文。中國人或華文作家寫散文，依循的，也不是西方散文傳統。什麼蒙田、培根、蘭姆、英國小品或近世西方現代作家，都影響稀微；典範只是被近人詮釋過的晚明小品，只不過愈發其小而已。可是即使如此，你若去問問出版社的朋友就知道：散文要遠比詩歌戲劇小說好賣。
也就是說，西潮東漸，看起來現代文學新聲代雄，波瀾壯闊，實則現代文學只是文學領域中的浮漚，小小浪花，遠非主流。而那似乎已被打倒的傳統、已遭揚棄的元素，一方面抵抗著現代化，一方面深入現代社會，與推動社會現代化的大眾通俗讀物既頡頏又儷行，更值得我人關注。
這是就其大脈絡說的，就書中具體敘述而言，我又覺得馬先生真是仁厚長者：因尊重疼惜許多文字工作者的辛勞，拼命列舉了各家名氏與作品目錄，而頗壞史體。
修史不是編目錄、存文獻。一個朝代，入史的不過幾百人，入《儒林傳》《文苑傳》的更是寥寥，豈有什麼阿貓阿狗都放進去的道理？我知道馬先生此書曾因漏列了一些人而被詬病，其實列上去的都該大事削芟，何況沒列的？依我看，圖片基本沒必要，那是鄭振鐸亂搞的惡劣影響。文字則至少應刪一半。台灣部分，如此臃腫；海外廣大寰宇，如此簡素，更是不合理的，馬先生太把在台灣吃現代文學飯的人當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