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易

　　由新疆回，又轉去成都，辦了孔廟婚禮（相關新聞甚多，可詳都江堰文廟的博客，此不贅）。再轉上海，至杭州而後返。補登一篇對回鹘文化的介紹。

回鹘易探秘

龔鵬程

去年周易論壇，我曾以特克斯發現的漢文與蒙文古籍，來說明八卦城所涉及的文化交流問題。這次準備繼續申論之，而以回鶻文獻為主。

“回鶻文獻”其實是個泛稱。歷史上稱為回鶻的，包括漠北回鶻汗國、哈喇汗王朝、高昌回鶻王國、甘州回鶻、沙洲回鶻、察合台汗國等。回鶻文則通行於九至十五世紀之新疆、中亞、西亞一帶。十九世紀以來，由於考古發掘及掠奪，這些文獻散入日本、俄羅斯、土耳其、德、法、英、芬蘭、瑞典等國，大陸僅存一部分。其中德國最多，約有八千件。文獻中當然還有其他不同文字，如突厥文、摩尼文、婆羅迷文、吐蕃文、敘利亞文、粟特文乃至八思巴文等，由於均用於回鶻王國諸階段、諸地區中，故學界統稱為回鶻文獻。

這些文獻的研究者極少，因語言不易通曉。而亦因此，研究者至今仍以語言學家為主，能綜論相關文化問題者頗為稀罕，本文是個嘗試。主要材料皆勾輯整理自楊富學先生的《回鶻文獻與回鶻文化》(2003，民族出版社)，我只是略附一點心得語罷了。

首先介紹在交河故城發現的回鶻文易卦。上屆會議中我曾談到特克斯發現的蒙文《易經》，這份殘件更可顯示《易經》在新疆地區確曾廣泛傳播。

其次是道教符籙，再則是星占資料。星占又涉及天文曆法、五行命數等，這些也都有深受漢文化影響之跡。其中五行、十二月、十二支、十二生肖、十二建除，均與漢代以來五行形法之學有關，與漢代象數《易》學之關係也不言可喻。

再就是醫學文獻。中古時期中原地區之醫學是道醫之天下，此時回鶻醫學明顯與之多有交流。中原漢地多用新疆之藥材，而新疆之醫術及用藥觀念則頗受漢地醫學影響，如 “以人為藥”之現象，就也可見於回鶻醫方中。

綜合上述由《易經》展開的各個方面，我們可以發現漢文化與回鶻深切交流的狀況，其緊密超乎想像。而明白了這一點，對東西文化交流史，更可能形成全新的視野。

歷來說絲路、說新疆中亞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有個習慣的講法，即強調絲綢等貨品西去、而文化（如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西域歌舞等）由西輸入漢地。但由回鶻文獻考察，便知漢文化深入西域，可能影響尤大。易卦以及相關象數、道法在回鶻地區的傳布即是明證。這個現象，佛教亦然，回鶻佛教亦是受漢地佛教影響大於受印度中亞的。

一、易卦及符籙

二十世紀初，德人勒柯克在吐魯番交河古城附近發現回鶻文殘片。上有卦象，以斷人休咎禍福，無疑是《易經》在回鶻的推演。殘片清楚可見者有十三卦：

這些卦象，說明中原地區的易占在回鶻已有傳播。後來，勒柯克又于同地發現有回鶻文道教文獻殘片2件（編號為TⅡY61、TⅡY51），上有來自中原的符籙多種，并有回鶻文字，其前4行如下：

此為解救女病人發燒之符；

此為護佑人體之符籙；

此符可使人免於長舌之累；

此為保護幼童免於迷路之符。②

二、星斗信仰

（一）星占

　　此外，我們在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中還可看到道教的星占：

不難看出，這些也是從中原轉借來的，與《皇帝斗圖》、《唐開元占經》、《協紀辨方書》等漢藉相較，幾乎全同，只是將原來的十二地支轉換成十二生肖而已。

（二）五行八字與曆法

在現存回鶻文寫本中，存量最多的是漢僧偽撰的《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大正藏》第2897號）。該經在內地並不流行，正規的大藏經多未收錄。但卻是迄今所知回鶻文佛經殘卷中比例最大的，其抄本、刻本殘卷在西域、敦煌諸地都有發現。各有異同，邦格、葛瑪麗等研究柏林藏本，即有72種之多。以後又發現此經寫本89種，如加上北京、倫敦、聖彼得堡及日本各地所藏寫本、刻本，種類多達186種。

　　依日本學者小田壽典之研究，寫本分屬三個階段。最初拜火教思想非常濃厚。越往後，修改越多，波斯信仰被排除得也越徹底。

而黃文弼先生在吐魯番發現的回鶻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印本殘片則有講八字命運的內容：

金命的人白而富，

木命的人青而富，

水命的人黑而富（見馮家昇：《馮家昇論著集萃》，中華書局，1987年，第442頁。）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還有不少天文術語，大多借自漢語，如木星直接用漢語Taysuy（太歲）表示。突厥語術語只有兩個，即太陽（Kün）和月亮（Ay）。故學界都主張回鶻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及其他一些譯自漢文的天文曆法文獻，其實都是漢族的星占學（[日]羽田亨，“回鶻文の天地八陽神咒經”，《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下卷《語言·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80頁）。

（三）二十八宿

1904～1905年間，德國第二次吐魯番考察隊於高昌故城發現用回鶻文寫的二十八宿小殘片1紙（編號TⅡD79），有文字6行： 

（G.R.Rachamti,Türkische Turfan-texte.Ⅶ,Berlin,1936,p.344,Taf.Ⅲ.）

此當爲漢—回鶻文對照的二十八宿詞彙表，現存者為第十八至二十三宿。第十八宿的漢語對音已佚，但回鶻語對應詞ülkär  yultuz是完整的，故可以復原為“昴”。下一個為pir，指的是漢語第十九宿“畢”。 

第三個詞是tsui，實為漢語第十二宿“觜”。回鶻語對應詞為erentir  yultuz，似為阿拉伯文erentiz的不太準確的拼讀。第四個寫作šem=shên，為漢語第二十一宿“參”之音譯，但回鶻語寫作quysuq（或γ） yultuz ，卻當是第二十三宿“鬼”之音譯。第五個漢音作tsii，指第二十二宿“井”，回鶻語譯作tirgek  yultuz。第六個漢音已佚，但可以肯定為“鬼”，回鶻語譯作aldraq  yultu。，回鶻語對應詞中有三個借用了外來語。因其對音準確，故有著重要價值。

    該考察隊又於吐魯番交河故城發現一頁寫卷（編號TⅡY 29），正面寫回鶻文二十八宿，背面是1202年寫的的回鶻曆法。二十八宿在文字前均配有星圖，畫法與中原的宿圖，如敦煌發現的《全天星圖》有相近之處。

高昌回鶻時代開鑿的勝金口石窟第6窟，則在穹窿頂中繪有大蓮花，蓮心為騎馬的太陽神，蓮花邊緣垂幔，下面配星宿圖。今存自柳宿以下至胃宿圖22幅，缺昴、畢、觜、參、井和女宿。各星宿圖題框內，上書漢文，下用回鶻文拼寫梵語星宿名稱。顯然受了中國、印度的雙重影響（A.Grunwedel,Bericht u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Umgebungfm Winter /902-/903，MUnchen 1906，Taf. 24-27;孟凡人等編：  《高昌壁畫輯佚》，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 221頁，圖260-281.1）。

  　二十八宿，在巴比倫、印度、波斯、阿拉伯和埃及也都有。過去學界多主張源於印度、巴比倫，但現在大抵已確定是起源於中國了，年代可上推到西元前7世紀左右（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2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7~306頁）。

（四）北斗

　　另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北斗信仰，回鶻文印本《北斗七星經》乃自漢文譯成。由其藏文題記可知這是回鶻人阿鄰鐵木耳(AHn Tamur)作的。癸牛年(1313)六月初一，由SiTig Tigin施資印製了一千份。

三、十二月、十二支、十二生肖

 回鶻也採十二月記年。不過，在回鶻文中，第一月和最末月不用數字表示，分別稱作和。前者意為正月，後者意為齋月。14世紀的回鶻文文獻《高昌館雜字》即是這樣的。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亦都如此，如：

在宗教典籍中，這種用法也很常見，如回鶻文《玄奘傳》：                    

 顯然，這與漢曆的一月、十二月不用數字而用正月、臘月來特稱相仿。

　　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辰，這十二又與生肖相配，回鶻也與漢地相同。可是到底誰學誰呢？清代趙翼《陔餘叢考》曾認為漢人的屬相曆法是由匈奴來的：

北俗初無所謂子丑寅卯十二辰，但以鼠年虎兔之類分紀歲時。浸尋流傳於中國，遂相沿不廢耳。

他認為十二屬相“本起於北俗，至漢時呼韓邪款塞，入居五原（時在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與齊民相雜，遂流入中國耳”。日本羽田亨、法國沙畹等人也贊同此說。但近年之研究多主張回鶻十二生肖紀年法應是借自漢族，因各種考古都證明漢族使用十二生肖要早於突厥、回鶻諸族甚多。後來才普及到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族。   

　　干支紀年法，也是漢族首創的，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可組成六十甲子。其中十二地支原與十二種動物無甚關聯，西元前後，漢人才將每個地支與一種動物名稱相配，組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王充《論衡·物勢篇》：“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譏日篇》：“辰為龍，巳為蛇”，均指此。

    回鶻人接受漢族的干支紀年法當是九世紀中葉西遷高昌、河西以後之事。不過，回鶻的干支紀年法與漢族仍有不同，雖以十二生肖附會十二地支，卻又把十干也加了進去，構成獨特的新曆法。

    十干，在回鶻語文獻中多有出現，寫作(TTTⅦ10.5)。十干，回鶻文依次寫作qap甲、ir乙、pi丙、ti/ting丁、buu/bu/bu戊、ki己、壬、kui/kuey癸。以吐魯番出土編號為T M 14（u 4759）的回鶻文《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之題記為例：

，直譯即為“於十干的壬虎年七月”。據刊佈者推斷，這應為西元1302年。同一個紀年中既有十干（），也有壬()，虎(bars)，體現了回鶻人使用干支紀年法的獨特性。

七曜曆，可能是古迦勒迪人（Chaldean)創造，也可能生於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先在閃族中傳播，後傳猶太人與波斯人，再後傳入印度與中國。但近年高國藩先生等亦推翻前說，考證出於中國本土。而二十世紀初即於吐魯番發現有回鶻七曜曆斷簡。其特徵是以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名稱來分配每週的七日，各記以粟特語的名稱，然後配以音譯的漢文十干和突厥語十二屬相，最後再用粟特語譯出漢族的五行之名（木、火、土、金、水），冠於相應的日期之上，而以紅字記之。

    以五行與十二生肖相配紀年，是古代回鶻人特殊的曆法。從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回鶻文文獻看，大致可分為三種情況：

    1．qutluγ+五行+qutluγ+十二屬相，如qutluγ topraq qutlulγbiCin yï1（吉祥的土猴年）；

    2．qutluγ+ki+五行+qutluγ+十二屬相，如qutluγ ki ot qutluγqoïn yïl（吉祥的ki火羊年）：

    3．以第若干甲+ki+十干+五行+十二屬相，如ikinti baγdaqï ki šipqan-lïy oot qutluγud  yïl（第二甲ki十干的土牛年）。

    其中的ki，很可能相當於漢語的五行，也有可能是漢語“吉”或“己”的譯音。這些紀年文件，學界也稱為“高昌殘曆”。

高昌殘曆之五行順序為木、火、土、金、水，與當時通行的漢族五行順序相同。

五行之說首見於《尚書·洪范》。其次序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這與兩漢陰陽讖緯學說影響下的次第不同。如《淮南子‧天文篇》所列次序為木、火、土、金、水。後世講五行，都採這一次序。七曜曆的次序為火、水、木、金、土，與漢族不同。高昌殘曆則與漢人相同而有別於粟特語之七曜。

可見高昌殘曆當來源於漢族的陰陽五行說。在高昌殘曆中，以“五行”代替“天干”，甲乙為木，丙丁為火，戊己為土，庚辛為金，壬癸為水；以十二生肖取代十二地支。五行與十二屬相依次相配，可組成火兔年、土龍年、水兔年等。這種曆法在維吾爾族中已不再使用，在藏族中卻依然盛行。藏族時輪曆的紀年法與高昌殘曆幾乎完全相同。故十一世紀以後形成的時輪曆很可能直接導源於回鶻曆。

    同時，回鶻曆法還吸收了漢族的“建除十二神”。這在吐魯番出土的編號為TⅡY 29a、TI600、TⅢM 138、TⅡD 89和TⅡY 29b的多件回鶻文寫本中都可見到。常以之與十二地支或十二生肖配合，除用於紀年外，還可以紀日。

《史記》中已說漢代有擅長依據建除來占吉凶的“建除家”。《淮南子》則說建除十二神與十二地支的關係：

太陰所建……寅為建，卯為除，展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小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

據此，結合回鶻文文獻，我們可將建除十二神與十二地支，以回鶻語譯音和回鶻語詞義關係列表如下：

六、道醫

　　目前所知的回鶻文醫學殘卷有十餘件，編號為TD120的寫卷情況，內容最多，存21葉，每葉有回鶻文9-11行不等，共計201行，內容為治病藥方。目前暫定名為《雜病醫療百方》。以此結合吐魯番發現的其他殘卷，大致可以看出其內容為辨證、藥物和施治三個方面。

    其藥方看，與中醫基本一致，用詞也有不少采自漢語，如Čan<</span>盞(Za 64)、lan爛（Za 138）、min<</span>面(Za 67)、quma<</span>胡麻(Za 64)、qua<</span>花(Za 105)、qulum<</span>葫蘆(Za 120)、sun<</span>寸(Za 146)、buda<</span>葡萄(Za 146)等，幾乎看不到阿拉伯及波斯醫學的影子，也未見任何蒙古文化影響痕跡。故文獻的時代應在1209年高昌回鶻歸附蒙古帝國之前。

考諸史乘，晚唐五代到宋元，回鶻藥物在中原享有盛譽，需求量甚大。單北宋熙寧十年（1077）於闐進奉使羅阿斯難撒溫一次運來的乳香就達三萬一千多斤。據《冊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五》、《宋會要輯稿·番夷七》、《宋史·回鶻傳》、《宋史·高昌傳》、《宋史·於闐傳》有關記載可知輸入者還有木香、安息香、雞舌香、硇砂、膃肭臍、羚羊角等等。

羚羊角，當指天山以北地區高鼻羚羊(又稱賽加羚，saiga tatarica)中雄羚羊的角。《名醫別錄》稱它能“溫毒熱甚，驚夢狂越”，是名貴的中藥。

膃肭臍，劉禹錫說它是一種海狗臍。陳藏器則說膃肭臍在西域有出產，突厥人稱之為“阿茲勃他你”。據《本草綱目》記載，該藥有治療“夢與鬼交”及各種陽痿症之功效。

這些均與《雜病醫療百方》所呈現的狀況相合。另外藥方中還記有人膽、人肉、人尿、人乳等，更為有趣。例如：

    治眼痛之方：取人膽、豬膽、山羊膽、兔膽等四種膽中的任何一種，將其與榆樹皮放入火中燒，取其灰，和入水中，後敷眼，很快可愈。

    誰腋下若有狐臭，將肺研碎，敷三天，狐臭可除。五年十年不癒合的瘡，若將人肉敷上，很快可愈。若仍不癒合，將粗面和岩鹽摻和在一起敷上，即可癒合。

過去我曾寫過〈以人為藥〉，探討中醫（特別是道醫）裡使用人體器官作藥物的情況（2006，四川國際道教學會議論文。收入2009，台灣二魚出版社《飲饌叢談》）。顯然回鶻醫學中也有這種狀況。

七、漢字漢文化

形成上述狀況，當有一文化條件不可不重視。那就是漢字在西域回鶻中的使用必須相當普遍，否則不可能吸收如此多漢文化內容。

是的！太平興國六年(981)，宋使者王延德出使高昌，即說該地“佛寺五十余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音》、《玉篇》、《經音》等”。熙寧元年(1068)，回鶻入貢，“求買金字《般若經》，以墨本賜之”。金宣宗興定四至五年( 1220~1221)，烏古孫仲端出使中亞，其《北使記》說：“和、沙州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說明高昌與沙州回鶻僧侶中有很多是精通漢文的。

一般民眾使用漢文也很普遍。德國茨默發表的柏林收藏回鶻文地契、奴隸買賣文書、小借貸契約、租佃契約、家庭檔案和賣房契，都有大量漢字（ Zieme,Ein uigurischer Landverkaufsvertrag aus Munuq，AoF l,1974，pp .295-308.）。同樣，他與日本學者森安孝夫聯合發表德國和日本收藏的五件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中也穿插有漢文，有的後繫回鶻文以對應，有的則完全採用漢文（P. Zieme, Drei neue uigurische SWavendokumente,AoF 5, 1977,pp.145—170.）。

漢文的使用，在回鶻文佛教典籍中更可得到全面反映。首先，回鶻文佛典大多是根據漢文翻譯的；其次，在回鶻文佛典中常夾寫漢文，或起強調作用，或其注解作用，其旨無疑在於方便回鶻佛教徒的閱讀。

　　回鶻文佛經大都譯自漢文，以大乘系統為主。小乘部經典較少，可見者僅《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和尚待甄別的《In sadi 經》等。譯自漢文的密教部著作，主要有《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回鶻文注音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等。一些中原高僧的傳記也被譯為回鶻文，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慧遠傳》等。漢僧所撰偽經在回鶻的傳播尤為廣泛。像《法華經》《華嚴經》、《金光明經》《金剛經》《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淨土三部經等在印度特別重要的經典，於回鶻文獻卻不多見甚或完全沒有，與其地位極不相稱。如《金光明經》僅有七件，《金剛經》九件，《法華經》十五件，《大乘大般涅槃經》僅三件，《地藏菩薩本願經》僅一件，《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首楞嚴經》等更是一件也無。可是不為歷代大藏經所收的一些中土偽經，在回鶻中卻極多，如《父母恩重經》，從未收入過正規的大藏經。但這經在民間深受歡迎，也被譯為回鶻文廣為流布。北宋初“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撰寫的《佛說閻羅王授記四眾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在回鶻中流傳更廣，在敦煌發現的殘片即達40件，吐魯番出土的也有十餘件，圖文並茂，非常考究。漢文偽經《佛頂心大陀羅尼》，現知回鶻文寫本亦多達27件。前文所舉偽經《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的回鶻文寫、刻本更是多達186種。

《金剛經》在我國有多種譯本，相當於玄奘譯《大般若經》第9會的回鶻文本可能是九到十世紀間於敦煌譯成的。依據當是敦煌漢文本《梁朝博大士頌金剛經》，在每品正文之後都穿插有偈語，皆據漢文翻譯，議論部分才是回鶻文譯者的發揮。與之相關的《頌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也被譯為回鶻文。

回鶻文的《阿含經》也都是從漢語翻譯過來的，最明顯的特徵是在回鶻文本中不時穿插有漢字，有短語，有片語，也有單個的詞，尤以文書開首最常見，然後逐字逐句直譯。

　　佛教，誰都知道原是由印度及中亞傳入中原的。回鶻以佛教為國教，在其間自應扮演過中介者的角色。但這種常識性的認識，面對現存文獻，似乎恰好看顛倒了：也許當初佛教曾通過回鶻傳入中原，後來回鶻佛教其實深受漢地佛教之影響。佛教文化呈現由東向西傳播的現象。

漢地佛教是漢文化中的一部分，本由西方傳入的佛教尚且由東邊回傳，則整體漢文化向西傳播的勢頭可想而知。易學及其相關象數道法，之所以能普見於回鶻文獻，正由於這個大背景。因此，探秘回鶻易，或許還可顛覆舊思維，發現西域文化東西錯綜傳播的大歷史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