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龔鵬程的BLOG
Viewing all 221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

力能扛鼎

$
0
0

本季“中华好故事”,于二月四日播出第一集。其中项羽“力能扛鼎”之“扛”,我念káng,主持人李晗念gāng,有些朋友在网上质疑我,说我念错了。

事实上,在现场,钱文忠兄就已解释过了:这个字他小时候也念káng,台湾则一向只念káng;现在则大陆规定念作gāng

为什么会这样?

一般人最常用的百度百科檢索,解释道:“扛为多音字,读音为kánggāng。一般指扛东西。káng音为常用,但也有gāng音,例如力能扛鼎”。

可見扛均读为káng,只有力能扛鼎例外,读成gāng

何以如此?它说:此字亦作掆《史记项羽本纪》索引中说扛音江。即读音与吴中方言“江”字同,二字读音皆类似于今天普通话中的“钢”。

这可能有些错误或会引起误导。因扛音并不只吴中方言如此。太史公并非吴人,力能扛鼎之扛,他必不念成江音。

事实上,扛之古音确实读与江之古音同,均近于今日普通话之钢。故其字一作掆,在韵书中一向也都归入江部。

可是无论它上古读音如何。古今音变,这个字後来与江逐渐分歧了。在《广韵》中,扛仍在江部,但江、肛、腔、降这些字,屬於江觉韵,开口二等呼,拟音为-iang。扛和庞、胖、邦这些字,则为开二觉韵,发-ang音。也就是说其韵母部分已经有了差异。其声母部分,江扛是见母字,一般拟音为k,群母字才是g音,显示其音已与上古不同。

与扛同音的字,如钢,唐宋时就已脱离江部,归入下平声阳韵。益发可证:原读阴平的钢扛音,已有许多改为káng了。现在扛东西的扛,就都属于这类发展。

到《集韵》、《正韵》,这类倾向越是明显,扛是“虎项切,音冈,与掆同”。另外,《正字通》竹部还提到一个簧字,说:“旧注音感,今读扛。”而冈、掆、钢、簧都不上平江韵而在下平阳韵

因此明清以来,扛基本上都读káng。读为去声也很常见,因虎项切本来就可切成去声,《康熙字典》说扛“或作抗”,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说吵架抬扛,即属此,亦写成抬摃。

这时,把扛读成gāng就成了孤了。“力能扛鼎”这个词的扛为何偏要保持古音呢?字书辞典沿袭着这样的舊音读標示,其實只是因《说文》曾举过这个词来解释扛,所以後來編書的人便一路抄下來罢了。一些半通不通的语文学者也就以為該如此坚持。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显示他晓得古代扛读钢音。

可是,力能扛鼎之扛为什么非依古音不可?如扛要依古音,为什么鼎却不要?鼎之古音,类似抵押两字连续的去声;力,类似勒阿连续的去声;能或许音似熊。你都这样读来试试!

今人不可能作古语,坚持扛须读钢音,徒显拘执而已。以此来骂读káng的人读错了,就更不然啦!这个字本来就已經逐渐变读成了káng

kánggāng之争,我们还不可以有另一个理解方式:我名叫龚鹏程,龚字在台湾都拼成kung,在大陆则拼成gongKg谁不对呢?扛发kánggāng音都没错,可是要语境。我在大陆,當然都用gong。可是若买飞机票返台,而把姓写成gong,则根本不能入境。所以,同理,名從主人、音隨時代,现代人仍以读káng为是。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中國學術語言有沒有生路

$
0
0
    返台,逢《國文天地》梁總,談起刊物今年要辦三十週年慶了,不禁感慨繫之。一份人文雜誌,尤其是一本談社會語文問題的雜誌,能存活至今,是多麼難的事,真非當年我創辦時所能逆料。唯創業維艱,守成不易,這些年梁總經營得好更應感謝。只不過,當年批判的問題,今天仍在,而且似乎更為嚴重呢!錄一舊作,以誌一斑。

中國學術語言有沒有生路?

龔鵬程

 

人对他自己依赖最深的东西,往往最不能感受到它的重要。就像空气,人虽不可须臾无之,但除非情况特殊,否则一般是不太会注意到这个事实的。语言,也是如此。

语言对人有什么重要性呢?

最基本的,当然是因为人必须依靠语言来沟通。但你不要误以为语言只是沟通的“工具”。我们使用语言时,是凭着信实的动机和正当的行为,才能让语言准确传示意义;所以准确的语言,是诚实社会生活的先决条件。假若语文一片紊乱,充满了虚饰、夸张,或者牵强、枯萎与错误普遍存在,则沟通便不可能,而社会也生病了。

在李维(A.W. Levi)《哲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他曾谈到诗人艾略特为语言的精确而战;史蒂芬斯宣称我们必须以信实言辞的食粮过活;庞德则强调作家的职分,在于阻止一般人把语言当成一种背信的工具使用;至于维根斯坦,这位哲学家,更是坚决地认为:“哲学是一场战争,藉用语言来抵御我们智力的蛊惑”。(页五五)

其实当代思想家无不致力于语言之探索,李维所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例子而已。

要用语言来抵御智力之蛊惑的,把现代的逻辑跟科学方法,视为一种形式语言和科学语言的运作,而在哲学上引发了方法学的大革命,开启了逻辑经验和语言分析的各种流派。

把语言放到社会中讯息之传扩与沟通的情景中去观察的,发现语文不但是最普遍的沟通、交换符号,也是一切沟通行为中结构最严明,意义最清楚的;一切社会间联姻、货币关系,均可以语言结构来了解,遂又形就了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心理学等学派。

而那些注意到沟通问题中道德因子的人,则相信稳定清晰的语言,是民主而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因为唯有祛除了语言的暴力与欺罔,社会才能真正清明。

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对语文的关切,是一切当代思潮的特质;但忽略了这一点,确实无从掌握这个世纪的思想脉动与社会发展。而且,恐怕也没有资格做一个现代人。

但话说回来,对语言的感知与反省,固然可以要求每一个现代国民,可是真正能对此有所贡献的,毕竟还是社会中少数的知识菁英。这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菁英,或从语言本质、语言行为中,去思索语文问题,发展有关语文的理论。或在语文之使用中,实际展开中对语言的觉察、熟稔与新创。他们是语文传统的延续者、教育者和反省开创者。

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不但一般社会大众、社会体制普遍不重视语文、甚或扭曲污染语文(诸如政治口号、商业广告……);连这些语文传统的护卫者,对语文也掉以轻心,潦草随便,得过且过。

相对于本世纪世界学界在各方面对语文现象及其相关人文问题的研究,我们有什么研究成果吗?创了什么学派?发展了什么理论?

好吧,姑且不谈这些,那么我们编出了什么样的辞书呢?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语文运用能力用能怎么样呢?

《国文天地》第五期曾刊有蔡锦昌“中国学术语言的出路”一文,批评现今学者的文字大多蹩脚,词汇双语化、界定条件片语乱用、标点乱标,且受洋文表述及思考模式之影响,疙疙瘩瘩,犹如垃圾。我想他的批评,在社会及自然科学方面十分明显,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有此毛病嗎?人文学者之文笔即可令人满意乎?

这当然不能率尔作答,全凭主观印象来说话;但也不易替人文学者找到一语文能力之平均值。因此要谈这个问题,最好能立一例以为标准型,才便于讨论。也就是我们不专门找坏的例子,来证成我们的结论。而是选一个大家公认及他自己自认为很不错的人作标准,先检查看看。

恰巧我手边有一册龙宇纯的《荀子集论》。据龙氏自云其“主治语文学,于上古音中古音迭有发明,后者更独造新境。其《中国文字学》一书褒重于时”,所以不妨暂即以他为例。

这当然不是全面评价他的成就,而只是在他自认“所论莫不精粹”的论荀之作中,发现一些十分普通的问题。

例如自序第一句:“本论集共收有关荀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之论文或札记八篇”,就不太对劲,或字该改为与。

第二句说他大学读诸子书,乃无师自通,入研究所“复读诸书”,复字也用的不对,应改为续;复与续用在文章里,好像语意一样,其实不同。

底下又说“上来所陈,微词编诸文旨撰作经过”,上来所陈,为什么不改为以上?

“门人张宝三兄”,既要摆老师派头,兄字儘当删去。

“先慈逝世之六周年”之字不嫌累赘吗?

“聊达寸心”,既逝矣则不能达,这是想说“表达”,却有不肯老老实实写成聊表寸心所致。

然后翻开文本,第一句说荀子生平,前人“考信虽众,顾皆不足饜人意”,仍然欠通。厌即是足,何须冗字?考信用崔东壁事,然考而既信,何以又不饜人意?此只当写作考据虽多,皆不饜人意即可,不必掉文。……。

诸如此类,显然这位语文专家在词性的掌握、同义字用法的分辨及文句前后连贯的关系方面,能力都有问题。所以书里才会出现一些像“旬孟论性虽取相同,实则所指有别”“在儒学天地裡,荀子究竟处的什么地位?恐怕更是应予肯定的”(页五七)的怪话。所取既同,所指何异?什么地位,尚待研究,如何肯定?……

主治语文学者,语文表达能力不过如此,则其论荀“所见不出语文学范畴”的结果,真能“所论莫不精粹”吗?而且,一个所见不出语文学范畴的人,何以会相信他在讨论荀子思想时所论莫不精粹?

这也许可以显示今天我们语文学者真正的问题所在。——

语文能力不好,可能除了训练不够、不虚心之外,对于文学的理解亦有偏差。像龙氏,一下说他“筹划创设”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一下又说他在中古音方面“独造新境”,一付沾沾自喜、器小易盈的样子。此必非其本性骄妄,而恐怕是不晓得今天语文学的发展,早已不是什么六书法则、中古上古音拟测的时代了。这些问题固然仍须研究,但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在这个部分有点见解,实在算不上什么。他自诩专从研治文字之观念方法检讨,已为科学的文字奠基植楹。但若真正看看本世纪有关语言的研究、科学的哲学之发展,这种基本方法论的讨论,距“科学的文字学”还遥远的很呢!

我这些话,不是要批评某个人,而是在强调:对语言的重视,是我们这个时代各门学问之所以进步的关键;而我们的学者,实在应该好好注意语文,在观念和实际行动上加点油,特别是当学术语言本身都疾病丛生时,我们更得痛切反思改进。

否则,不仅如蔡锦昌说,中国的学术语言没有出路。中国的学术,恐怕也前途堪哀;语文传统则岌岌可危,社会则日益混乱矣!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南方人物周刊的採訪

$
0
0

      本週飛杭州,轉上海,赴常州,再由上海回台北,然後到台中,昨又飛返北京。北京當然尚未春暖花開,但看到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刊出對我的採訪了。附於後,供參考。


龚鹏程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是重新改造现代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記 邹金灿  实习记者  杨宙


    “如果生活在古代,你希望自己成为哪位古人?”

  “我效法孔子,也教学、也从政、也流浪、也著述。但我不可能比得上孔子,就比朱熹也差得远。我愿成为他们的学生。若不然,做庄子学生也不错。”

  打开龚鹏程教授的履历表,有两点很引人注目。第一点是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做过很多事,担任过很多职务,是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的创校校长。近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之余,还在各地创办书院,希望接续古人自由讲学的传统;第二点是他的著作非常多,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展现通贯气象。

  在事务繁忙的情况下,他是怎样兼顾到做学问的?他答:“我不是兼顾做学问的,我只做学问。学与思、知与行,是一体的。例如我做过出版,其经验与思考就令我发展出‘出版学’,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这样的学科。经历滋养着学问、学问实践为事业。生命的历程、生活的经验、社会的活动,无一不与学思搅和在一起。所以我的学问是活的,书比只在书斋里的人写得多、领域也比只在书斋学院里的人广。因为生活世界实在太广大了。”

  他还钟情于武侠,是古龙生前最后一个访谈的作者。2013年的“天山武林大会”火热一时,他是这个活动的执行召集人……

  不过,众多的身份、头衔,都无法遮住他的儒者底色。他说:“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的言论,荒诞幼稚,而人皆不以为异。譬如动不动就讲我们对于古代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个人都这样说,都觉得理所当然。什么?你觉得很有道理?那我问你,如果有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跟我说:龚鹏程,你学问很好,但我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认为我该如何?我只能伸手打他一巴掌,喝道:‘胡说八道,我的精华与糟粕你懂啊?’不是吗?现在人动不动就说要对古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却没衡量衡量自己是什么玩意。你跟孔子的距离是火星跟地球的距离呀,开什么玩笑,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还精华糟粕呢!学问的事,是唯佛能知佛、唯菩萨能知菩萨的,和别人不是一个境界,人家讲话你就连听都听不懂。现代人站在一个现代虚妄的进化高峰上,读古人的书,像改小学生的作业一样,这个地方叉叉,这个地方还可以。书不是这样读的,你只有真正能够了解人家在说什么,你才能受益。而要了解大圣哲却是很难的,要花很多气力。”

  他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概括为“为传统文化打工,为孔子打工”。历史上他所推崇的儒者,都有哪些共同的特征?“《论语•泰伯篇》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佩服的人莫不如此。”

  面对文化断层多年的现实,“为传统文化打工”这条路可谓布满荆棘,是否曾经感到过沮丧?他说:“我打这份工,是自愿的,既非衣食所迫,也没人逼我这样做,怎么会沮丧?乐着呢!自嗨之余,若偶尔还能办成一两桩事,那就更要乐不可支、谢天谢地了。”

  孔门尚刚。子曰:“吾未见刚者。”行走在“为传统文化打工”这条路上,龚鹏程自现儒者之刚。

  “国学热”持续多年,而儒学是国学的核心。今日儒学成为热词,各式“儒者”满天飞,然而其说或支离,或肤廓。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这位站在时代前沿的儒者的声音,很有必要。


 民间有国学热是出于文化自救

  人物周刊:当下似乎“国学热”又来了,这与官方的推扬似乎分不开。你如何看待社会上的这股热潮?这股热潮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龚鹏程:不,你不是也说这股热潮经久不衰吗?确实,国学热已热了二十几年,乃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到这两年才有官方的推扬,而且还没全面推扬,内部仍有争议。就是推扬,也还只说是推扬“优秀传统文化”云云。民间之所以会有国学热,主要是出于文化自救。社会现代化以来,价值错乱、信仰空虚,民无所措手足,不自救行吗?而现代化,又是晚清五四以来的整体动向,针对它进行批判反省,自然就会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这是再自然不过的。

 人物周刊:近年来,像于丹《论语心得》、南怀瑾《论语别裁》等书,被指出存在不少硬伤,但仍不妨碍其风行。有人说,于丹、南怀瑾的书即使有很多错误,但他们让国人对传统文化激起兴趣,功不可没。对于这种说法,你如何评价?

龚鹏程:这是老百姓回归传统文化心理需求下的饥不择食。与传统隔阂太久了,也没什么鉴别力;学界又还来不及认真响应这种社会需求,未能提供适当的读物,故亦只能如此。其实远比南氏于氏差的大师、江湖骗子多着呢,他们更应批判!风水、命数、管理、修行、经典、茶道、香道、禅密,什么都有人在乱扯。你能说他们都是“使国人对传统文化激起兴趣,功不可没”?

 人物周刊:现在国内有不少人推行少儿读经,其中有一个很盛行的做法是让孩子大量背诵典籍,不讲解。主事者认为,孩子长大之后自然会理解,所以要趁年少的时候多背诵。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读经?

  龚鹏程:少年人记忆好,与其读垃圾,不如读经典,这是无疑的。经典意蕴甚深,青少年不可能一下就能懂,这也是事实。故少儿读经,记诵重于讲解是对的。但这不是说就不要讲、不准解、不让懂。其次,少年的能力不仅只记忆这一项,经典教育当然也就不止记诵这一种方法。记诵之外,古人更强调的是歌诗、演礼,如今无之矣!

  而就是记诵,诵什么也很重要。有些不值得背诵(如《弟子规》《昔时贤文》),有些则根本不需要(如《仪礼》《尔雅》)。读经运动之所以需要深化,就是这个道理。《尚书》背它干嘛呢?现在还有人背《史记》、背《资治通鉴》,那不是神经病吗?现在强调说背多少字,这是错的,哪需要背这几十万字呢?因为很多东西是稍知道了,届时查得到即可。只有最根本的才要背,那是要真正刻在心板上,种一棵苗子植在你心田上,将来让你这个人可以撑得住的。这才要背,一般的东西何必去背它?像《弟子规》,背它干嘛呢?那完全是浪费时间,《论语》里面的一句话懂了就好了。背《弟子规》的时间,远不如去读读《论语》、《孟子》!

 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是因为儒家“道尊于势”

  人物周刊:今人对于儒学,有哪些比较大的误解?

龚鹏程:一是把儒家和封建专制政治挂钩,二是说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其他的也骂不出什么来了,因为根本不懂。

 人物周刊:对于这两点,你是如何回应的?

  龚鹏程:说儒家跟封建专制挂钩,这是延续18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嘛!因为这所谓“封建专制”的概念就不是中国的,是西方中世纪时的封建。专制呢,是相对于西方人自认为是“自由的欧洲”而说有一个“专制的东方”。西方在殖民东方、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么一种论述。现代中国人却把这套西方对中国的鄙视,拿过来做自己的观点,真有点像北齐时“汉人学得胡儿语,却立城头骂汉人”呀!对于儒家到底是什么,可以说完全无知,这是第一。

  第二,这一套西方论述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接受呢?那是因为反清、反帝制,要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从这个角度去设想,所以乐于大骂中国自古以来是帝制、是专制。而中国长期是儒家思想主导,所以又连带骂儒家是帝制的帮凶。因为历代帝王都尊儒嘛,所以认为儒家是帮凶。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历代皇帝之所以尊儒,是因为“道尊于势”。即使你是帝王,也要承认有一种文化力量是高于你的,皇帝都得要到孔庙去拜。

近人不了解中国历史,受压迫以后有一种屈辱感,产生的恶气全部发泄在祖先头上,对很多历史的解释也完全颠倒了。

 人物周刊:第二点“旧思想不适用于新时代”就很常见了。

  龚鹏程:受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常认为古代是传统社会,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从两方面来批评我们不需要儒家了。一是说儒家是出现在古代农业时代的一种思想,现代社会早已脱离了农业社会,拿一套旧思想怎么应付新时代呢?第二是说社会之所以要现代化,正是因为传统社会里有种种问题。所以传统思想不但不适用,而且是需要打倒的,若还被传统思想笼罩了,就根本不能进入现代社会。

以上这些都是现代比较普遍的心理态度。这类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为什么呢?因为思想跟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社会本来就没有限制性关系,如果有,那请问思想怎么传播呢?发生在希伯来地区的基督教思想,为什么整个欧洲、美洲等等都可以接受呢?古代可以接受,現在也還在接受。因此,如果某种生产关系才能出现某种思想、某种思想创生于某个时代就不可能被另一个时代所用,这些想法都是违反常识的,不幸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本的文化想象,实在不可理喻。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声音,大意是说儒家主导的古代中国,总是陷入一治一乱的怪圈当中,虽然文明发达,但总不能抵御外族的入侵。

  龚鹏程:社会一治一乱,本来就是常态。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盛衰老壮,当然也没有长治久安的国家。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你能举出任何一个不是一治一乱的吗?

  第二,中国相对于西方,纵使历史上有治有乱,但埃及文明消失了,巴比伦文明消失了,古希腊文明也消失了。现在的希腊人难道还是古代的希腊人吗?中国相对于其他古文明来说,是惟一能够延续的,也是最稳定的,强盛的时期也最长。就是衰乱了,文化的再生能力显然比较强。

再者,所谓外族入侵,其实是世界各民族在互相竞争。我们看历史就会发现,从来没有一个霸主永远是老大。比如匈奴也强大过,可是它被汉朝打败了。当北匈奴向欧洲方向迁徙时,当时欧洲人都挡不住它,可是匈奴人是中国赶过去的啊。又如南宋是被元朝灭了,可是元朝那时候多强啊,整个西方都挡不住,抵抗几乎没有超过一年的。可是南宋独立对抗蒙古多少年呢?我们不强调我们的德行与文化、不强调守御的力量,而去强调中国败了,那哪个民族没败过呢?从前古波斯多强啊,也被灭了;希腊盛极一时,也灭了;埃及一样灭了。现代人由民族屈辱感所形成的历史观、文化观都是歪七扭八的,以此来诟病中国、诟病古代,细看都很荒谬,因为带有高度的情绪性。

 人物周刊: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的一句话,他说,天下没有数百年不败的政治,也没有数百年不坏的制度。

  龚鹏程:这讲法也不是钱先生自己的,因为中国史家本来就这么说,一治一乱是事物本身变化的一个规律。因为承平日久,人会懈怠,文明缺乏了新的东西,当然也就会迟缓下来。还有,有时候我们集中心力防范某种病出现,但没想到还有病在其他地方发作。明朝方孝孺不是写过《深虑论》吗?每个国家在立国时,都深思熟虑,想前朝为什么会衰,我该如何防备。

  例如宋朝就看到唐朝的乱,所以它要控制兵权,要弘扬文教,整个政策是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他们没想到出现了新的局面,故无法应付北方民族的崛起。这使它很长时间没法应对,整个北宋基本处于挨打状态。但南宋就开始有反击、有进攻,长期处于对抗形态,相持时间比较长。因此每个朝代都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历史,历史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也带来很多感叹。

 儒者要令人产生向往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人自称为儒者。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人是不是儒者,您是怎么看的?什么样的人在你这里可以称为儒者?

  龚鹏程:人能不能称为儒者,不是看他的旗号,也不是看他的声称,要看他做了什么。第一,他必须是有点学问的人。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光说我修身,这可以成为一个乡下的好人,但能自称是儒者吗?现在很多人在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强调修身,而在知识学问上不讲究,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了。《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学”当然包括了实践,但文献知识也是必要的,所以荀子劝学就说始于读经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学问,没有学问谈什么儒者呢?

  第二是这学问还不是泛泛说的一般学问,是从经典上来的。一个学者可能知道得很多,但如果他在经典上没有功夫,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化上没有继承,则他可以成为学者,但不能号称是儒者。

第一要有学问,然后这个学问还要有传承,跟经典是相通贯的。第三是实践,它是以讲学实践呢,还是以社会实践,还是政治上,还是家庭社会上?总之他要确实体现了他的学问,能在为人处事上体现出来。

 人物周刊:就是说能够“变化气质”。

龚鹏程:对,第一要能够变化自己的气质,是个君子而不是禽兽。第二,儒者出于司徒之官,故他还必须能够教化别人、感染别人,而且兴起风俗,在朝在野都成为一个典范,引发别人对这样一种风格的向往,才能够成为儒者啊!

 人物周刊:儒家在今天可能会经常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儒家有什么用?或者说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龚鹏程: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就是重新改造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因为背离了儒家整体的思路,所以造成了种种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些人在骂儒家或说古人怎么不好。可是不管儒家或古代好不好,我们有没有先想想自己?儒家的思路正好是倒过来的,现在都是骂别人,要不骂祖宗、要不骂西方侵略我们,总之是怪别人。那我们有没有想想自己呢?有没有反求诸己?我们这个时代,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打了半天,最后追求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一,这是个生态完全破坏了的社会;二,现在获得的这个社会体制你喜欢吗?三,我们所得到的教育机制你认可吗?……这种名单可以无限开列下去。

  只要平下心来看,大家都会承认这个社会我们是不满意的。但对于如何继续走下去,许多人仍是迷信,是执迷不悟,说现在只是还没完全达到我们的理想,所以还得继续追求下去,一切问题都是因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你认为哪个国家实现了?实现现代化的结果又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工具理性,有头没心、有脑没心嘛!而生态之恶化更是不用说的。还有,机械文明、科技发展到底又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这个时代还是一个人文的社会吗?你就算去国外生活,外国思想家不也在批判这些时代病吗?不是在讨论现代社会到底该怎么办吗?高喊现代化一百多年了,如今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这个路子到底对不对呢?

  儒家的用途,就在于帮助我们反省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在人天破裂以后、人企图征服世界而失败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天人合一是有道理的。两次世界大战打死那么多人,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战争、竞争、掠夺之后,我们才会想:人跟人之间要仁爱、发展人跟人之间的关怀、这是不是对的,等等。很多儒家的想法,我们今天才体会到它的价值。可能一百多年来我们否定了的这个方案,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当然它不一定就是惟一的方案,因为西方也在找。可是怎样利用文化资源来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正是大智慧,也是儒家今天对我们来说最有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对西方的传统更不熟悉,现在说西方,多是鬼扯,多是想象中的西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不懂,西方的传统你更不可能懂啦,人家的东西,给你用你还不会用呢。你想我们中国人学莎士比亚,有世界第一流的莎士比亚学者吗?有世界第一流的美国史专家,在美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吗?我们举全国之力,那么大规模地研究马克思,今天我们中国有哪一个马克思学派?有哪个重要的马克思学者在国际上是举足轻重的?虽然马克思在西方带动的社会运动路线基本失败了,但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还是鲜活有活力的啊,还是很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能做得到吗?所以我们最方便的或最直接的,仍然是回到传统,重新开发儒家的传统资源。我们越了解儒家,就越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弊端以及未来的解决之道。

 人物周刊:在断层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从上到下都有一种热谈儒学的倾向。你曾说过,你是为传统文化打工、为孔子打工。面对孔子、儒学被批评甚至是被污名化多年的现实,你的“打工”的重心,会落在哪些地方?

  龚鹏程:文化衰乱至此,理当全面拯救,但我个人心力有限,只能做几点。一是阐释,对传统文脉,如儒、道、佛、文、侠等等的重新疏理,以扭转近世之误解、错解、乱解。这就很费劲啦,须有扎实的研究及入乎其内的体察,我为此已写了几千万字。二是传播,向社会讲明正学。这就需改革教育体制、恢复民间讲学、结合现代媒体。这方面,我也做了些,大学就办了好几所,书院也有好几家。三是再生,让传统焕发新活力,重新生长起来。

再生分两部分,一是物质性遗存(如古迹与历史建筑等)的复建和活化,例如台北林语堂故居、都江堰文庙、山东邹城孟庙、杭州马一浮纪念馆等等,恢复其教育、文化、祭祀功能,不再只是古董或废墟。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这还涉及一般所谓的“小传统”,须使之与传统的主脉连结起来,不只是民俗技艺而已。同时亦须与现代生活连结起来,不仅是保存而已。例如传统的礼乐、祭祀、诗文,便应复兴且介入现代生活。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儒释道三教会通的观点?

龚鹏程:会通,谁不想?但做得到吗?且不说三教,儒家里的孟荀、汉宋、朱陆或朱王异同,多少人折中调停、试图会通过?结果通了没?佛教里的小乘大乘、空宗有宗、宗门教下、禅的南宗北宗,会通了没?为什么难以会通?因为各家之所以分,确有分的道理。宗旨攸关,不能苟同。故不分即不能成家数、不能显其独到之处。不懂学问的人,说轻巧话、做囫囵事,动辄高谈三教会通、五教融合、万教归一。其实连儒是什么、佛是什么也不知道,只能去当教主,骗骗更不懂的人。我办过中华道教学院,主持过佛光大学,编过《中华续道藏》《国际佛学译丛》等,深知三教,故不敢这样说。

 人物周刊:钱穆先生在《宋代理学三书随札》里提到,“‘改过’为儒学极重大一要目”。儒学的“改过”之说有什么独特之处?

  龚鹏程:钱先生说得对,这就是儒家独到之处。特点有二,一是人都可能犯错,圣人如大禹、孔子也一样,所以人人都应改过迁善。上帝和佛陀却都是不会错的,故这是儒学与佛教基督教不同的所在。二是道德自律,靠自我省察,也不靠神佛济渡或上帝赦罪。

  林毓生先生最近在北大有个演讲说:“积极自由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根据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西方,是宗教传统。现在宗教解体严重,出了很大问题。东方没有这个传统,问题更大。”林先生以此批判现代社会,当然讲得很好。可是他不懂中国学问,所以他不知道儒家强调“改过”的这个传统及其在当代的价值。

 教育重在培养完整的人

  人物周刊:你既在高校里教书,也在做书院,能否谈谈你理想中的书院教育?

龚鹏程:书院在历史上形态非一,成就不齐。但作为一种理想型,它是以自由讲学、各异宗旨、独立经营、社会共养、论辩求是、不计功利等六点为特色的。这不正是我们现今办教育的人的理想吗?

 人物周刊:前贤做书院,一个原因往往是认为当时的官办学校太差,比如朱子就有这种看法。你办书院,也是认为现在的官办教育太糟糕了吗?如果是,糟糕在什么地方?

龚鹏程:刚才说了传统书院的几个特点,倒过来,就是现今教育的特色,它能不糟糕吗?

 人物周刊:书院教育拥有官办教育所不具备的好处,但它似乎很难解决学生在功令方面(比如取得学位、获得社会认可)的需求。这会不会成为书院教育的一个掣肘?

龚鹏程:这是书院最大的优势或优点啊!只有在不具功令思想的情况下学习,学问才不是敲门砖、才会有真学问。有了真学问,才能得到社会真正的认可。现在的大学文凭就只是个假东西,学的人不是为了学问,而是想靠它混饭吃,社会当然也就不会真正认可它。就是北大复旦,就业率也不过四五成,原因正在于此。不打破这种自我蒙混、自我欺骗的功令格局,教育永远没希望。

 人物周刊:总体来说,现在国内的书院教育做得怎么样?

龚鹏程:当然还谈不上,所以需要我做个范例来看看。譬如别的书院里面没藏书啊,没有大儒啊,没有宗旨啊——古人的书院都是有宗旨的,有大学者去主持,自由讲学,讲什么内容自己定,独立经营,跟社会有互动,面对社会办很多讲学活动。现在书院基本谈不上。所以现在我们有几千家书院都没用,都是打着书院的旗号的。

 人物周刊:书院的独立经营,存在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比如经费来源,但现在很多人很功利,往往是我给了你钱,我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龚鹏程:没错,这就是书院经营上的一个难点(其他困难点也很多,自由讲学也是一个)。独立经营指的是经济上的自主。所谓自主,是说我能够募到钱,可是出钱的人对教学内容、经营方式不能提太多意见。

所以强调这一点,正是要摆脱现在资本主义中“有钱就是大爷”的心态。我常举一个例子,说孔子要办学,可是他没钱,所以也许只能找子贡出钱。但子贡出了钱之后,他变成董事长了,孔子成了替子贡打工的雇员,那成什么话?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任由出钱的人来瞎指挥,教育能有希望吗?

 人物周刊:刚说到体制外做的事情,你也在高校里教书,现在高校在传统文化方面分了很多科,分得很细。在具体做法方面,有论文,有课题项目形式,你怎么看这种“今人之学”?

龚鹏程: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世界的学术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属于依附形态。依附欧美,学习人家的学术生产模式,也要生产论文。就跟工厂一样,产品是第几级的,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然后进入市场中去。这有没有用呢?还是有用的,生产出来的学术论文或学生,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用,作为知识工人,他在某种技术上,比如我专做鱼罐头,这鱼罐头的制作工艺我是精益求精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有其功能。

但是,传统教育不是这个思路。我们要培养人,一个不是只做鱼罐头的工人,他还是个人,所以教育必须是另外一套思路。要让鱼罐头制作工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健全的人、有各方面的能力,那真是太奢求了,所以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培养他,不能只在工厂里。我虽然在高校里也教书,但另外还要办一个教育体系,就是这个道理。我也不完全否定高校,现在否定高校是拿另外一套标准去要求它。可是它又没有要培养那样的人,它目的就是要产出一个技术工。学生这样,教員、研究員也这样。

 人物周刊:今人之学和古人之学的区别是不是能理解在这一端呢,就是今人之学偏向培养技术工。

  龚鹏程:是的,因为我们当代教育是跟现代工业发展体系结合的。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曾引起过很大争辩。你看当年白璧德在美国为什么要讲人文主义,就是觉得大学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大学产生变化,后来影响了美国,统统变成针对世俗性的跟社会结合的大学教育,所以他要提倡人文主义,要发展早期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讲新人文主义。

       可见面对大学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西方也有剧烈的争论,不单是中国有。西方反省的思路,也是跟我们一样的,说我们不要university,还是要collegecollege是学院,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翻译为书院。它是小的、精致的,以人文教育、古典教育为内涵,培养的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只生产与现代工业结合的技术工、知识工人。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羊年吉祥

$
0
0

今年是羊年,喜洋洋,三陽開泰,人也神清氣爽。

但據說洋人頗有困惑,弄不清這羊年到底該是山羊抑或綿羊、是公羊還是母羊。我們一般不煩惱這些,就如沒人會問雞年是公雞還是母雞。

可是我知道某些人對這卻十分注意,例如古埃及一些地方人從不摸綿羊,只用山羊做祭牲;另一些人則不觸碰山羊,僅用綿羊做犧牲。前者在祭宙斯時,更是只宰殺牡羊。把羊皮剝了,披到神像上,然後為這被殺的牡羊捶胸哀悼一番,葬於聖墓中。

但這一風俗似不普遍,埃及人大部分仍是以牛為祭的,與中國人用公牛相似,主要用牡牛。祭畢,埋到城郊,但要把角露到地面上,因為牛頭不能吃。埃及人事實上也不吃任何動物的頭,跟我們喜歡吃羊頭豬頭魚頭鴨頭等等各種頭迥異。

他們吃祭牲牡牛,則又是把頭足肩頸都切掉,只用牛腹。牛腹要清理乾淨,但內臟與脂肪仍留著,然後添塞進乳香沒藥、葡萄乾、蜂蜜、無花果等,以火燒之。有些地方吃羊也如此,我國西北一帶吃羊,亦常這樣吃,但頭肩足頸絕不會扔掉。

伊賽多涅斯人食羊,另有一風俗。即有人喪父時,親友都會牽著羊來弔唁。先宰羊殺獻神,再把羊肉跟主人逝世的父親肉一起切了混起來,供大夥食用。死者的頭,則要剝光皮,然後滌淨,鍍上金,每年祭奠之。

不過,以死者頭顱鍍金或剝頭皮,一般是用在對付敵人身上。如斯奇提亞人殺敵後,要用刀沿著死者的兩耳上方割一圈,然後揪著頭皮剝起來,用牛肋骨把上面的肉刮乾淨,再把皮揉軟,當做手巾來保存,或把它吊在馬勒上來炫耀。情況類似美洲的印第安人。可是殺敵而剝頭皮,似乎太過麻煩,遠不如中國古代割取敵人耳朵來計功那麼方便。

至於頭骨,則用鋸子把眉毛以下都鋸去了,僅存頂蓋,包以牛皮,或鑲鍍黃金,做為飲器。想當年大月氏被匈奴擊潰,其國王之首級,也就被匈奴如此這般處理了。當時張騫就是得著了這個消息,才興起了通西域“鑿空”的構想,意外促成了中外交流的大事業。

而這個民族的祭牲就不是羊、不是牛,而是馬。吃法也是把馬肉混著其他食材填進馬腹裡,加點水去燒煮。只不過因為該地木材甚少,所以多是直接用馬骨頭點火當燃料的。古人七步詩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與此差相仿佛。

他們另一個特點是不用豬做犧牲,也絕對沒人養豬。

這一點,比一般埃及人還極端。豬在埃及一帶乃是品級甚低之物,代表不潔。所以一個埃及人若在路上偶然撞見了一隻豬,他就慘了,須立刻衝到河邊,穿著衣服跳進水裡,以祛除不潔。情節類似六朝時期上清道士在路上碰到送葬者、棺材或屍體那樣。養豬人家,誰也不願她兒女嫁過去,所以只好由養豬人自相婚配。後來猶太教、伊斯蘭教不吃豬肉,實際上就沿襲了這個風俗。可是,雖然如此,豬在某些時候仍是可以當祭牲的。

埃及人不用公羊或母羊為祭牲(但那是崇敬的理由,跟不用豬不同)。祭,一般用牡牛和鵝,其他家禽很少。豬呢,只用來祭祀月亮和狄奧尼索斯。

祭月,是在滿月時獻祭,祭完燒掉,不能像其他祭牲那樣祭完以後拿來吃。

狄奧尼索斯其實是生殖神,埃及人與希臘人都拜他。希臘人會合唱、舞蹈、狂歡,埃及則有婦女做的一個類似陽具的大人像,會動,帶著它去遊行。一個吹笛人在前面領路,女人們跟在後頭,唱著讚美詩。後世所謂西方“酒神精神”,原本即是對此神之祭祀與狂歡,詩、歌、舞、性、酒、狂歡是合在一起的。無怪乎唯此慶典要奉豬為祭啦,中國古代娼家不也拜豬八戒嗎?

由此可知人對動物的態度著實古怪,某物將之神聖化,某物又將之汙名化,每個地區態度都不一樣。就像埃及某些地方人把鱷魚魚看作聖獸,用水晶盆養著他,給牠戴上金耳環,套上腳環,伺候得跟今天養寵物貓寵物狗的人一樣。另些地方則把鱷魚當敵人,或以之為食。他們捕鱷魚的方法,也與豬有點關係。須要用豬脊骨肉做釣餌,然後在岸邊帶一隻小豬來,打豬。鱷魚聽見豬嚎,趕來看見------哈,有塊豬脊骨肉,於是一口吞了下去,便上鉤了。

為何釣鱷魚非得用豬嚎聲及豬脊骨肉?目前我還不知其原因。但中國古代把鱷魚稱為豬婆龍,或許與這有點關係。鱷與豬,古人或已發現他們有某種聯繫,也許就是以此種物類相感之理,運用於捕鱷方法上。

不過說來說去,鱷啦,豬啦、牛啦、馬啦、鵝啦各種肉雖都有人吃,但自來最受推崇的似乎還是羊。且不說中國人以“羊大為美”,希臘希羅多德《歷史》一書就載有一首這樣的詩:

我能數沙、我能測海

我懂得沉默,並瞭解聾人的心思

硬殼龜的香味觸動了我的心

它和羊羔的肉一同在青銅鍋裡煮著

下面鋪著青銅,上面蓋著青銅

海龜肉伴著羊羔煮,不啻我國人喜歡的魚羊雙鮮呢!可見羊肉之美,東西西方,其心同,其理同,都是能欣賞的。

羊年開筆,胡扯一通,聊以此敬祝世界和平,人人找得到自己喜歡吃的!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人文大學之建設

$
0
0

    近日一些友人談到現今大學的問題,頗為憤激,甚且認為西方大學這個體制自來就是錯的;也有一些人對人文主義教育抱持理想,而又還不瞭解其淵源與內涵。因想到我二〇〇七年曾在北京清華大學講過這個題目,也許尚可錄請友朋參考。講錄棄置已久,不遑修訂,觀者諒之。


論人文大學之建設

龔鵬程

 

一、 大學之淵源

1希臘大學之追憶

西方希臘羅馬之傳統,乃追憶、詮釋後接上的。在大學形成時,此一傳統本來不存在,而是由於修道院之教育系統逐漸發展來的。

2、 基督宗教的經院教育

        (一)形成

    凡信教的修行者,都要履行誦讀、搜集圖書和摹寫抄本各項職務,故各道院中均有學校。到九世紀,差不多所有道院又都設有學校,以教育附近兒童。

    其課程常定八年或十年卒業,兒童十歲左右即得入學,但在十八歲以前,不得為該教派之正式人員。其後對於那將來並不欲入其教派的,亦一體看待,准其入學,名曰外生,有別於那些預備將來做修士的自己人。

     (二)修道院教育之性質

    當時道院教育,雖亦注重學問和智識,但主要是對身體的訓練和約束,以造就修行者。其方向,是一種避世的生活。修行者入院時都要宣誓,例如說:

我,兄弟(姓名)為法蘭西聖德尼(St. Denis)道院一謙遜之修行者,於巴黎之主教治域中,謹以上帝、聖母瑪利亞、聖德尼、聖比納特,及其他各聖徒,與本院方丈等之名義,當眾宣誓,願永守服從(Obedience)、貞潔(Chastity)及貧窮(Poverty)之誓言。

由這證詞,即可知修院教育純粹是為了求解脫,所以反對普通社會人士的三種基本義務——忠於國家、愛護家族、謀未來之生計。故亦可以說這種教育是反社會的(Anti-social)。

(三)課程:

然其課程卻借自異教:五世紀初,曾有一本討論神學七藝的小書,名叫《菲洛羅支與穆喬禮締婚記》(De Nuptus Philologioe et Mercurii)。以寓言小說形式,敘述神穆喬禮與菲洛羅支結婚,對陪嫁的七位伴娘——葛朗瑪(Grammatica)、特亞樂(Dialectica)、勒陀利(Rhetorica)、喬墨脫利(Geometrica)、亞利脫墨特(Arithmetica)、亞斯脫洛諾美(Astronomia)及哈摩尼(Harmonia),各敘其來歷,並說明她們代表的學科。可見這時一般基督教徒已覺得這種異教課程很可供自己研究神學之用了。

聖奧古斯丁曾說此等學科乃沿襲自埃及人。其實直接來源可能還是希臘。希臘柏拉圖曾分諸學科為兩部:初級的為體操、音樂演奏與學習字母;高級的為算術、幾何、音樂原理與天文學。到了羅馬時期,慢慢又和哲人學派(Sophists)實用的學科——修辭學與邏輯學,聯合起來。其後又經各種變遷,這種異教的課程才確定為:文法(或文學)、修辭學、邏輯學、算術、幾何、音樂、天文學。

七通藝之“通”當然是指人人均應通習之,但實際上其中又有畛域:前三者較為重要:在主教余西杜(Isidore566636)手上,已匯合前三科為三支(Trivium),稱後四科為四支(Quadrivium)。

此後直至十二世紀,數百年中,因主張嫻熟拉丁文字及其文學為絕對之必要,遂令邏輯和數學久無進步,教士只傾全力於文法和修辭。但因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之發展,中世紀末期,辯論激烈,邏輯學終究重要了起來。

   其實,文法不過是文學的入門,學生初讀簡單的諺語彙編、短詩及小說軼話等書。待稍嫻熟拉丁文之後,便可選讀經典文學的作家及基督教文學的作家著述了。

修辭學,旨在於幫助撰寫公文及法律上的文件,故該學科亦含有歷史和法律知識。至於當時的邏輯學,雖與今日的形式邏輯相似,然實開後來各種形而上學之先河。

算術,原不過是教會宴會節日的計算法而已,至十一世紀輸入阿拉伯的符號記數法之後,內容才大加擴張。同樣,幾何一科,初亦不過含些地理和關於幾何學諸概念的知識而已,後漸擴充,才含有歐幾里德(Euclid)全部,及地理和測量方面。

而天文學初亦僅限於一些日用上的知識,如關於行星之歷程、寒暑之更替而已。但托勒密(Ptolemy)之論著與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之《天體論》(On the Heavens)已廣為人知。

3、 騎士教育

    騎士的教育之理想目的,可總稱為:服務與服從。這番忠義之心,是對上帝、對主人和對貴婦女都要表現的。故騎士制度的三個主要觀念,有人就歸納為:宗教、名節(honor)、俠媚。

    他們自幼在家中,即受母親的教育至七八歲。開始受宗教教育,學習尊禮前輩及服從長上,並鍛鍊體氣。這些品德教育、體育教育,對後世影響甚深,後世歐洲大學頗存其遺義,意欲養成紳士。

4行會教育

在中世紀的行會制度(gild system)下,每人須花三至十年去學一門手藝:起初做學徒時,完全白做,沒薪資的;待出師後,才可到社會上去做工。學徒的數目有限制,那手工行業也有管理保護。此為師徒制。

另一種為學校制。屬於該行業所辦,乃後世技術學校之前身。行會學校,一般是初等的教育,也有少數中等教育。其課程均用方言白話;只有少量拉丁文和其他高等科目。

以上這些均與大學無關,然行會本身則形成了大學。

 

二、 大學之形成

1大學的形成

(一)大學之組織

    中世紀的大學,自其起源看,性質實與“行會”相似。它完整的名稱本來就是“教師與學生之會社”(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universitas一詞,原先並不包括“什麼學問都可以在裡面教授的一種機關”的意義,只表示是個合法的團體。十一世紀末,這些學習和教育團體合併成大學;最初,其字面意思只是指一種教授者和學習者的總體。它們形成一種經院哲學的行會,和別的行會一樣,為它的成員提供法律保護和特權,包括房屋租約。

大學裡有許多教授會(facultas)。這個詞,本指一種特殊的知識領域,後來卻用來代表那些專業教師團體。當時有文藝、法律、醫學和神學等教授會;有時法律又分為民法與教會法,那便又可多出一個教授會了。

(二)課程  

    各通藝的概論和教本,因科目而不同。幾何採用歐幾里德,天文學採用托勒密,也有許多關於數學邏輯學之阿拉伯文著作。文藝課程中亦包含許多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如工具論、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和其關於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均於十三世紀間由阿拉伯文或原文翻譯出來,用為教本。

但這些課程中並沒有跟當時社會有關的學科,如歷史或當時各國文字和文學之類,也不注意羅馬的經典與學問。至於希臘方面的東西,除亞里士多德以外,簡直就沒有了。

(三)學位  

    學生受教育三至七年,考試,驗其辯論及講解的能力後,授予碩士(master)、博士(doctor)或教授(professor)學位。取得學位,就是表示已經過“學徒”期,可出師了,這和其他行會無甚分別。得了學位之後,就要開始施其教授技能,和其他的教師做職業競爭,比賽學生的多寡了。

    碩士和博士兩種學位,最初是平等的。碩士的考試不公開,重視形式慣例;而博士的考試,卻是公開的。

2大學教育之價值及其在文化上之影響

中世紀大學的教育的各種缺點,甚為顯然。課程內容貧乏、固定、形式化;態度獨斷卻好辯論,完全做書冊上的工夫,無發現事實或追求真理的欲望。

但此一時期之大學,在歐洲文化發展上有它特殊的作用,亦促進了爾後之改革與發展:

(一)多元文化交流互動

十一世紀後,歐洲各地青年和教師都湧向大學。這為發展一體化的歐洲起了促進作用。儘管學院本身思想保守,缺乏開拓精神。但這些知識人來自不同地區、不同背景,自然會形成一種互相批判的風氣。

    當時各邦國都給予教授一種教授通行律(jus ubique docendi),即大學得發證書許其教師到各處演講而免稅。巴黎的學生也可豁免“往來之‘割符’(tallia)、關稅及人口稅”。因此學者都熱衷來往移動於各邦國與大學之間。

在那叫做漂流學生(Wandering students)的生活中,這種情形尤為常見。這一班人,是由修行主義墮落而成的散漫生活,和以僧侶為模範的漂泊生涯產生出來的。和那些僧人一樣,由一個大學漂流至別個大學時,亦以乞丐為生。他們遊蕩怠惰,只顧眼前,不計來日,甚至人格上的卑劣,不堪究問。然其中有許多人十分依戀這種生活,遂組織成一種漂泊學生會,叫古烈亞(Goliardi)或遊蕩子(vagantes)。每日吟唱著快樂的拉丁和日耳曼歌曲,以示他們不為禮法所縛,反對教會的僵化形式及腐敗實況。

大學本身也是移動的。當時的大學,並沒有自己的校舍,亦無須費用龐大的圖書館、實驗室和各種設備,所以遷移極易。如劍橋即是1209年由牛津移出的。

 

(二)為爭取大學遷來己邦,各地均提供各項優惠

    例如1229年英國國王亨利三世即和巴黎的教師和學生約定:

如你們自願遷入吾國,我將特為指定城、邑、都市為你們的安身之所,且能以種種妥善之法,令你們安享自由幸福。

大學本來就有許多豁免和特別的權利,由教皇、國王、封建邑主和各地自治區邑,許諾給學校或其教師學生。有許多直接歸國王保護,可設立特別法庭,獨立於普通司法權之外,對其內部事務,有完全的自治之權。與諸大學有關係的人,往往得以免除納稅和當兵的義務。如盧伯一世(Rupert I)創辦海德堡大學時即說:

  凡大學人員往返該校,經過所有吾屬土地,得自由攜帶求學應用及維持生活必需之物,不必負任何義務,也不可有扣留,榷入口稅、雜稅、土貨稅及其他勒索之事。

後世大學擁有免稅、優惠、自治權(司法、軍警不得進入校園……),均淵源於此。

(三)對伊斯蘭文化之吸收及對希臘傳統之再發現:

有人認為歐洲大學之課程和授課法都受到伊斯蘭世界的學院(madrassas)的影響。此說也許不全面,但與伊斯蘭世界的交流,對歐洲大學確有影響,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十一世紀後,因北方民族諾曼人從柏柏爾民族穆斯林手中奪取了西華里島,利用基督徒的情緒來對抗伊斯蘭世界,無意中竟強化了彼此的交流。歐洲人發現,阿拉伯人在古希臘人的研究基礎上發展,水平超過了同期整個歐洲。其醫學,提出了人體血液循環的理論,還善治各種婦科病。傳入歐洲後,才改變了歐洲人對人體的認識。

同時,穆斯林從八世紀起就統治著西班牙的絕大部分,其教育水平遠勝歐洲其他地區。到十一世紀西班牙的穆斯林法學家賽義德·阿爾·安達魯西(Said al-Andalusi)還譏笑歐洲基督徒“愚笨”,因為他們不懂物理和其他實踐科學。這評論亦非全無道理,《古蘭經》教導穆斯林要研習珍珠創造的世界之方方面面,他們對經驗的重視遠超過基督教。

後來歐洲又重新基督教化,打敗了西班牙的穆斯林王國,強化了“歐洲是基督教大陸”的觀念。但在這個過程中,歐洲已吸收了不少伊斯蘭文化,且通過阿拉伯人重新吸取了希臘古典文化。

在基督教的歐洲,猶太人深受壓迫。當時不少猶太教學者到了牛津,但從1218年開始即必須佩戴黃徽章,禁止他們成為大學成員,只允許獲得住處和貸款。後來衝突和鎮壓愈甚,1290年愛德華一世將猶太人全部驅逐出英國後,就連這一點權利也被剝奪了。

直到十七世紀,在克倫威爾的寬容政策下,猶太人才漸漸返回,並從地中海東部帶回來一種新的飲食文化(1651年猶太人在高街上開了一家咖啡屋,是英國最早的)。此外,雖然從1312年起牛津就開始教授希伯來語,但直到1854年還沒有任何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可以在那裡上學。當然,在劍橋大學也不行。

可是在穆斯林的西班牙,猶太人卻受到歡迎。所以他們曾把許多古典文獻翻譯成拉丁文和西班牙文。

西班牙的伊斯蘭大學圖書館後來更吸引了全歐洲的學者和大學生。從十二到十五世紀,隨著西班牙基督教國家的統治區逐步向南推進,西歐的學者蜂擁到托萊多、哥多華、格拉納達,尋找阿拉伯人翻譯過的希臘法律、哲學和科學文獻。這些文獻在歐洲早已亡佚,或因與教會主張衝突而被教會禁失了。

這批學者回到西歐各地的修道院和大學,介紹了托勒密的大地球形理論,使歐洲人本來相信的大地平面理論漸被淘汰。天文和數學的新知也傳播開了。古希臘的宇宙觀,是以人為主體的,著重人在其中的作用。這種宇宙觀的傳播,對基督教會宣傳的“人在世上,只是為自己死後靈魂得救做準備”產生了巨大沖擊。

當時有兩位伊斯蘭哲學家在西歐影響頗大,一個是伊本·辛那(Ibn Sinna,980-1037),在西歐常被用拉丁文稱為阿偉森那(Avicenna);另一個是伊本·路許德(Ibn Rushd,1126-1198),在西歐常被稱為阿維洛斯(Averroes)。伊本·辛那把希臘和印度的醫學理論結合起來,並且有許多實踐得來的經驗。他又是一位哲學家,認為亞里士多德所主張的形式(form)——即靈魂——來自神,表現於物質,與神一起永存,而神則是不動的推動者(unmoved mover)。伊本·路許德進一步闡發這個觀念,認為宗教是哲學的形象化。大多數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都不強,用理性進行哲學思考有困難,宗教就是為這樣大多數人而設的。

 

三、人文主義大學教育之興起

歐洲文藝復興之後,人文主義興起、教育亦為之一變,出現人文主義教育。

1.    人文主義教育之理想

    人文主義重視個人的發展和自由表達意見,生活再不限於規定的方式中,教育除了宗教神學之外也應擴張其範圍。故僧侶出家、神秘冥想、學究討論,都漸為人所厭棄;要回復到古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和大家所描繪的“完全教育”理想中去。

此時的教育家如華格利烏、勃魯尼、柏巴羅、波西亞、迦利諾、維多利諾等都強調“全人”的觀念,鼓吹心靈、身體、道德之完全發展(身體方面,乃開始有各種體育訓練;有一部分是由騎士教育來的,一部分是希臘美育觀念的復興)。

不過,所謂全人教育,並不是說古希臘每個人都能把所有科目讀完;大約還是像維多利諾說的辦法:

完全教育,並不是所有科目都要學得爛熟;只要能熟其一,便足夠一生之受用。無論才能或命運,我們必須自足於中庸,不可妄冀非分。我們須去研究那最適合我們才智和嗜好的,才能做得更好;不過我們要懂一科目,必先要知道其他和這個有關係的科目才可以。至於學科的選擇,太半要靠個人的才性。

這樣的人文主義教育,在兒童未入學校前已非正式地在家中慢慢引導進行了。嬰孩時期,母親就要按人文主義的標準去教育他的品性、態度、說話、體式等。

2.    人文主義之式微及識主義之興起    

    十五世紀末,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之完全教育,已成典範。此後卻慢慢地形式化而衰微了。

(1)知識主義之性質  

    新的教育運動隱含著要找出一種方法,由之可以知道實物(Real things);並且主張真知僅可由理性、感官(Sense)而得。這種知識,比由記憶及依賴遺傳習慣得來的強得多。

    這種實在的(Real)或感覺的(Sense)知識主義,一直到十七世紀初,培根的科學方法出世之後,才算成功。

    因為它注重內容,所以要去研究社會和自然界種種現象,以幫助說明書本子上的問題。其中一派,更力求適用於現實世界的實際生活教育,所以當時之貴族少年教育,常由老師帶著去旅行,或往外國留學,對於風俗制度和各國的語言文字,遂也得要學習。這叫做社會的(Social)知識主義

以彌爾頓為例: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著有《教育通論》(Tractate of Education)。他雖是很有名的經典學者,卻很反對一般人文主義教育,謂“文法方面淺薄已極,而一般人苦要由此學幾個字和卑淺可憐的組織章句法”,故兒童“太半都生長於恨惡學問的感情中”。

他和蒙田一樣,把“實物”解作觀念,而非物體。另也設計出拉丁希臘範圍最寬廣的教育,把意大利文、希伯來文、加德文、敘利亞文、拉丁文、希臘文和數學、科學及其他各種學問湊在一塊。

其說雖不切實際,但他主張研究歷史、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神學等實際的事,使人和生活較接近。他又鼓吹經驗和知識要從旅行英國和外邦得來。這都推動了社會學科之發展。

另一類型為洛克。洛克《教育漫話》一書,是他當私塾教書之經驗所得,建議教育應造就縉紳,而非學者。因他和蒙田一樣,主張書本教育和知識教育都沒有發展品性和禮儀重要。教育之目的,次序應是“德行、智慧(即世間的智慧)、行為、學問”

3.    人文教育對大學之影響:

    (1)人文教育本不專為大學而發,但大學增加了。1517世紀間,學校大量增加,為歐洲的一項“文化基本結構”,各國都在發展它。例如十六世紀後英國法國的政治分歧擴大,英國政府和上層社會改用英語代替法語;宗教改革運動後又改用英語為正式語言,代替教會歷來的拉丁文。這就使英國需要更多學校以推廣英語教育。荷蘭,1637年也規定了荷蘭語的國定本《聖經》,並推進語言標準化和荷蘭語的普遍應用。這跟其大學發展也是同步的。

2)印刷文化普及,群眾受教育需求增加。“人”不限於貴族,其意義普遍化。

印刷文化在歐洲各國教育中的影響,使得識字率逐漸提高。英國伊麗莎白女皇時代,1600年時,男子文盲率是80%,女子文盲率是95%1650年時降低到70%90%1700年時降低到約55%75%1750年時降低到約40%60%。延續到19世紀。在法國,,1700年時,男子文盲率為70%,女子文盲率為90%

當時小學畢業後可升入拉丁文學校(法國稱為“學園”lyceum,英國稱為“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十五世紀起,拉丁文學校的課程內容受到人文學的影響,以古代典籍為中心、以西塞羅的文字風格為典範。這種教學內容一直繼續到二十世紀中葉,為學生接受基督教信仰作了準備。

再進一步的學院或大學,則只收男生。管理嚴格,學生被教導的是去模仿而非創造。

十五六世紀之前,大學是在主教座堂和修道院學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須經過拉丁文學校的階段,還要家庭富裕,並只限男生。其後,世俗教育興起,新興的國家為了自身的需要,提倡中等和高等教育,以便培養政府官員。一城市或國家辦起一座大學,也為這城市或國家增添光彩。宗教改革運動之後,更需要創辦新的學院培養新的神學家。

這樣,人文教育之轉型就顯示為:一、由神學走向科學化、實物化、社會科學化;二、由世俗大學進一步成為國家教育;三、培養國民。從前,教會是培養教徒(騎士、貴族),人文教育是培養紳士。而紳士並非階級,人人均可通過教育成為紳士。這就成了國家培養國民奠定了基礎。逐漸,國家意識代替宗教忠貞;國家目標代替了個人成就、價值取向;國家要達成其目標,也擁有工具(受教育的人)人力;故教育由國家規劃、投入、效益、管理;最終國家利益與社會(市場)利益、個人世俗生活利益相結合。用我們傳統的話來講,即是“利祿之途使然”。

 

五、人文主義教育在中國之發展

近代大學的理念,始見於十八世紀洪堡創辦柏林大學時。“洪堡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發展個人的一切能力和個性,使之成為像古希臘人和法國人那樣意識到自己尊嚴的、有教養的、獨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學理念也基本體現了這些原則:‘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張汝倫《人文主義的大學理念與現代社會》,1997年第3期《天涯》,第9頁)。

其時蔡元培正關注“大學改制”,一個月後發表的《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開篇便說:“竊查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之編制,以德意志為最善”。紀念會的講話,也以德國大學為標本,讚揚北大由注重實用逐漸轉為強調學理:“本校當二十年前創設時,僅有仕學、師範兩館,專為應用起見。其後屢屢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經學、政法、文學、格致、造科、農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國元年,始併經科於文科,與德國新大學不設神學科相類。本年改組,又於文、理兩科特別注意,亦與德國大學哲學科之發達相類。所望內容以漸充實,能與彼國之柏林大學相頡颃耳。”

可見蔡元培的教育理念,與他遊學德國的經歷大有關聯。正如羅家倫所說:“他對於大學的觀念,深深無疑義地是受了十九世紀初期建立柏林大學的馮波德和柏林大學那時代若干位大學者的影響”(羅家倫《國立北京大學的精神》)。柏林大學,在蔡元培眼裡,一是強調研究自由,一是主張注重學理。

蔡元培之後,高談人文主義教育者當然很多,但多不具體,只在人文精神上作文章,與歐洲整個大學傳統未必有關係。也有像吳宓、梁實秋那樣,雖具體承接了美國哈佛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思想的例子,但他們同樣也未注意到白璧德之說本是為大學建設而發,所以仍是就一般人文通則,甚或只就文藝批評去發揮,沒落實,也沒機會落實到大學建設上。因此我也就不多介紹了,將來有機會再接著說。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谈易之21、22

$
0
0

龚鹏程谈易之二十一:揭秘儒家独特鬼神观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龚鹏程谈易之二十一:揭秘儒家的鬼神观

 


观卦的彖辞。其上文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

观卦是坤下巽上,上两爻阳、下四爻阴之卦,所以象上位者示人以观,底下人则仰观上位者之作为。上位者要中正以示人,做天下之大观;居下位者要观足以做为典型之人与事,以成教化。

整体含义如此,而首先提出的就是观宗庙祭祀。

古人重祭祀,所谓“邦之大事,唯祀与戎”。但军容残酷不足观,可观的当然就只有祭祀之典礼啦!

盥,指祭祀时进爵,以酒灌地,又称灌礼,意思是奉酒祈求神祗降临。荐,则指敬献礼品牺牲。整个祭典,在奉酒祈求神降到敬献祭品之间,是最值得看的时段。因为人在这时最虔敬,充满了戒慎、期待、慕敬之情,与神在感应互动中有微妙的既诚肃又亲近之感。等到献祭以後,就只是初献、再献、三献,一道一道仪程走完而已。因此可观者在未献荐之前,而不在已荐之後,孔子曾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就是这个道理。他的话,也可以说即是观卦卦辞的确诂。

有孚颙若,是说心中与神相孚应而表现出诚敬的状态。颙,敬也。儒家论礼,重内心的诚敬之感而不重视仪节,此处表现得极为明显。

观卦除了要人体会这种祭祀时的虔敬之感外,还将说明祭祀的意义,说明它为何可观。这就是我摘出来的彖传这段话。

儒家是很特别的思想,或许可称它为“人学”。什么叫人学呢?你看墨家就非人学。因墨家言天志,要明鬼。人之行为基本上须本于天志、顺于鬼神。後世常把墨家典籍收入道教的“道藏”中,就是这个缘故。佛教也非人学,因它讲三界三世,包括一切天人,综摄三十三天。基督宗教同样讲上帝、天堂地狱,亦非仅是人的学问。至于一般宗教,更是以鬼神崇拜为基础了。儒家不然,它虽敬事鬼神,又常说天命天道天时,但不是鬼神信仰的体系,只是祭神如神在。鬼神世界虽不否定,但也不重视,因为“未知生,焉知死”,死後如何,非所萦依;灵魂归趣,也不追究。重点只放在现世人生上。

在这种思想中,祭祀之目的,自然就只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神。非媚神以求欢,可也不是祈神以佑己,那是巫觋及一般宗教的路子。《易经》所表现的,则是“法天而成化”的型德。

所以彖传说:祭祀所以可观,是因为它可让我们体会天道。天道运行,四时不忒,正如孔子所说,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我们当然应效法之。圣人利用祭礼,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想法。孔颖达疏云:“天既不言而行、不为而成,圣人法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故云天下服矣”,讲得很好。

彖传解释此卦云:“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其实也是此意。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要想讓百姓风行草偃,随化兴善,就得由自己做起,形成榜样。然后才能依不同地区之民风来施教。

总之,欲令百姓观你,你须让自己足以观。此卦之精义在此。观宗庙祭祀之旨,在观天道;观天道之旨亦在使自己足观。故曰:“中正以观天下“,要让自己中正了才行。

神道设教一词,有些人解释说是假借鬼神以施展其教化,那是错的。後世阴谋家假托篝火狐妖以惑民兴事者多矣,然此乃黄巾陈涉辈手段,豈聖人之道哉?

龚鹏程谈易之二十二:观卦并非教人察言观色

觀我生

观卦很复杂,观的层次一层层打开,非常深刻。

首先是观宗庙以知天道,以此设教。

其次,象传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是观先王如何省视方域并体察民俗而设教;能了解其方法,自然百姓从化,如风吹而草偃。

再就是六四爻辞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指人应利用在朝廷、居王者近侧的机会,好好观察学习国家的典章仪制。我们现在常用的出国观光一词即出于此,但说的已不是自观吾国之光,而是去观别的国家了。

 

龚鹏程谈易之二十二:观卦并非教人察言观色

另还有两种观则是不被鼓励的,一叫童观,一叫窥观。

初六为童观,这一爻距离上九最远,处在最远的观看位置,故所见不大,称为童观。童观也是观,只是所见不大而已。因此若占到此卦,一般人还不坏,可是君子就不甚吉了。

六二是窥观,也就是窥视。此爻仍是远观,故所见者狭,仅能窥见大概。若女人占得此爻也还可以,君子则亦不以为吉。

这并不是歧视女人,而是因本卦坤下巽上,六二乃阴爻,属性柔,上应九五之阳,故利于女。若君子占得此爻却不利。有人说这是指女人在屋裡窥视男人,真不知扯到哪去了。

这两处雖是依卦爻释吉凶,但细味之,乃可见义理。畢竟人的视野宜大不宜小、宜阔不宜狭。象传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即指此。

以上为观之各种形态与层次,不能乱解。我在百度百科上看到有人说此卦教人:“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以避免因观察失误而遭受损失。由于客方像风一样变化无常,主方必须仔细观察环境,才能适应客方”,实在是胡言乱语。

观之最后,则是观自而非观他。分别在六三、上九与九五。

六三爻辞:“观我生,进退”,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传解释道:“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观我生,观民。观其生,志未平也”,可见观自己也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一是就卦象说,进退指第三四爻,第三爻是下卦之上,第四爻是上卦之下,两爻相鄰,故是可进可退之局。人在这个时候,就须自观,好好省察自己的情况,以定进退,才能动不失机、静不失时。

其次,是“观我”都说成是“观我生”。一种解释是把生视为性,说是观自己的性行,也就是观我之德,如朱子就是这一路。另一种结合到生生之德,也就是道的层次,说观我生就是由“开通、生利万物”之处看我能如何着力。孔颖达的解释即如此。生,像道一般能动、能生化、能生长,故这事实上是指君德,谓君子当如此自观。还一种是观生,即生命之生,人对自己这个生命,重新省视自观,而形成对生命本身的体悟。此即诗人之忧生也,如《古诗十九首》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憂”、《楚辞》:“哀人生之长勤”,均指此。有诗人气质或受佛老濡染之解《易》者,多作此解。

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一显自反自省之精神,有儒者慎独、诚意、反躬的态度;二重君王开务成物、设教风化之功;三启超越性的生命悲感意识。我们也可以把这三类解释看成是观我生的三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则是观我生即观民、观其生。

观我生本是自观,可是九五之象曰:“观我生,观民也”,上九之爻辞说“观其生,君子无咎”。都把观自说成是观他,这是为何?朱子云:“人君观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当观民之善否,以自省察”。古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是这个意思。

不懂这些,就会乱解释,例如有人说:第三条的“观我生”与第五条的“观我生”的含义不一样,前者指从主方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所作所为,後者是观察客方对自己的影响;第四条的“观国之光”是客观地观察主客双方关系,而第六条的“观其生”则是观察客方的行为。这,当然也是错的。

观我生,要观自己及一般老百姓的命运,还有个著名的文学史案例,那就是颜之推的《观我生赋》。

颜之推在梁朝侯景作乱、襲擊郢州时被俘。险遭杀害,被押往建康,乱平後才回到江陵。可是三年後西魏就攻破了江陵,梁朝灭亡,他被俘往长安。後来辗转逃到北齐,可是北周军队又攻破了北齐,三次遭到国破家亡之哀。《观我生赋》讲的就是这段哀史。

在正文以外,此赋有详细的自注,因此在史料上很有价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篇有自注的作品(前此为谢灵运《山居赋》和张渊《观象赋》)。回顾一生,与李谐《述身赋》、李骞《释情赋》、沈炯《归魂赋》和庾信《哀江南赋》相似。从东晋到北魏末,胡人统治北方已有百餘年,此时尤为惨酷,所以出现了这麼多书写亡国之痛的作品。

不过,同是写亡国,二李和沈庾皆主要讲个人之厄,颜氏则把个人遭遇与华夏文化关联在一起,讲文化生命的哀感,故为名作。它开篇就说:“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奥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内诸夏而外夷狄,骤五帝而驰三王”。这正是由“观我生,观民也”这句体会出来的写法。个人生命、华族生命、人类生命,都在其观中,是以有广大悲情,令人动容。通过这篇赋,更能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观卦。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談易23、24

$
0
0

龚鹏程谈易之二十三:世上法学传统中国最悠久

  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来法。

  这是噬嗑卦的象辞。噬是咬啮,嗑是咬合,因此这是个取象于人吃东西的卦。六个爻,一部分说吃,一部分引申讲刑罚。因为咬食物,颇有以刚硬手段去处理事物之意,故取义刑罚。

  说吃的是六三、九四与六五,这三爻居全卦中间,合为坎卦之象,故为一组。六三云:“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是吃东西中毒了,不过不要紧。九四云:“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是吃带骨头的肉,虽费劲,如啮金矢,也还好。六五云:“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则是吃肉干时咬到了黄金,非唯无咎,简直还是赚到了。

  这三爻本义如此。论吃,都只说吃肉干。是因本卦噬嗑,震下离上,本有咬食硬物之象,故只说啮肉干。

   

  

  当然,它也均可以引申指治狱之事。如噬肉遇毒,可指碰上陈年老案,故施刑不顺利;也可指刑人不服,心存怨毒。噬胏,得金矢,可指治狱虽困难,但若不失刚直,便可贞吉。把金矢视为直道而行的象征。噬肉得黄金,则可指以柔乘刚,居中而行,故能如舜诛四凶般,贞厉无咎。

  另一组,就不管吃的事而直接论刑罚了,符合卦辞所说:“噬嗑,亨,利用狱。”

  初九云:“屦校灭趾,无咎。”校,绞也,指刑具器械。脚上本来要穿着屦的,但现在戴上了刑械。灭趾,指刑具遮住了脚趾。这是犯了小过失,得到比较轻的惩罚。

  六二云:“噬肤灭鼻,无咎。”刑在肤鼻之上,已经比只是械足禁止走动、限制自由严重了。对肤鼻有伤害,如涅刑、劓刑之类。

  上九云:“何校灭耳,凶。”何就是荷。戴荷刑具,且割掉了耳朵。这就更严重啦,故上两爻都说无咎,此爻辞则说是凶。

  为什么?象传解释说:“灭耳,聪不明也。”割耳与割鼻虽同样是伤害器官之刑,但意义不同。

  一,古人重耳,比对眼睛还看得重,所以聪明之聪要放在明字上。圣人之圣,主要也说耳聪,耳是直接关联着脑子智不智的。孔子曾说自己“六十而耳顺”,境界尚且在知天命之上,可见一斑。诸侯争霸会盟,谁执牛耳,谁就是霸主。杀敌,也只割了耳朵回去计功,代表首级。故灭耳,几乎只下杀头一级了,严不严重?

  二,灭耳者,塞其聪明也。刑罚施于犯人,主要是限制其行动、伤害其肉体,但灭耳就有伤害其心灵、锢囿其聪明的涵义,这可不可怕?

  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刑罚呢?彖传说:“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彰。”天有和风煦日,就有震雷暴雨,刚柔相需,岂能一味柔巽?此即治国之道也。《尚书·吕刑》说:“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仁德与威德都是必要的。

  系辞传对此,也剀切言之:“子曰: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屦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又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勿为,以小恶为无伤而勿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以上两组,一偏于由治狱者说,一偏于由受刑者说。强调治狱虽苦但必须,获刑虽惨却还不要紧,只要能悬崖勒马就好,否则最终将不可收拾。先王明罚敕法之道,大体于此可见。

  一般人谈到法治,都只知道法家。实则法家兴起较晚,其法术之学又只是帝王术,故非我国法学正脉。

  法学正脉是由《尚书·吕刑》和噬嗑卦这类传统开启的。因此我国可说是世上法学传统最悠久的国家。巴比伦的汉摩拉比法典等虽也极早,但无传承,我国却是由儒家一直传承着这套法学的。孔子即曾担任过鲁司寇,听讼治狱乃其本行。他所佩服的前辈子产亦曾铸《刑书》。此后成文法典迄今不曾断缺,世界上亦仅此一家。法学教育,则汉已设博士,以教博士员生弟子。尔后法学专业人才之培养便一直不曾中断。再看人才之甄用。法学在科举中亦辄有专科,如明法、明律之类,选录到政府里工作。科举其他科目取来的士,授官时亦都要试判,也就是考察其断案、写判牍的能力,故法制建设、法学教育、法学人才之晋用,制度都一向完备。我们不能因现代法治不彰,就缺了这些历史基本知识。


龚鹏程谈易之二十四:周易至简美学 白贲无咎

白贲无咎。

这是贲卦的爻辞。贲卦是文彩修饰之卦,贲这个字,就是人把贝壳像花一样戴在身上的意思。

所以初九是贲其趾,在脚上做修饰,美甲啦、美足啦,弄到不乘车而徒步,好让人家欣赏到他的脚。清人笑话书上说一事与此颇似:某甲买了张好床,怕人家见不着,乃装病躺在床上,探病的人来,就都可瞧见了。结果亲家某乙来,坐在床边,故意把脚高高翘起,露出新买的鞋子来,问:“亲家害的是什么病呀?”某甲叹口气道:“嗨,我得的就是您这种病呐!”

六二是贲其须。须就是须。贲其须,指人美饰其毛发胡须。

九三是贲其濡如。濡是润泽,如是语助词。这是说人修饰润泽以增美,例如沐浴膏脂之类。

六四是“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皤和翰都是洁白的意思,谓人打扮得白亮鲜洁,骑着白马,一付白马王子的模样。可是不是去打仗呀,乃是去娶亲呀!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以上是对个人容仪的修饰,皆尽力求美;可是装饰丘园房舍就不能太过了,费用丝帛必须俭素。戋戋就是少的意思。如此简朴大方才吉利。

上九是:“白贲,无咎。”贲极无饰,所以是白色。

 

龚鹏程谈易之二十四:白贲无咎


目前《易经》贲卦是如此,可是《吕氏春秋·壹行篇》另载了个故事: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

这故事很怪,因为现今贲卦各爻均无不吉之意,卦辞且说:“贲,亨,小利有攸往。”利虽未必就甚大,但有利于发展是明确的,何以孔子独不以为吉?

孔子说此卦不吉,是把贲字解释成杂色之故。贝有白玄赤紫等各种颜色,凑在一起做成贝饰,必然是五色斑烂以为美观的。由卦象上看,此卦离下艮上,是下有火光照见山上草木蕃滋之状。草木蕃滋,自然也是色彩繁美的,所以这才叫贲。

可是这样贲采纷如,孔子却不喜欢,说它太杂了,不好,不吉。这种情况,和现今《易经》的卦爻辞和象传彖传都不一样。

可能的解释,是孔子改动了文字,并另做了解释。今传《易经》乃孔门所传,依一种新思路改变原先不吉的贲卦,将贲解为吉,且由“修饰”逐渐讲到“白”。皤如翰如虽也是修饰,但已以白为主了;束帛戋戋之俭素也是意义上的白,最后更说白贲。诸色尽褪,独显其白。如此,不吉之卦也就吉利了。

由卦象上说,如此解释也可显示一种返璞归真之意。由初爻、二爻到三爻,是修饰增华的历程,越饰越美。由四爻、五爻到六爻,是越趋俭白,最终以无色无饰为大美。整个过程,意蕴比一味贲饰更为丰富,也符合儒家讲“文质相救”之旨。文太多,救之以质;质太多,饰之以文,这样才能文质彬彬。

一般人只知道家讲俭朴、讲大音希声,其实儒家也一样。故《礼记·乐记》说:“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至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余味者矣。”讲的都是这个意思。大羹,最好的羹,用来祭祀太庙,只是淡肉汤,没什么调料及配合的菜。玄酒,更就只是清水。此皆俭朴无饰无味之极,但被认为是至味,与清庙瑟音之疏越不繁一样,都是至简美学的说法。和此卦所云“白贲无咎”思想上恰是一贯的,影响后世文艺发展及中国人的审美观至为深远。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知音

$
0
0

    配合國務院中國國學中心去深圳調研,然後再往廣州、珠海,跑了一大圈。昨夜始歸。因事觸懷,發一舊文,聊供參考


       龔鵬程      

 古代有位琴师,在闹市中奏琴。人群本来围聚甚多,但听听便觉得淡而寡味,乃逐渐散去了。最后仅剩下一個人站在那儿,且听着听着,竟流下了眼泪。琴师大为感动,以为得遇知音。谁知那人说道:“我真是太感动了,我儿子从前是弹棉花的,自从他死后,我就再也没听过这种声音了。”

 这类笑话未必不是真实的。宋朝秀州祥符院主持僧人智和,藏有一张古琴,木质细致,身呈碧色,琴柱则是石质,音弦清越,更有唐代大书法家李阳冰的篆字铭识三十九字,谓此乃南漠夷岛伽陀罗树所制,木纹彷若银锭,坚比金石。当时沈括《梦溪笔谈》、朱长文《琴史》里都记载了这张好琴。此琴还有个来历,因为它乃是唐朝宰相李勉所斫,名为“响泉”,《唐书》里还提到过呢!

 这样流传有绪的名琴,觊觎者当不在少。秀州的州官就老想将它弄到手。所以也仿“萧翼赚兰亭”的办法,去庙里找老和尚谈禅、下棋、套近乎。但老和尚亦非省油的灯,州官来聊天喝茶下棋多时,琴可总骗不走,直待老僧圆寂了,才好不容易取得。

 取得后,州官喜不自胜,忙请巧匠配制琴匣,将琴进贡上京去了。孰料礼部每年收到各地呈现的贡品实在太多,君不见咱们台湾的新竹贡丸、金门贡糖也都是贡品吗?这各地送来的东西,礼部看得多啦,可不见得把它们都当成稀罕的宝贝,因此循例把琴转给专管礼乐祭祀的太常寺便罢。太常寺收到,登录造册後即闲置一旁。只有某些时候、某些人无聊时,才随意抚弄一番;听到的人,也只觉得仿佛弹棉花一般,没人在意。一代名琴,就此湮没了。


   
琴声,在懂的人听来,也许要形容是松风,是流水,是霜天击磬,是雪夜敲冰。在不懂的人听来,实在与弹棉花无甚差别。此,知音与不知音之分也。


    
古代这类不知音的故事很多,讲知音的也不少。如《吕氏春秋》《列子·汤问》所载伯牙钟子期,或相传蔡邕得识焦尾琴的事,都脍炙人口,且传言渲染,近乎神迹,似乎师旷之聪,得诸天赋,审音辨律,简直像拥有特异功能似的。
    
其实知音与否,固赖天资,更需要的是训练。没学习没训练的人,耳朵是不顶用的。经过训练,“对牛弹琴”是否有效果我不晓得,但据史传所载,马却可以知音。

所谓“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本来只是传说,唐玄宗时,真找人挑了一百匹青海马,衣以文绣,饰以珠玉,教以琴舞。玄宗自己还写了一曲《倾杯乐》。梨园子弟每奏此曲,马就都奋首鼓尾,跳将起来。后来李商隐《思贤颂》诗云:“内殿张弦管,中原绝鼓鼙。舞成青海马,鬥杀汝南鸡。”即指其事。可见经过训练,牛马也能寻声赴节;未经训练,人便不如牛马。


   
近代我们的教育,恰好在这个地方没搞清楚,非常强调受教育的权力,而忽略了教育对能力的培养。

人皆可以是知音者。这是权力,我们不能剥夺谁有这样的权力,抹煞其可能性,认为某些人不够资格学习知音之能力。因此我们办国民义务教育,要让人人都可以进大学。

可是,对知音能力,我们其实又不太讲求。人人受教育,结果学到了知音之能了吗?大概并没有。结果,教育普及,高教蓬勃、大学遍地,而真具有知识能力之国民则甚少。


   
在知识上也一樣。我们强调批判的勇气,批判的权力,教人要勇敢说出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主张。却忘记了批判是需要能力的。不知音者只能大声说出自己无知的主张、浅俗的见解。他们没有真正学习知识、训练理性,其发言与牛鸣狗吠无异;其行为甚至比不上经训练过的牛與狗。


   
由于知音需要学养、需要能力,因此在这里也不能滥用民主的原则。一万个说抚琴是弹棉花的人,也抵不上一副顾曲周郎的耳朵。可惜如今在知识领域,似乎也要数人头了。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字子敬,卒后,他另一个儿子王徽之去赴丧,在灵前抚琴。弹了一会,痛呼:“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大恸而去。面对我们这个教人以不知音的时代,我们也是要感痛的。


                                                     2003.4.19
台灣中央日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易解心經

$
0
0
   到香港,明天要在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講演。夜與陳致、葉國良、龔敏、程羽黑諸君酒敘後,還得把文債償了。錄如後,請指教:

刘君祖《易解心经》序

龔鵬程

 

        君祖這本書,以《易经》的義理來解析《心经》,生面別開,但實際上是遠有淵源的。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後,很快就开始与《易经》结合了。吴国僧人康僧会即已用《易经》“积善之家必有餘庆”来解释佛教轮回说。其後这种解释流行一时,支遁、慧远、梁武帝、法通等等各有论述。

       其所以如此,是因佛教思想初入中土,中国人对其义理还很陌生,故不能不用“格义”的方法來传播。当时用来格义的材料,主要就是《易》与老庄。

        这本来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僧家因此而钻研《周易》,熟悉《周易》的儒者也因此而接近了理解了佛理,对佛学与易学两方面都是有益的。而且两方義理因此交流,竟開出一朵奇花異卉来。

        据唐初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说,南朝时这种会通佛易的《易经》注解有十几家,内容多是“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可见当时解《易》以般若性空之理为主,也有主客能所的分析。

       孔颖达代表了唐代官方经学的立场,他是不赞成这种佛易会通方式的。但趋势已成,难以遏止。到柳宗元写《道州文宣王庙碑》时,就介绍当时官学裡教《易经》的,乃是沙门凝辩。可见僧人熟悉《易经》,甚至能在文庙裡讲经而世不以为異。一時风气,可想而知。

       凝辩的讲稿,现在看不到了。可是其他僧界大德对《易经》的阐发和会通,仍有许多材料留下来。如華嚴长者李通玄以《易》解《華嚴》,且特重艮卦,对後世的影响就很大。

       但我觉得唐代佛易会通的路数可能最特殊之处乃是象数。

       六朝时,王弼扫象之思想势力很大,故南朝的佛易会通,绝少就象数说,唐朝就不然。如密宗大师一行,著有《大衍玄图》、《大衍论》等,他就最重视大衍之数,甚至还制作了大衍历,并依孟喜之说作了卦气图。宗密的朱墨十重图,是用来表示修炼过程中之染净状况的,也与《参同契》的纳甲月体说有关。禅宗临济义玄讲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曹洞宗石头希迁作禅门《参同契》;洞山良价作《宝镜三昧歌》,讲六爻偏正回互;曹山本寂讲五位君臣,更与《周易参同契》都有直接关联。

        我认为这与道教内丹学之发展有关。内丹学兴起于中晚唐,特重《周易参同契》。禅宗濡染风气,故亦重此。厥後道教内丹學讲性命双修,又都吸收禅宗,以禅为性功。两家融合,此其契机也。

       宋代以后,讲易佛会通的更多,如王安石、苏轼、朱长文、李纲等都是。朱长文李纲均是讲《华严》的。

       以禅解易,则始于南宋。如沈作喆、杨简、王宗传,下开明代雲棲袾宏、紫柏真可、蕅益智旭之先声。智旭法师《周易禅解》以禅入儒、诱儒以知禅,影响尤大。如焦竑《易筌》、张镜心《易经增注》、郑圭《易臆》等多承其风。所以《四库提要》说:“明末心学横流,大抵以狂禅解易”。

       清代以来,佛易会通的講法渐少。清末唯識学大盛,可是用唯識以说易者却少见,反而是有熊十力《新唯識论》这一类以易学来反对唯识的。

       以上大略介绍古来会合佛易的历史,並說明其合会之不同路数,是希望提供讀君祖这本书的读者一些背景知识,了解佛易结合也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学脉,不可轻忽。

       其次,這也可以讓讀友们知道君祖之解,在佛易会通方面究竟居什麼地位。

       由上文的介绍,大家应可以看出:历来之解,以佛解易为多,以易解佛却罕见;周濂溪、程伊川曾说《华严经》的道理可以用一个“艮”卦来概括,也语焉不详,佛教徒则多不以其說为然。以佛解易者,儒者也多表異議,認为是比附或扭曲。因而此事有两个难点,一是对佛教和《周易》的义理均须精熟,且能解释得铢两悉称,无比附歪曲任何一方之嫌。二是要开创一种以易解佛的路数。

       君祖选择的是《心经》。这也是历来讲佛易会通者罕及的。过去,正如我上文所介绍,或说空有,或讲主客,或论华严,或云象数,或道心禅,並没有以《心经》来阐述两家义理的。以《心经》之重要性而言,如此言佛易会通,不啻失之眉睫。君祖此书可谓補足了历史缺憾。

       所以這雖是一本小小的講錄,其实价值甚大,我是十分佩服的。唯一需要做些补充的是阿赖耶识的问题。

    阿赖耶识,摄論宗謂为染杂,要转识成智时,须另依第九識阿摩罗識。地論宗则认为阿赖耶就是如来藏、是真如。但其说实际上是取消了第七识末那识,或把末那识和染法阿赖耶识合併了。《大乘起信论》又以为它既是染又是净,染时是阿赖耶,净就是如来藏。君祖采取的,是把阿赖耶識视为染而未净的立场。这在佛教中也是有依据的,读友不必依不同经论或宗派主张而起疑情。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谈易之25、26、27、28

$
0
0

二十五:儒家聖王治国之道, 人文化成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是贲卦的彖辞,上文是:“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其中刚柔交错四字是先儒意补的。

为何彖传在此忽然谈到天文人文?因为贲卦是讲修饰的,本身即有文采之义涵。卦象六二之柔亦正修饰着九三之刚,阴阳相互,故说是刚柔交错。

刚柔交错,气运流转、五星分布,所以形成为天文。离下之火,照耀山上的草木,则显示了蔚郁葱茏的华美之象,可象征人间之美,因此引申而说人文。《正义》的解释特别好,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广美天文、人文之义,圣人用之以治于物也。”

本来离火照山只显示为地文或一种自然现象,可是彖传非常敏锐地将它导引到人文方面去说,乃是由贲卦后面爻辞都讲人文现象(贲其趾,贲其须,贲如皤如、白马翰如,贲于丘园)而体会出来的,且亦表现出一种“天工人其裁成之”的态度。如此解《易》,自是儒家思想之特色。

 

龚鹏程谈易二十五: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系辞传曾将天地人称为“三才”,特重人道,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故虽法象天地,而其重点仍在人,是要法象天地以开展人文世界的。

在思想的格局光谱中,若以人文为座标,则古今思想可概分为非人文的(主要研究人以外的经验对象或理解对象,如自然界,或抽象的形数关系等);超人文的(探讨人以上,一般人经验所不及的超越存在,如天道、神鬼、仙佛、上帝等之思想);次人文的(对人格、人伦、人道、人的文化价值、人的历史等较为忽略,或不全然尊重的一些思路);反人文的(对人性人伦人格不仅不尊重,且有意贬低,将人同等于自然生物乃至矿物的思想)。

像先秦诸子,道家是偏于超人文的,所以荀子曾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墨家是次人文,但兼有超人文性,故虽讲兼爱非攻,而主张天志明鬼;法家则是反人文的,把人视为物或禽兽以管理之,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二批评商鞅说:“礼乐诗书仁义不论矣,若孝悌,自有人类以来,未有不以为美者,而商鞅以为虱,以为必亡必削。非枭獍而为此言哉?”至于阴阳家,就可说是非人文之探索者,虽其探索所得与科学一样,也可作用于人生日用,但其思想内容主要是针对形数之思考。

相较于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儒家之人文性可说最为明显。而彖传这一大段,即是重要的宣言。

人文,不是自然就有的,与天文地文不同,成于教化。因此彖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唐朝吕温曾针对此,写了一篇《人文化成论》,虽非《易经》之注,却是最好的解释,他说:“一二相生,大钧造物,百化交错,六气节宣,或阴阖而阳开,或天经而地纪。有圣作则,实为人文”,这是第一段,说圣人本天道以立人极,兴发人文。

接着解释人文的具体内容:“若乃夫以刚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义事君,予违汝弼,献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九流异趣,百揆同归,此官司之文也。宽则人慢,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此刑政之文也。乐胜则流,遏之以礼;礼胜则离,和之以乐。与时消息,因俗变通,此教化之文也。”

最后总结:“文者,盖言错综庶绩、藻绘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则人文化成之义,其在兹乎!”

人文化成的理想,迄今尚未实现,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它就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

二十六:周易教你如何处逆境

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这是剥卦彖辞。剥是剥落之意,象征天地之气,阴长阳消,故小人道长,君子不利有攸往,不利于发展。

这时候,人就要顺天时。顺天时,不是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那种处世油滑之举,而说审时度势,顺而止其过恶,不能逆而止之。顶着风干,除了自己立刻会遭殃,事情也是办不好的。因此这是个教人如何处逆境的卦。

龚鹏程谈易二十六:周易教你如何处逆境

在逆境中,一是要观察逆境的变化。形势已剥,但剥到什么情况了?初六说:“剥床以足”。就像一张床,足开始坏了。《杂卦传》曾以烂释剥,这里指的就是床脚烂坏了。六二是“剥床以辨”。床身以下、床足以上的部分叫做辨,可知已坏烂上去了。六四,“剥床以肤”,床面都开始坏了。上九,“小人剥庐”:床坏了不说,整个房子都坏烂了,坏烂的程度越来越甚。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岂非小人得势,越发嚣张了呢?不然,局势渐坏,譬如房庐几床皆已坏烂。小人不知,还在那儿作威作福,不是死得更快、瓦解得更甚吗?所以以上这些爻辞都是凶。

可是其中有两爻还不太坏。一是六三,一是六五。

六三说:“剥之无咎”。为啥?一解云本卦五阴一阳,六三之阴因仍有上九之阳与之相应,所以时局虽危,仍可无咎。另一解是《象传》的看法,谓整体形势不好,但我若能独自违背上下之情,去面对此一形势,仍无可咎。也就是不把这爻视为是对逆境的描述,而看成是人对逆境的处理或应对方式。

六五也是一样:爻辞说:“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剥卦只最上一爻是阳,底下五爻全是阴,乃小人势盛之象。可是小人若全部都如宫人般宠起来,小人乐在其获宠,也就不必再去嫉贤忌功以迫害君子了。贯鱼,是形容一整排事物贯串的样子,现在还有个形容语叫做鱼贯而入,典故即本于此。宫人宠,是宠如宫人。但宠宫人是让她吃好穿好,获得宠爱而已,不会让她参与国政的。故这也是讲处众阴用事之时如何应对,应对需要智慧,才能无咎。

其他讲君子应对逆境的还有好几处。如象传说:“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又上九爻辞:“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传解释:“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剥卦是坤下艮上。坤是地,艮是山,故云山附于地。君子处之,就当注意安宅、厚下。爻辞中用床、庐、宅为喻,都是教人重视“基础”的。对国家来说,基础就是人民。所以在整体形势不佳时,格外要注意安民,如省刑、薄税、抚辑流亡、安定民心之类。这样,国君在上,就不会被推翻掉,因为他还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护;不像小人不善处此境,结果就要弄到房子全塌了。

硕果不食,是说一阳独在众阴之上,仿若一大果实还没剥落,也没被人吃掉。原因在于“君子得舆”。老百姓乃是载舟之水、载君之舆,若万民拥戴,政权自可无虞;如不然,政权便立刻就垮了。孔子说,国家情势不佳时可以去兵、去食,而不能失了信,“民无信不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换言之,逆境并不可怕,不知如何面对逆境才会走向剥亡。

二十七:人在险境,中正以对反能得福

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


这是坎卦的彖辞。坎卦乃八卦之一,重复两次,上坎下坎,就成了坎卦。

这个卦特别麻烦,疑义很多。首先,《易经》每一卦都是单名,如乾、坤、屯、蒙之类,只有这一卦正式名称叫做习坎。

习坎,有三种解释。一是说习为重复的意思,坎卦上坎下坎,故曰习坎。

二是说习乃便习之意,在遭遇险阻坎坷之时,要如《象传》所说:“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困难总是会有的,人不可能避免遭遇到困难,故只能有经常会碰上困难的心理准备,并经常保持着如何应对困难的教习。习于坎,视为常事;又熟习处坎之事的训练。

三是说以上皆太迂曲,《易经》六十四卦,不应仅此一卦的卦名是两个字。故坎卦仍应只称为坎,现在卦名习坎,乃是涉下文初六爻辞“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的开头二个字而形成衍文。

三说都有道理。由文献上说,可能坎卦确实仍应名为坎。可是这个卦的整体意义确实不在坎而在习,习之义贯穿全卦。

龚鹏程谈易二十七:人在险境 中正以对反能得福

过去有些解易名家,不知此义,仅注意到坎字,故仅由坎字上作解。这样就会说此卦是自己掉入陷阱的坎陷之象,占者不吉。或说这是把俘虏关进了坎穴,甚至监牢之象。结果俘虏还不愿服从当奴隶,最后还出了事。这样看,此卦当然甚凶。

其实坎卦并不只指出困难,还是教人如何面对困难之卦。困阻时生,人生难免,但不善应对者凶、能应者吉,这才是习坎的真义。

因此彖传总括全卦,说:“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坎而又坎、险之又险,犹如水流深堑,谷险阱峭,永远也注不满。而面对这极端险难之境,人却仍能不失其信,何以故?是因能刚中。什么叫刚中?或如何才能刚中?卦辞及彖传都说:“维心亨”。内心不忧不乱、天宇泰然,何所惧哉?

坎卦又被称为心卦,就是这个意思。说卦传曾解释坎:“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揉、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坎本来就象心,因此,坎之困阻,事实上本是心病。要能解困,亦唯在心上下工夫。

有许多人以为重视心是佛教的传统。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儒家受其影响,才开始讲心性,注意心地修持,宋明理学家且以此为特色。这是真倒果为因呀!重心乃中国思想的老传统。《易经》就是明证。旅卦九三曰:“我心不快”、井卦九三曰:“为我心恻”、艮卦九三曰:“厉薰心”、明夷卦六四曰:“获明夷之心”、益卦上九曰:“立心勿恒,凶”、益卦九五曰“有孚惠心”都是,坎卦亦然。心是人的主体,能葆得此心不失,人在任何时候就都不会迷惘。

以坎卦来说,只初六及上六是凶,其他都还好。

九二是:“坎有险,求小得”。为啥履险还能小有所得呢?《象传》说:“未失中”,还没有失去中道,故遇险境却不妨,还能小有所得。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进既坎险、退亦坎险,这时只能勿轻举妄动。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这句话历来有两种读法,一读:“樽酒簋,贰用缶”,一读“樽酒,簋贰,用缶”。但都是指祭祀时的酒尊饭簋都只用缶,而非铜非木,十分俭素。之所以如此俭约,是因为自我约束,使不失礼亦不过奢。这种态度是对的,因此本爻显示为无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坎不盈,就是上文所说的水流而不盈,形容坎陷仍然严重。可是病已平复,故无咎。祗指病。另一读为“坎不盈祗,既平,无咎”。把祗解为辞,谓不盈之情况已停止了。坎已平了,故无咎。两解均可通。

以上这些均是坎而未真令人遇险或产生凶咎的。只有初六说:“习坎,入于坎窞,凶”,《象传》说:“习坎入于坎,失道也”。碰到坎险时,真就掉进坎里去了,是因为失道呀!同理,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上,三岁不得,凶”,被抓起来,关在牢里,三年都放不出来。为什么?《象传》说:“失道,三年凶也。”也说是自己失道的缘故。

二十八:离卦刚柔得中,教人中道而行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

龚鹏程谈易二十八:日月丽天,特显柔德

此为离卦彖辞。离为火,此卦两火相加,上火下火,应该是很旺很炽盛很刚健的卦了,其实不然,此卦特显柔德。

其柔,首先显示在它把离解释为“丽”上。丽乃光明亮丽之景,符合火象;但丽又是附丽的丽,指附着于另一物上面。例如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凡依附于他物者,自己都居主从关系的从位,是从属者。所以由属性上说,应柔而不应该刚。卦辞说此卦“畜牝牛吉”也即是说它具有柔德,是母牛而不非公牛。

其次,在卦的吉凶判断上,凡蛮干硬干、不知进退者都是凶;凡敛退恭谦者则吉,亦表明了本卦强调柔德。

如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履,初爻为履,指刚开始时。错然,敬慎状。凡事敬慎,自可无咎。《荀子·臣德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贤,则案不肖也。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讲得很好,立身处事,均应主敬。

又六五云:“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更有趣。出涕沱若,像是要哭了。戚嗟若,像是忧感悲叹了。情况这么不好,怎么爻象上会是吉呢?《象传》解释说:“爻五之吉,离王公也”。也就是说处境虽危,但王公大臣还支持你。有他们可以依靠,还怕什么?人心未离,所以为吉。

反之,九三说:“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许多领域的权威、大佬,当老大当惯了,不知敛退,还不懂得该回家去颐养天年,作歌自得其乐,结果就像快下山的太阳,徒显老衰而已。此知进而不知退之凶也。

九四更惨:“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突如其来如,指忽然而起,其势冒进,锐不可当。焚如,指火光炽盛,如能焚掠一切。可是结果是死如、弃如,终于完蛋,历史上梁冀之不臣、董卓之暴逆,均是实例。

这种凶吉判断,更明显地表示了本卦的意义指向。

虽然如此,我却还要强调:本卦并不只是柔的。王弼注曰:“离之为卦,以柔为正”,我觉得还不太准确。

怎么说呢?以上所说,其实都是矫偏救枉之说。因离为火,上火下火就会太热太旺太刚,故特别强调柔德。可是刚以柔济之,结果不就是中和了吗?因此,中和其实才是它的目的。

正因如此,所以彖传才会说“柔丽乎中正,故亨”。另外,六二爻辞也说:“黄离元吉”。黄是中央色,离卦象征文明,黄离之所以元吉,《象传》释曰:“得中道也”。

因而本卦决不能看成是一味柔顺之卦,它的与意义指向乃是刚柔得中的,教人要中道而行。

所以本卦也是个刚正不阿的卦,绝不依附邪佞。面对邪佞,它的丽就不再是附丽,而是剥离、去除了,成为出征作战之卦。上九曰:“王用出征,用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讲的就是去除邪佞之事。《说卦传》曾说离有甲胄戈兵之象,指的就是这方面。此语,《汉书·陈汤传》载刘向上疏云:“易曰,有嘉折首,或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解释得很妥切。

有些解释易者,又只看到这一方面,便以为这整个卦都是战争的专卦,如李镜池《周易通义》那样,大谬。所以,总括来看,人生难免磕磕碰碰,会遭遇一些坎坷。但坎过不过得去,还得看你自己。

不但如此,此卦还留了一手。彖传云:“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用大矣哉!”人都喜夷泰平顺之地而不愿居险境。可是此处却说险是必然存在的,天地皆有其险,而人生在世也自有险。这些险,不但不是不好,反而可能提供了另一种价值与好处,犹如国家均须设险以为防卫。可见险自有其作用。因此真正有本事的人,不但处险时心亨情泰,中正以应对,化险为夷;甚至还可能抓住时机,用险创造出正面的价值来。

这是极具智慧的见地。此处仅作提醒语,未多发挥,但足以令人深思,读《易》者不应忽略。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清代書院與試帖詩

$
0
0

清代書院與試帖詩

龔鵬程

 

時間:2015.3.26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浸會大學成立以饒公為名的國學院,囑我擔任院務委員並赴港開會,做一場演講。講什麼呢?院裡同仁問我,我忙死了,沒空想,就說:“嗨,你們隨便定吧!”院長陳致兄竟因此冷笑了一下,給了我這個題目。

    清代書院,是較冷僻的題,因一般說書院都高舉宋明,視清代為變格,故研究者少。試帖詩,就更僻了,一般誰會關注呢?這兩者還要合起來講,豈不如古代八股考試出“搭截題”般作弄我嗎?我好嫚戲,這下搬磚頭砸自己腳啦。無可奈何,只得稍整理現有研究成果以報命,是否能及格,就不敢說了。

 

一、       清代書院

 

(一)   發展的歷程:由禁止、恢復到興旺

 

    書院大盛於宋明,可是清軍入關以後就被禁了。

    只是禁令實施不久,顺治十四年衡阳石鼓书院获准恢复。這便顯示了弛禁信号,各地的书院遂開始悄然兴起。

 

  康熙间虽然尚未正式禁令,但已相当宽松。官员或士人的讲学亦未受干预,如贵州印江知县马士芳在龙津书院讲学。康熙七年,黄宗羲在浙江宁波府甬上证人书院讲学亦未受到制裁。有些巡抚大吏还亲自或指令建立书院,如江南巡抚张伯行兴建了苏州紫阳书院,湖南巡抚周召南令各府县建立书院等。

    康熙皇帝还亲自给书院题额,康熙二十六年(1687)御笔题写匾额“学达性天”,并赐予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給岳麓书院。後又将同样的题额赐予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及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等宋代名儒祠堂为名的书院。又给山东省城书院赐额“学宗洙泗”、给苏州紫阳书院赐额“学道还淳”、给胡安国书院赐额“经术渲士”等等。

  雍正年间,书院恢复的速度加快,至十年,各省会及学政官所在地的书院均已恢复:

      顺天 (北京)金台书院         直隶 (保定)莲池书院

  山东 (济南)泺源书院         山西 (太原晋阳书院

  河南 (开封)大梁书院         陕西 (西安关中书院

  江西 (南昌豫章书院         浙江 (杭州敷文书院

  福建 福州鳌峰书院         湖北 武昌江汉书院

  湖南 (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城南书院

  四川 成都锦江书院         甘肃 兰州兰山书院

  广东 (肇庆端溪书院        广东广州粤秀书院

  广西 (桂林)秀峰书院         广西 桂林宣城书院

  云南 昆明五华书院         贵州 贵阳贵山书院

  奉天 (沈阳沈阳书院         江苏 (江宁)钟山书院

 一般说来,省会都比较大、人口比较多,学派也不只一家,所以有些省会所在地也不只一处书院。  

       雍正十一年,正式解除了禁令,并拨公帑支持。谕旨说:“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俾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竟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书院正式开禁以后,兴办之风大起。除了地方长官大力兴办以外,地方绅衿出资兴办的事也甚多。商人出资,則如天津的问津书院、三取书院皆为长芦盐场的盐商出资修建或助资办学,湖南江华县凝香书院由在此经商的广东、福建等地商人捐建。另有一些驻防衙门、驻在衙门也创办书院,如驻台湾彰化县鹿耳门港的驻防同知刘传安(字文开)道光四年(1824)在鹿港兴建文开书院,天津的会文书院由长芦盐转运司,天津海关道、天津道共同分担办学经费。

  雍正以后,兴建书院出现了两个活跃期,即乾嘉时期和道光时期。

    以台湾的书院兴建情况为例,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建第一所书院到光绪十九年(1893)所建最后一批书院的174年中共建书院23所。其中康熙年间建一所,雍正四年和七年各建一所,乾隆年间建七所,嘉庆年间建四所,道光年间建三所,光绪年间建六所。乾嘉时期所建十一所,占47.8%,光绪年间建六所,占26%,两者合占73.8%。

    不斷發展以後,清代成為我國書院最多的時期,蔚為特色。

(二)   書院的體系

 清代書院第二個特點是體系龐大、層級複雜。

 古代書院都是各辦各,雖名氣和規模有大有小,但不相統屬,也無層級。清代則书院可分为五个层級。

     第一級是省级书院。省级书院多设于省会,也有设于学区的学政官驻地。如广东的两个省级书院一设在广韶学区学政官驻地广州,一设于肇高学区学政驻地肇庆。有的在同一省城内设立两所省级书院,如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

   其次是府级书院,为知府所创建。

   第三是直隶州书院,为州官创建。

   第四为县级书院,为知县所建。

   第五为乡镇书院,为民间自建。

   此外,无论在省会、府、州、县還都有私人书院存在。府州县治所在地设两个以上书院的也占相当比例。台湾的台北府治有三所书院,凤山县、嘉义县、云林县各有两所书院。据丁钢、刘琪所著书院与中国文化》一书所附清代各地92所书院进行分类统计,省会所在地书院2所。府治所在地书院18所,占19.56%。州治所在地书院5所,占5.43%。县治所在地书院61所,占66.30%。乡镇所在地书院6所,占6.52%。

  當時全国18省计有府184,直属州61,县(含散州、厅及没有属县的直属厅)1504左右。這還不含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未设省级行政机构的地方。省、府、州、县四级共约1769个行政单位。平均每个行政单位有1-2个书院,所以全国18省书院(不含乡镇级)当有1800-3600所。

  (三)管理体制与经费

  书院的管理体制与府、州、县官学的管理体制完全不同。地方官学接受各学区学政官的直接管理,官学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只有扶植的义务,没有干预的权力。而书院则直接接受各级官府的管理。

    雍正十一年规定省会书院由总督、巡抚管理:“封疆大臣等并有导化士子之责,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则书院之设,有俾益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

    其後又宣布拨给省级书院经费並直接管理:“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其余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款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规定由督抚主管省会书院,而学臣处于附属地位,各府、州、县书院则完全由地方官管理。

    这就形成了官学之外的另一官學教育体系。古代書院本是私學,元明逐漸官學化,到清朝就以官學為主體了。這可說是第三項特點。

  书院的办学经费是多渠道来源。雍正十一年曾拨给每所省级书院银各千两,作为一次性拨款,用于开办费和复办费,并非按年拨给。正常经费来源大体有三种形式:一、学产,二、拨款,三、基金。

  学产主要以学田为主。学田或由官府一次性拨钱购置,或由绅商捐献。有的地方还會把争讼的田地断给书院,或将寺庙田产划归书院。田租即充作书院的经费。一所书院是否兴旺,学田多少是關鍵。其他形式,如购置木船置于渡口,来往行人乘船交费,亦为学产的一种。

  拨款,指地方政府从官银中拨出专款。拨款比较稳定,将应拨之款固定在官府某项开支项下。京师的金台书院经费即由直隶布政司每年从正项银中拨给,湖北竹溪县五峰书院拨佛寺祀款为经费。天津问津书院的经费由盐运司盐库支出项下拨给。

  基金制,即将各界绅商捐给的银钱投入某一商家,每月按一分五厘至二分的利率领取息银。这种现象十分常见。

  一般书院是多种途径并用。如湖南岳麓书院有学田1595.5亩,其膏火田、祭田、岁修田等,分别规定若干亩用于学生津贴费、祭祀孔庙费、每年维修房舍费等等。此外还有渡口一处,在长沙城里还有两间商铺出租。巡抚衙门又从公帑银中节余四千余两交汉口商人生息,作为每年固定拨款来源。此外还有从“道库”拨款的香火费等。绅商捐献的银钱一律交商人经营,定期领取息银。

(四)教师的来源和待遇

  书院的主持人以前多称洞主、山长,到了清代多称为院长、掌教、馆师等,其下设董理教官、监院等,已有官学气味。

    院长等主持人由地方长官聘任,院长聘用教师,教师以兼职为多,但不许官学教官兼充。

    书院的院长,多选用有学识的士人充任,有些从官场退休的有学识的官员也往往受聘。

    聘金因各书院的经费情况不一而有很大差别。省一级书院最多年金可达白银千两,最少也有300两,一般在500两左右。府、州、县学的山长因身份不同而有别,如有的书院规定,举人出身者年金200两,进士出身者年金300两,翰林出身者400两,而200两者比较普遍。有些书院收入不多,山长分文不取,纯属义务。

  清代许多著名学者主持书院,或到书院讲学。如黄宗羲、李颙、颜元、阮元、惠士奇、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鸣盛、钱大昕、卢文弨、姚鼐、俞正燮、冯桂芬、李兆洛、俞樾、刘熙载、缪荃孙、朱一新等都曾主持书院。

    但其趨勢是:担任书院山长的人,科举身份越来越高。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为例,从顺治九年书院恢复到光绪二十九年书院改为学堂的251年中共有38位山长。乾隆十三年以前17位山长中生员出身的1人,廪生出身的2人,贡生出身的3人,举人出身的5人,博学鸿词科出身的1人,另4人出身记载不详。乾隆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的21位山长均为进士出身。

  书院管理。庐山白鹿洞书院,山长之下有副讲、堂长、管干、典谒、经长、学长、引赞、火夫、采樵、门斗等。副讲掌批阅文卷、辨析答疑,堂长掌考查学生,管干掌财务收支,典谒掌接待宾客,经长系按五经名目各设一长,学长系按礼、乐、射御、书、数、历律各学科设长,引赞即祭祀时的司仪。其他为勤杂人员。除洞长、副讲和勤杂人员外,多用学生兼充。

    岳麓书院的山长亦称馆师、掌教,官方正式名称是院长。院长之外还有监院、学长、驿道书办、学书、斋长、首士、门夫、堂夫、斋夫、看司、看碑、看书、更夫等职役。其中监院为地方政府派驻书院的代表,负责与学政、巡抚、总督联系,以监督山长教员。监院亦称董戒、司管钥、兼理、董理等,各地名称不同,但都是官府派驻学院的官员。  

(五)学生与待遇

  学生来源複雜,有童生、生员,有贡生、监生,还有举人。雍正年间在敕令省会建书院时曾考虑到各地生员赴国子监就读,往往路途遥远有许多困难,在各省省会办书院则可以解决很多困难。可见,这类书院是相当于国子监水平的。

    也有一些书院是为了解决童生入学难、生员离学後无法继续读书的问题。因此,这类学校是相当于義學或府、州、县官学水平的。

    但绝大多数书院都是从童生到举人兼收。学术地位越高的书院,贡生、监生、举人越多;学术地位低的书院则以童生、生员为主。

 书院学生的入学审查过程称为“甄别”。乾隆九年(1744)礼部规定,入学学生首先由府、州、县官员选定,由布政司及专管学院稽查的道员审查。以排除“恃才不羁”之士,审查後,于每年一、二月或十一月举行入学考试。四月还有一次遗漏补考。十一月、一、二月和四月考试的考生都同时入学。

    这类考试与地方官学入学考试不同,一是允许外省、外府州县的学生考试,二是只凭文字录取。除考试录取外,还有调取、咨送等形式录取。

 书院学生是优中选优而来,待遇也远比地方官学为高。袁枚《书院议》中说,“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以地方官学中“餼数百人之资”养书院学生“二三十人”,所以“升之学者岁有餼”,“升之书院者月有餼”,目的是使学生“赡其家,绝其旁鹜”。

    也就是说,书院学生一月所得之廪餼相当于廪生一年所得廪餼。长沙岳麓书院的学生正课生每月领银1两,全年按11个月计算共11两,另有米每年3.3石。银和米合计大约相当于白银20余两,与国子监贡生的待遇相差无几。

  书院的学生或以治学为务,或以科举为务。非举人、进士出身的学生仍可参加乡试,举人亦可参加会试。  

(六)课程与学制

  书院课程设置与地方官学、国子监的课程设置相近,以四书五经为主。辅助教材完全采用宋明理学家们的讲义、语录和注疏,如周敦颐的 《太极图说》、程颢的《明道学案语录》、程颐的《伊川语录》、朱熹的《小学集注》、《近思录》、《朱子语录》、陆象山的《语录》、王守仁的《传习录》、谌若水的《心性图说》等。

        在课程分类方面又可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小学是基础,包括识字及其深化,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大学主要是讲四书五经,特别是以经学为基础讲授朱熹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

  教学的组织大体分为四种,一为分年法,二为分斋法,三为自学法,四为讲会法。

1.分年法

  分年法来自元儒程端礼,他把学生分为四个年龄段,八岁以前为第一段,主要学习《性理字训》等启蒙读物。八到十五岁为第二个年龄段,主要是读《四书》、《五经》的原文。十五到二十岁为第三个年龄段,主要学习四书释义和抄写五经原文。二十岁以上作科举文章。

    清初陆世仪的分年法分为三个阶段,五到十五岁为通读阶段,主要读《小学》、《四书》、《五经》、《周礼》、《太极》、《通书》、《西铭》、《性理》、《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古诗、古文等。

    十五到二十五岁为讲贯阶段,仍继续深读《四书》、《五经》、《周礼》、《性理》、《资治通鉴纲目》,增加有关本朝事实、本朝典礼、本朝律令以及《文献通考》、《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等涉及实务的内容,同时增加有关天文地理、农田水利、兵事兵法、古文古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二十五到三十岁为涉猎阶段,仍继续深入钻研《四书》、《五经》、《周礼》,增加二十一史、本朝实录、典礼律令以及诸子百家关于经世致用、天文地理、农田水利、诗词古文等方面的书籍。

2.分齋法

  分齋教学法创自北宋教育家胡瑷。他把课程分为两类,即经义和治事,把学生分为两齋,分别讲授。清代许多书院采用分斋法教学。清初教育家颜元在直隶广平府肥乡县漳南书院讲学时把学生分为六斋,东第一斋为文事斋,讲授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为武备斋,讲授古代兵书战策以及攻守布阵、水陆战法、骑射驾御等内容。东第二齋为经史齋,讲授十三经以及史、制、诰、章奏、诗、文等课。西第二斋为艺能斋,讲授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课。其余两斋为理学齋和帖括齋,分别置于院门内东西两侧。理学斋讲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讲授八股时文。分斋法适合生员以上资格的学生。 

3.自学

  書院傳統上主要是自学,其法,元代大儒程端礼曾将学生每日的自学时间分为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段,分别安排自学不同的内容。

    明代王守仁亦把学生每天自学时间分为五节。清初教育家李颙在关中书院讲学时把学生自学的时间分为六段,清晨即起为第一段,静心养气,排除夜眠的惰性,第二段为饭前晨读。这两段都是准备阶段。第三段饭后,读四书白文即无注释者。第四段为午饭后,读《大学衍义补》。第五段为下午的申时和酉时之间,为驱除一天的疲惫读焕发精神读古文。如《汉魏古风》、《出师表》、《归去来辞》、《正气歌》等。第六段为每晚初更之时,挑灯夜读《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宋明理学大师濂、洛、关、闽和河、会、姚、泾的著述。最后,还要在临睡时反省一日的邪正。在每日分段自学的基础上,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由学生自由组合成三五七人等,共同切磋、讨论。

4.讲会

  讲会為宋代以來的傳統,有严密的規矩。清初苏州紫阳书院開始,即对参加讲会的人有严格的入会要求,讲会设立会宗、会长、会正、会赞、会通等职。

       参加讲会的各府、州、具书院公推一人为会宗,“主盟阐教,躬执牛耳”。会长处理讲会中的事务。讲会一般先发通知,通告要讲的内容和时间。讲会之日,由会宗主讲四书五经中的一章,听讲的人可以提问,或阐发自己的见解,采取问难辩答式,到会的人都是参与者,便于教学相长、活跃学术气氛。

      有一年两次讲会,也有每月进行两次讲会,或者每月一小讲,每年两大讲。每次讲会一般为三天。

      有些书院还将讲会制度推广为学生的讨论式教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李文炤主持岳麓书院时规定学生每日上讲堂讲经书一通,并准许辩难发问,有不明处可以反复讨论推敲,直至向山长求解。山长一时难以回答者,便记录在册,以备有水平高的学者前来讲会时求教。

(七)書院與学风 

  书院虽有很浓的官学化趋势,但书院毕竟不是完全化的官学,山长虽由官方聘任,但毕竟不是官员,有应聘和拒聘的自由,在聘期间也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權。因而,书院與官学相比,也较能反映不同时期内的学术风尚。

  如清朝初年,反对理学的颜元強調經世: 要“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 。在主持漳南书院时,设立的六斋中,把学习文章、军事、经史和以水学、火学、工学等为内容的艺能四斋做为正斋,位置南向。虽然亦置理学斋、帖括斋,却皆置于北向的位置。

  康熙中叶以后,以理学為正统。理学和制艺渐成为书院教学的主流。許多书院已同官学教育没有重大区别,都以参加科考为主要教学目标。

  但也有許多講漢学的書院,以经史考据为特色,如钱大昕主讲钟山书院四年,主讲紫阳书院十六年。其《二十二史考异》就是在钟山书院讲学的讲稿。戴震一生也以讲学为业,北京、山西、扬州、邵武、婺源都有他讲学的足迹。而更有名的,是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在西湖建的诂经精舍。精舍祭祀汉代著名学者许慎和郑玄。授课的内容经史为主,兼及小学 (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算法等。精舍分上舍、下舍等。阮元除自己亲自讲学外,还聘王昶,孙星衍等著名学者主讲。

  後來阮元又在广州城北的秀山越王台故址创建学海堂书院。“学海”一词双关,一意为堂址依山望海,有吞吐潮夕之气,一意取汉代经学家何休无学不通,有学海之誉。学海堂一如诂经精舍,以讲经史训诂为务。教学方法是自学为主,不设山长,从学生中挑选八名学长,每名学生可以从八名学长中选一人为师。教材有 《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集》等。学生每日任选一书,或加以评校,或阐发自己的理解,共同讨论,互相切磋。学海堂与诂经精舍不同之处,是不设有关科举的课程,是完全学术性的书院。

  诂经精舍、学海堂对晚清的书院影响很大,光绪年间效法他而建者有江苏江阴的南菁书院、浙江黄岩的九峰书院、上海的诂经精舍、龙门书院、湖北武昌的经心书院、湖南长沙的水校经堂、四川成都的尊经书院、广州的广雅书院等。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漸成風潮,書院亦大受影響。

       西學以两种途径进入书院。一是西方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地区建立以中国人为教育对象的教会书院。二是中国书院在教学内容上引进西方学術。

  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理雅在香港建立的英华书院,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建立的第一个书院。道光三十年(1850)上海出现清心书院。咸丰三年(1853)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创立福州格致书院。同治六年(1867)美国传教士在杭州建立育英书院。同治九年(1870)苏州出现存养书院。同治十年,美国传教士在武昌建立文华书院。光绪二年(1876),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登州建立登州文会馆。光绪八年(1882)美国传教士在上海建立中西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英国传教士在山东青州建立培真书院。光绪十四年 (1888)南京出现汇文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年,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建立汇文书院。光绪十九年(1893)美国传教士在直隶通州建立潞河书院。光绪二十五年 (1899)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建立汇文书院。至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华建立的书院近40所。

  其書院皆属于民间办学系统;分小、中、高三种形式。其中许多书院也属于启蒙性质的义学之类。有的书院教育本身就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具有大学层次的书院,后来发展为教会大学。如上海的中西书院并入东吴大学,南京的汇文书院发展为金陵大学,杭州的育英书院发展为之江大学,武昌的文华书院与汉口的博文书院等发展为华中大学,登州的文会馆迁入济南后发展为齐鲁大学,福州的格致书院发展为福建协和大学,北京的汇文书院发展为燕京大学等等。

  教会书院的教学内容,一是宗教,乃一般教会书院所必备;二是汉学,包括识字教学或四书、五经中的某些内容;其三是西学,这是主要内容,有西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上海的中西书院学制为6-8年。分一、二分院和大书院。学生入学先在分院学习两年,然后升入大书院学习四年,有成就者可自愿再学两年。该书院逐年开设的课程有:认字写字、浅解辞句;练习文法、习学西语、练习翻译;数学启蒙、各国地理;代数学、格致学基础;天文学及几何学;化学、重学(力学)、高等数学、性理;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富国策(经济学)、天文学、地质学、金石学等。汉语和西语、中西翻译是八年中始终开设的课程。

    完全排斥西方宗教学和中国四书五经教育的,是光绪二年(1876)由华人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合办的上海格致书院。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礼记·大学》云:“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致”,但他們把格致完全朝外在化去解釋,将探求自然科学的声学、光学、电学、化学、重学(力学)统称为格致之学。规定凡传教之书一概不许进入书院,也不将儒家经典及应付科举的制艺帖括等课程列入。书院还附设博物馆,陈列各国的工艺、制造,供世人参观。又附设实验室,进行实验教学。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式书院影响越来越大。光绪十五年(1890康有为在广东提出“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心学、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光绪二十一年(1896)《万国公报》主编沈寿康正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中西学兼容成为书院的发展潮流。如广州的广雅书院、康有為的万木草堂是。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更将经、史、理、文四科改为经、史、天文、舆地、地图、算学六门。又将地图科改称兵法,分为三类:兵法史略学、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增设化学、博物、测量、军训和体操等课程。湖南的求是书院还聘请外籍教师讲授西学,并且购置了教学实验设备。陕西的崇实书院设立格致学、外国时局与政治、外国刑律、公法、条约以及水陆兵法、地舆、农学、矿务、语言等课程。陕西的味经书院将西方风土人情、两洋史、西洋政治、电气、光镜、化学、医学、气学等亦列入课程之中。

(八)書院課藝 

  近代學術史上比較稱道的,即是上述這些樸學、經世、西學類書院,但其實普遍的情況並不如此。写作与评阅八股文,才是大多數书院师生的主要工作。

    康熙五十六年(1717)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制定了《学规》,对八股文教学有明确的规定:“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有余力作小学论一篇。照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根据这一学规,生徒每月需要写《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两篇,并作性理论一篇。而山长则要按照科举考试评阅试卷的要求对八股文进行圈点句读,写出评语。

    《学规》還規定了具体的写作方法:“当规仿古方,宜取贾、韩、欧、曾数家之文字熟读,自得其用。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虽大士之奇离,陶庵之雄浑,皆苍头技击之师,非龙虎鸟蛇之阵也。”在诗歌方面,則强调首先必须先学杜甫之诗,然后可以学习其他诗人的;须先律诗,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

  与其他书院一样,考课是岳麓书院的主要教学形式。课艺是生徒在考课时的八股文习作。很多山长都重视编辑和出版优秀的课艺,这不仅能激励生徒练习写作八股文的积极性,而且还能为各方提供八股文范本,供他们学习揣摩。

    書院刻書,是其傳統,而清代书院刻书之特点就是出版课艺等连续性读物,及时反映书院学术成就,开今日学报先河。

    书院考课,有馆课和师课之分。每次考课发统一卷纸,每卷有封页,上填肄业生徒姓名、类别(正课或附课)、第等名次等,并钤书院戳记,课卷有评阅者批语和圈点。此种课卷累积漸多後,常由山长或者地方官吏甄选编集刻印,此即课艺集。

    一书院之课艺,一般自具系统,如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江阴南菁书院。亦有一地书院之合集,如江宁之尊经书院惜阴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正谊书院。

    课艺所收内容较为繁富,有为应科举考试而专收制艺、试帖诗的课艺集;有为研求古学而专收考证、赋、古文的课作集;亦有融合二者的课艺集。粤秀书院的《粤秀课艺》录八股文共84篇,试帖诗附于其後。

      课艺内容驳杂多样,但主要是詩文。今以钟山书院和经古精舍為例來稍作分析。

      这两所书院均是所謂的汉学书院,前者位于南京,后者位于常州。前者在雍正十一年被定为省城书院,后者是由龙城书院演变而来。《钟山书院乙未课艺》(清代梁星海编,收入《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一册)刻于光绪二十一年,《经古精舍课艺》(清代华若谿、缪荃孙编,收入《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二册)刻于光绪二十七年。

      钟山书院的课艺评点,如吴鸣麒《君子固穷》所得的评点为:“文思深至,说理真切,极力写出君子身分,大有长剑倚天之慨,非寻常文字也。”朱照《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所得的评点为:“忠爱缠绵,词尽意不尽,意尽泪不尽。一字一凄怆,一句一盘折,文品高绝,文心妙绝,真吾党心。” 石凌汉《君子固穷》所得的评点为:“依仿《七发》,藻采纷纶,深思缥缈,不见三日,精进如此,喜之志。”鲍梓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所得的评点为:“奇字奥义,高志深怀,如读鲍明远寄妹诸作,又似李昌谷诗。”

       经古精舍的课艺,如张潮《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赋》所得的评点为:“使笔如剑,靡剑不摧。”吕景柟《拟孙可之骂僮志》所得的评点为:“词旨俊迈,迥异譁嚣。”魏声龢《山涛论》所得的评点为:“一纵一横,笔锋可畏。”刘蔼《小冠杜子夏赋》所得的评点为:“气清笔洁。”谢天民《迎秋赋》所得的评点为:“组织工丽,极佳之作。” 沈时际《拟李文饶文章论》所得的评点为:“气味古荡,纯乎魏晋六朝文者。”吕景柟《何易于腰笏引舟上下赋》所得的评点为:“笔力坚卓,词旨雅赡,求诸近人,雅似陈秋舫《简学斋集》中笔墨。”许国英《萧望之论》(五篇)所得的评点为:“五论反覆抑扬,持论平允而波澜起伏,颇窥古文家标格。”费葆谦《拟唐黄文江秋色赋》所得的评点为:“格摹唐律,词托骚心。”黄隽《天宝小乐府》所得的评点为:“浑脱顿挫,乐府正声。”

       這些作品,或為八股文或為賦,評語則均自文采上著眼。講樸學漢學的書院尚且如此,其他書院就更可推想了。

      桐城派,能由东南一隅扩展开来,形成既有时间长度又有空间广度的全国性文派。主要就得力於这样的風氣和書院的媒介作用。

    二、應制詩賦

(一)   清代應制詩賦概況

    书院本为修书、教学之地,自肇始即与文学活动相关。早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丽正书院落成,就有众学士“燕饮为乐,前后赋诗奏上百首,上每嘉赏”;至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玄宗又命“群臣赋诗”(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七),并刻有《集贤院壁记诗》两卷。

    宋元以后,书院兴盛,相关的文学活动更多。有的记述书院的创建历史与发展,如宋人李廌的长篇《嵩阳书院诗》,有的是书院的文学整理工作,如元代西湖书院同仁刊刻《国朝文类》等文学书籍;有的是书院中人的酬和,最典型的是朱熹为白鹿书院而创作的《白鹿洞赋》,不仅是书院与辞赋最初的结缘,也是后代白鹿书院学者唱和的题目,明人郑廷鹄编《白鹿洞志》(明嘉靖四十五年增刻本),就收有方岳《白鹿洞后赋》和林俊、祁顺、高公韶、吴彰德、舒芬、汪玄锡、朱资、高赐等八篇和朱熹赋题及韵的作品。而被奉为“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相关的文学作品亦多,其中也有歌咏及酬和的赋篇(赵宁《长沙府岳麓志》,清康熙二十六年镜水堂本)

   不過,书院在宋元明三朝,畢竟以育才讲学为要务,辞章並非重點,清代就不然了。

   自康、雍之后,地方官吏办书院,极重时艺与古文诗赋,所谓“书院之由讲求心性,变为稽古考文,殆以是为津筏”(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1931)。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如光绪二年巡道冯焌光创建求志书院,即设“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六斋,按季命题课士”(《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十七)。词章斋课士,包括辞赋写作。而地方书院为何重视辞赋写作,这又与科举取士紧密相关。

    清承明制,常科举人、进士系乡、会、殿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取士,谓之制义”(《清史稿·选举志一》),习称“八股文”,不考赋。而赋与清廷举士的关联,删繁就简,主要在三方面:一曰“博学宏词”,为特科举士,康熙十八年开科,乾隆元年再行,皆考一赋一诗,如黄爵滋《国朝试律汇海序》所称:“国朝试律之盛,远轶三唐。国家两举博学宏词……风雅蔚兴。”

    二曰“翰林院”馆试,其中包括庶吉士的“朝考”、肄业三年期满的“散馆试”和决定翰詹升黜的“大考”,均用赋。所以蒋攸銛说:“唐以诗赋取士,宋益以帖括,我朝则以帖括试士,而以诗赋课翰林。”(蒋攸銛《同馆律赋精萃叙》,清道光七年刻本)

    三曰“童生”、“生员”系考试尝用赋,特别是地方学政案临考前出题,常用律赋或古赋,即陶福履《常谈》所云:“学政试生员亦用诗赋。”(陶福履《常谈》,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除“博学宏词”特召名流之外,翰詹考试与学政试生员用赋,皆与书院课赋关系直接。区别而论,“翰林”在明清之世为“储相”之选,最为显贵,所以得进士功名者争趋若鹜,书院习赋针对翰苑之选,可谓“取法乎上”的目标。而生员之试赋,则与地方书院修习课程衔接,具有最直接的功利性。

    当然,在清代无论是主办书院的地方学政,还是督、抚选任的书院山长,大多翰林出身,书院中词章及诗赋之盛,与此相关。据乾隆十年礼部定制,书院月课以八股文为主,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加上书院山长的出身及爱好,乾、嘉以后书院课生尝间及律赋,也是习以为常的。

    据今人汇集的《中国历代书院志》收录的清赋作品,就有450余篇。其中收赋较多的是一些书院的“课艺会编”和“书院文钞”。其如黄以周编的《南菁讲舍文集》、林之祺编的《南菁文钞二集》、阮元编的《学海堂集》及《诂经精舍文集》、俞樾编的《诂经精舍三集》、王壬秋审定的《尊经书院初集》、佚名编的《求志书院课艺》、缪荃孙编的《龙城书院课艺》等,即收录了书院师生的大量辞赋创作。而这些以“课艺”为主的创作,继承的是书院中文学活动的传统。

     清代书院课艺赋主要汇集于两类书籍中,一类是地方学政考察士子学业所编的“校士录”,如潘衍桐编的《两浙校士录》(清嘉庆二十四年石印本)中就收录了书院的课艺律赋。另一类就是各书院的“课艺汇编”,如前引《龙城书院课艺》、《诂经精舍文集》等即是。

      士子的课艺之作,多由书院山长加以编辑与评点,以为创作示范。如胡敬《敬修堂词赋课钞序》自谓“承乏西湖讲舍,制艺之外,加以词赋,诸同学翕然乐从。阅三年,得课三十有六,厘为六卷”(胡敬《敬修堂词赋课钞》,清同治十一年重刻本),赋钞之编,即为课士之用。

       另外,胡敬在《敬修堂词赋课钞序》中才对当时有些書院“以制艺课士,鲜有道及词赋”表示担忧。因為“律诗面貌与律赋为近,律赋即与八股为近,此较然可知者”(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之二引金甡《今雨堂诗墨序》),可见书院课赋与科场试律(试帖诗)、制艺(八股文),自有不可分割的制度化联系。

        詩赋也是书院诸山长所持的通博学术观的产物。如乾隆二年钟山书院山长杨绳武所订《钟山书院规约》,以训诂、义理、文章三者“穷经学”、“通史学”、“论古文源流”、“论诗赋派别”、“论制义得失”等,继后卢文弨、钱大昕、姚鼐、孙星衍、朱珔、胡培翬、缪荃孙等历主钟山讲席,使其成为当时江南的学术中心。而其中姚鼐大倡“义理”、“辞章”、“考据”的通识教育,实与钟山书院教学宗旨相关,其所主张的“辞章”之学,更具文学的意味。阮元主持学海堂期间,也课以经史,兼及诗赋。

        另外,从科举试律(试帖诗)来看,自纪昀撰《唐人试律说》,编刻《我法集》,掀起清人试律宗唐之风气,继此李守斋编撰的《分类诗腋》,也成为如李元度《赋学正鹄》、余丙照《赋学指南》的效仿对象。所以从广义试律来看,律赋通于律诗,取法唐贤是当时最主要的创作倾向。

       在书院教学中,所謂作赋取法唐人,其實是效法唐诗,如路德在《关中课士律赋笺注》的“评语”中提倡“赋者,诗之流,与其多读唐赋,不如寝食于唐诗”,因为唐诗“超前轶后,洋洋大观,千变万化,无美不备”。诚如宋人项安世所说“唐以后文士之才力尽用于诗”(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诗赋》),这里具有打破文体限域“取法乎上”的意义。正因如此,清代赋论如徐斗关《赋学仙丹·律赋秘诀》既承认“律体宗唐”,又认为“唐赋法疏意简,时赋则细密华赡”。所谓“时赋”,即清代律赋,李元度标举的是“馆阁诸赋”(李元度《赋学正鹄》,清同治十年李氏爽溪家塾刻本)

底下先不談古文與賦,只說試帖詩。

(二)  試帖詩之淵源 

書院之所以如此熱衷寫作詩文,乃是訓練學生去參加科舉。

    科舉始於隋。唐代承隋制,于武德四年(621)正式开进士科。初仅试时务策五道。至调露二年(680)加试杂文二道,并帖小经。至此形成了杂文、帖经和时务策三场考试制度。次序为先帖经,次杂文,最后试策。杂文泛指诗、赋、箴、铭、颂、表、议、论之类。

    开元年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并无定制。至于杂文专用诗赋,当在天宝年间。自中唐起,則改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帖经,第三场试策问。爾後诗赋的内容越来越多,成为唐代进士决定取舍的重要部分,故进士科又被称为词科。

    考试所试的诗是一种格律诗,后人称之为“试律诗”或“试帖诗”。除进士科外,制科中的博学宏词科、词藻宏丽科也考“试律诗”。

    开元十二年(724)祖咏的《终南望余雪》是最早的应试诗,后来被选入《唐诗三百首》。

    从形式上看,唐代“试律诗”百分之九十是上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体,绝大多数押平声韵。如天宝十年(751)进士科试《湘灵鼓瑟诗》。钱起曰:“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听、冥、馨、庭、青:青韵,青独用。(划横线字为限韵字)

    此外还有以下两种情况:

1、句数的多寡。

1)五言四韵八句的律诗。如开元二十六年崔曙《明堂火珠诗》曰:“正位开重屋,中天出火珠。夜来双月合,曙后一星孤。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还将圣明代,国宝在京都。”

 2)五言八韵十六句的排律。如天宝四年殷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诗》曰:“应历生周日,修词表汉年。复兹秦岭上,更似霍山前。昔赞神功起,今符圣祚延。已题金简字,仍访玉堂仙。睿祖光元始,曾孙体又玄。言因六梦接,庆叶九灵传。北阙心超矣,南山寿固然。无由同拜庆,窃忭贺陶甄。”

2、仄声入韵。根据诗律规则,仄声一般不入韵,但在唐代“试律诗”中,有的押去声韵。如开成二年(837李肱《霓裳羽衣曲诗》:“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递参差,霞衣竞摇曳。燕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岁、制、曳:祭韵,细、替、继:霁韵,霁祭同用。    

    还有的押入声韵,如开元十九年辛(731)《洛出书诗》,用题中的入声字“洛”、“出”限韵。萧昕《洛出书诗》曰:“海内昔凋瘵,天网斯浡潏。龟灵启圣图,龙马负书出。大哉明德盛,远矣彝伦秩。地敷作乂功,人免为鱼恤。既彰千国理,岂止百川溢。永赖至于今,畴庸未云毕。”

    一般情况下,唐代试律诗用韵都是以诗题中的一个字作为限韵字,并且以五言六韵十二句为常,并不在题目中作特别要求。但有时也把用韵及字数在考试时标明,如贞元十五年己卯(799)博学宏词科试《终南精舍月中闻磬诗》,明确标明“题中用韵,六十字成”。吕温《终南精舍月中闻磬诗》曰:“月中禅室掩,幽径净昬氛。思入空门妙,声从觉路闻。泠泠流众壑,杳杳出重云。天籁疑难辨,霜锺讵可分。偶来依法界,便欲谢人群。竟夕听真响,荷花积露文。”

       神宗熙宁四年(1071,诗赋被废止;哲宗元佑二年(1087),又复考试赋。元、明两代皆不考诗赋。因此自宋及明七百年间,史籍记载的试帖诗选本仅四种,即宋佚名《唐省试诗集》三卷,明吴勉学《唐省试诗》四卷,明佚名《唐科试诗》四卷和明末吴汶、吴英所辑《唐应试诗》三卷(除末一种外,余皆不存),也沒什麼人寫這類作品。 

        清康熙开博学鸿词科,诏令举荐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士。康熙十八年(1679)开科取士,试题为《璿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遂開清代科举考试帖诗之先河。

(三)  試帖詩之興盛

    風氣一起,士林即開始出現了對唐人試帖詩的關注,有了相關的選本。如毛奇龄《唐人试帖》四卷,康熙四十年(1701)刻本;吴学濂《唐人应试六韵诗》四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赵冬阳《唐人应试》二卷,康熙五十四年刻本;叶栋《唐诗应试备体》十卷补遗一卷,康熙五十四年刻本;毛张健《试体唐诗》四卷,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此外,虽非试帖诗专选而仍着眼于相关诗体者,如黄六鸿《唐诗筌蹄集》四卷单收五言六韵长律,花豫楼主人《唐五言六韵诗豫》四卷收496家五言六韵诗1400首,以及牟庆元、牟瀜选注的《唐诗排律》收267家五言长律510首,亦皆刊刻于康熙五十四年。可見風氣已起。

      但康熙去世后,此种考试被废止。至乾隆二十二年才規定会试第二场原表文易以五言八韵诗一首。

      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乾隆二十二年“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又“四十七年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

       这样一来,自然又掀起了一阵选读唐人试帖诗的旋风,一时间出现大量选本,如:张尹《唐人试帖诗钞》四卷,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王锡侯《唐诗试帖详解》十卷,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

朱琰《唐试律笺》二卷,同年刊;

秦锡淳《唐诗试帖笺林》八卷,同年刊;

陈煥《唐省试诗笺注》十卷,同年刊;

臧岳《应试唐诗类释》十九卷,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纪昀《唐人试律说》一卷,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又有《镜烟堂十种》本);

恽鹤生、钱人龙编《全唐试律类笺》十卷,

张桐孙《唐人省试诗笺》三卷,

范文献、黄达、王兴谟合编《唐人试帖纂注》四卷补编一卷,

钟兰枝《唐律试帖笺释》等,均刊于乾隆年间。

    至于由试帖诗而扩展到选录唐人五言长律,如徐曰琏、沈士骏编《唐人五言长律清丽集》六卷,蒋鹏翮《唐诗五言排律》三卷,梁国治《唐人五排选》五卷,沈廷芳、陆谦编《唐诗韶音笺注》五卷,以及将应试诗与应制诗合选合刊,如李因培选评、凌应曾注《唐诗观澜集》二十四卷,周京、王鼎等编《唐律酌雅》七卷,陶元藻辑评《唐诗向荣集》三卷等,亦皆刊刻于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五年间。

      总计乾隆一朝刊行的唐试帖诗选本就有18种之多,加上康熙中叶以后的8种,共26种,这与宋明间仅四種相比,对比鲜明。

      各選本的编排上,多采取以类相从的原则。较早如毛张健《试体唐诗》,虽仅选219首,却分成颂述、天文、时令、地理、花木、金玉、音乐、鸟兽、杂题、应制、早朝、寓直等十五类编列。吴学濂《唐人应试六韵诗》四卷,则每卷各为一大类,每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如:卷一为赋物,内分天、地、乐、文、武、珍宝、器用、祥瑞、花草、木、鸟兽、鳞介、虫十三小类;卷二为赋事,内分天、岁时、地、人事、宫室、朝省、音乐、文、武、珍宝、服用、花木草、鸟兽、鳞十四小类;卷三为应制,内分岁时、扈从、燕享、咏物四小类;卷四为酬应,内分宴集、赠答、登临、送别、寄怀五小类,总共四大类三十六小类。这样的分解便于人们将同类题材的试帖诗放在一起比较、揣摩,更有利于科考时的相题赋诗。于是这种编排方式后来便相沿成习,以至一些选本直接用“类释”、“类笺”等字样标目。 

  这类选本在选诗之外,多附有注解、评说、圈点乃至考释性文字。像最早的毛奇龄《唐人试帖》,在所选每首诗后便都有注释与评点,或在诗句中用双行夹批,或在诗末用尾批,且常以“破题”、“承题”、“中比”、“后比”等字样来提挈章法、落实题意,很受读者欢迎,以至吴学濂编《唐人应试六韵诗》时考虑将其“备录附览”(见吴氏所撰“例言”)。

       注评文字往往愈到后来愈加详细,如臧岳所编《应试唐诗类释》中,每首诗后的“注释”部分要分成题解、附考、音注、质实、疏义、参评、阙疑等七个项目,可谓详尽。此书在卷首还列有《应试唐诗备考》一目,就“试帖有六韵八韵四韵二韵之不同”、“押韵有用韵字不用韵字或平仄之不同”、“试帖为八比之始”、“唐取士之制”四个问题作了考释性说明,亦是为了帮助读者增进对科考制度和试帖诗体例的了解。类似这类考释文字的,如陈《唐省试诗笺注》中附“省试诗”一文具体介绍省试诗的诗体特点,又恽鹤生、钱人龙编《全唐试律类笺》中附《声调谱》详细讲解五言长律的声调构成,都起到了普及有关知识的良好作用。

(三)試帖詩的定式

1.  價值

    凡乡试、会试、翰林散馆考试及有功名者岁科两试,均考试帖诗,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为止。试帖诗在清代风行近一百五十年,其间产生大量指导写作的论著和选本。

      清代格式限制極严,出题用经、史、子、集语,或用前人诗句或成语韵脚平声各韵中出一字,故应试者须能背诵平声各韵之字;诗内不许重字;语气必须庄重;题目之字,须在首次两联点出,又多用歌颂皇帝功德之语。

      關於试帖诗的文学地位与作用。今人認為:“試帖詩有著嚴格的格式和規範,比之八股文,其程式化更為嚴重。”“由於受韻的限制,比八股文還難作,也更沒有味道。”並舉一首合格的試帖詩為例說:“內容重複,沒有任何意境可言,是典型的文字遊戲或文字垃圾”。“試帖詩比八股文還要僵化,其程式化程度可稱科舉文體之冠了”(鄧瑞全:《清代科考另一卷:試帖詩》)。

       但清朝人絕不這麼看。如毛奇龄在《唐人试帖序》里开宗明义称:“夫诗有由始。今之诗,非风雅颂也,非汉魏六朝所谓乐府与古诗也,律也。律则专为试而设。唐以前诗几有所谓四韵六韵者?而试始有之。唐以前诗又何曾限以三声四声三十部一百七部之官韵?而试始限之。是今之所为诗,律诗,试诗也。乃人日为律,日限官韵,而试问以唐之试诗,则茫然不晓,是诗且不知,何论声律?”将“今之诗”与“古之诗”严格区分,断言今诗属于律体,而“律”则起源于“试”,这样一来,科举试诗成了今诗的源头,而试帖诗也就俨然成为今诗的发端与正宗了。

    毛张健则着意突出试帖诗在规范诗歌法度上的功能。他在《试体唐诗杂说》一文(附于《试体唐诗》卷首)中讲到:“局法者,规矩也,诗文以及百工技艺莫不由之。而今之为诗者,语尚好句,则轩眉而喜;扣以法,则默然。此非心畏其难,即漫持一不必然论,宜其卤莽决裂与古人相谬戾也。”这里说到作诗以法度为先,那么,试帖诗在规范法度上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文中进一步指出:“五言不专六韵,唐初应制诸诗可考。试必以六韵者何?盖权乎长短之宜,而取其中以为式也。”(见《试体唐诗杂说》)

      在《试体唐诗序》里,他还就这“取其中以为式”的意思更加发挥道:“试诗仅一体耳,然长不病冗,而短不病促,段落之起伏、章法之照应,胥于是焉在,可以扩之为五七言长篇,而敛之为五七言八句。学者习之,以为应时传世之具,莫善于此。”这就把试帖诗的“立法”功能解说明白了。

2.格律

      乡、会试用五言八韵,童试用五言六韵。限用官韵,用的全是仄起格。

      所谓仄起格,就是第一句的前两个字用仄声,第二句前两个字用平声,叫做“仄起平收”,简称“仄起格”,反之即为“平起格”,这实际只决定于第一句第二个字,因为第一句第一个字是可变的。诗的前两联全用“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以下第三四联、五六联和七八联依次循环往复。因第一句不用韵,所以只用八韵,就叫做“五言八韵”。

       首联和末联不用对偶外,其余各联均要求“铢两系称”的对偶。在用韵方面,要严格遵守“八戒”,即出韵、倒韵、重韵、凑韵、僻韵、哑韵、同义韵和异义韵均不能用。

3.结構

    试帖诗所以采用八韵排律的形式,是为了配合当时八股文的结構。每韵上、下两句为一联,首联“破题”,次联“承题”,三联“起股”,四、五联“中股”,六、 七联“后股”,结联“束股”。每联一股,合成八股,正如文章的起、承、转、合。下面就以几首试帖诗作为范例,加以说明:

例一:惊雉逐鹰飞(王廷绍,嘉庆己未翰林)

百中虚文囿,苍鹰掠地归;(破题)

如何惊雉影,翻逐鸷禽飞;(承题

色木罹罗避,心偏窜野违;(起股

多因魂未定,不识计全非;

路问金眸疾,风卷铁距威;(中股)

几番愁侧翅,一瞬失残翚;

抱木猿犹转,藏林鸟亦稀;(后股)

山梁无猎羽,好自惜毛衣。(束股)

例二:阴阴夏木啭黄鹂(李惺,嘉庆丁丑翰林)

长夏千章木,浓阴百啭鹂;(破题)

双襟黄似绣,一带绿成帷;(承题

叶暗伫踪久,枝高送响迟;(起股

舌尖风剪剪,身外雨丝丝;(中股)

坐宛遮云母,歌能斗雪儿;

好音难自閟,炎景不曾知;(后股)

杨柳三义路,樱桃四月时;

幽情烦鼓吹,写出画中诗。(束股)

4.破题和承题

        科考命题,只是撷取前人诗中的一句,或择取一个典故、一个成语。应试者如果不知命题的出处,也就无从着笔了。前面所举例一命题《惊雉逐鹰飞》,出白庚信《冬狩行应沼诗》之“惊雉逐鹰飞,腾猿看箭转”,例二命题出自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之“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以上两首诗的破题和承题,就是把命题的用字拆散分布在第一、二联内。第一联把命题的用字抽用了一部份,所以称做破题,因为是起了破整的作用;第二联则将所余各字凑合上去,所以又称做承联,因为起到了完整的作用。

        试帖诗的破题与唐宋的起首破题毫无关系,作法也完全不同。那一种破题是要求从意思上将题衬托出来,并不直接点题。《六一居士诗话》“梅圣俞赋河豚诗云‘春州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食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为美,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佳处”云云。可见彼破题非此破题。

5.典故

    试帖诗除要求对仗工稳外,最难以掌握的便是用典,又叫做用事,就是要求所用之辞要有出处,或是历史典故,或为前人用过的辞句。用典还切忌牵强、堆砌和冷僻,讲究正用、借用、明用和暗用,要求“熟事用之生新,僻语用之无迹”,以至“连类比附”等等手法。但当时考官因不明考生用事出处,斥其用事冷僻而名落孙山的亦或有之。

例一:惊雉逐鹰飞

文圃 《文心雕龙·风骨篇》:“未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苍鹰掠地 苏轼《祭常山回小猎诗》:“趁兔苍鹰掠地飞。”

鸷禽 《易·通卦验》:“鹰者,鸷杀之鸟也。”

例二:阴阴夏木啭黄鹂

百啭 贾至《早朝大明宫诗》:“百啭流鹰绕建章。”

双襟 《法苑珠林》:“衲謱别双襟同缺。”

风翦翦 韩径诗:“侧侧轻寒翦翦风。”

6.避讳与抬头

    避讳,历代皇帝和孔孟的名字,全不能写出。

    抬头,和我们日常书札的抬头不同。日常书札对于平辈只用“平抬”,即空一个字;对尊长用“高抬”,也只是另起一行,叫做“抬一头”;如高出一个字的位置,叫做“抬两头”。试帖诗遇到与皇帝有关的字时要抬两头,如果直接称谓皇帝便要再抬一头。以嘉庆戊辰翰林刘嗣绾的试帖诗为例:

  此间非捷径,衢路

  九霄通。(《山中宰相》末二句)

    客舫径年别,仙查此日横;

丹宸欣可接,

  禁树暖云生(《枫落吴江冷》末四句)。

     笥腹痂同嗜,诗肠痼岂容;

圣衷精鉴在,多土尽陶镕。(《胸中左癖》末四句)

其中,丹宸、圣衷,都是直接指皇帝,所以比只涉及皇帝居处的“九霄”、“禁树”要多抬一头。

    (四)試帖詩之詩論

清代在文學方面有集大成之概。古近體詩、詞、古文、駢文、賦以及楹聯的創作都達到高峰,試帖詩亦不例外。清人林辛山《館閣詩話》:“唐詩各體俱高越前古,惟五言六韻、八韻試律之作,不若我朝為尤盛。蓋我朝法律之細、裁對之工,意境日辟而日新,錘煉愈精而愈密,虛神實理,詮發入微,洵為古今極則”(梁章《試律叢話》卷之一)。

作為科舉文體,其技法之圓熟遠越唐代,大量指導寫作的試帖詩話和範本應運而生。紀昀著有《唐人試律說》、《我法集》、《課館存稿》、《庚辰集》等,風行一時;其門人梁章著有《試律叢話》(上海書店出版社整理出版)。試帖詩選本如嘉慶初《九家試帖》、其後的《七家試帖》、《後九家詩》,都是優秀的範本。今人藺德生、趙萍合著《御用文體試帖詩》(語文出版社2011年版)對試帖詩的相關知識,多有論介。

事實上,試帖詩雖是考試文體,其中仍然佳作如林,不可小看。如:

山月照彈琴

萬古清高氣,都歸此夜琴。月華彈不落,山影照來深。鏡寂蟾窺座,幽鶴避林。人誰天上聽,秋是曲中心。冰玉當頭鑒,星辰滿指音。數峰青了了,孤籟自沉沉。調逸難為譜,霜多欲上襟。四更斜漢轉,餘韻尚松陰。

此為陳沆《簡學齋試律》作品。梁章:“蒼莽沉雄,聲律俱足,是冠集之作。”極見詩人幽潔之懷、孤高之性!

其人如玉

空谷高人往,風流想見之。每當吟宛在,輒欲賦溫其。緬彼千金寶,蕭然一褐披。誰家生玉樹,之子是瓊枝。潔白平生許,雕鎪幾度施。蒹葭空見倚,琬琰最堪思。好識連城璧,休言無當卮。憑看裴叔則,朗朗照人時。

這是紀昀的作品,詩題取自《詩經》“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詩中化用經史,寫出士君子高貴的品質和清俊的丰采。尾聯“裴叔則”指裴楷,西晉河東人,容儀俊爽,時稱“玉人”,《晉書》有傳。

中國歷來就有重視詩教的傳統,清真雅正一直是詩文創作所崇尚的。作試帖詩,也必須格調高雅。梁章在《試律叢話·例言》中稱:“國朝自康熙以逮今茲,中間制藝流派不無小異,而清真雅正之軌則屢變而不離其宗。”……陶鏡堂(鑒)《試帖標法·凡例》:“詩總六義,試律則多賦體而少比、興,其詠民間事物尚為風,應試應制半屬雅,而朝廟禮樂則駸駸乎入頌矣。讚美處勿涉阿諛,請處勿失身分。即有規勉,亦當溫厚和平,言之無罪,聞之足戒。一切不吉之語,衰颯之字,慎勿犯其筆端”。姚文田也說:“科舉之五言排律,其體實兼賦頌,依題敷繹,惟在意切詞明。所謂賦也,言必莊雅,無取纖佻,雖源本風雅,而閨房情好之詞、里巷憂愁之作,不容一字闌入行間”(見梁章《試律叢話》卷一)。

又《批七家詩選·凡例》:“試帖詩屬對自當以典雅莊重為主,即大家偶有遊戲之作,亦須立言有則,巧不傷雅。近見坊間選本及各家集中,間涉香奩題目,狎褻之言,殊乖風雅。倘後生轉相仿效,弊將安窮。茲選七家中莫不各具典型,一歸莊雅,實足以維持詩教”(《御用文體試帖詩》,6768頁)。 

今人詬病試帖詩,除認為它是皇家取士的“御用文體”外,還認為它受命題的約束,不能表現詩人自家的性情,內涵貧乏,流於徒有形式的文字遊戲,這也未必然。清人王廷紹曰:“或問試帖與古近體有以異乎?曰:同而異,異而同,惟善學者參之耳。古近體義在於我,試帖義在於題。古近體詩不可無我,試帖詩不可無題。古近體之我,隨地現形;試帖詩之題,隨方現化。泥之者土偶也,失之者遊魂也。此同而異、異而同之說也。曰然則為試帖者,何以基之?曰法必老,氣必空,詞欲其靈,筆欲其卓,四者相需,缺一不可。舍是而以虛誇藻繢為工,失之遠矣”(梁章《試律叢話》卷之一)。

鄭光策曰:“八股與古文雖判為兩途,然不能古文者,其八股必凡近纖靡,不足以自立。試律亦然,試律雖以用法詁題為主,然無性情、學問、風格以緯於其間,則亦俗作而已。深于風雅者,當自得之。”紀昀:“此當饋于古人,培養其根柢,陶鎔其意境,而後得其神明變化,自在流行之妙,不但求之試律間也”(《試律叢話》卷之一)。

    梁章《試律叢話》又談了許多關於試帖詩寫法的問題,略舉數端,以供參考:

    纪昀序云:“窃闻师友之绪论,曰凡作试律,须先辨体。题有题意,诗以发之,不但如应制诸诗惟求华美,则襞积之病可免矣。次贵审题。批窾导会,务中理解,则涂饰之病可免矣。次命意,次布格,次琢句,而终之以炼气炼神。气不炼则雕锼工丽仅为土偶之衣冠,神不炼则意言并尽兴象不远,虽不失尺寸,犹凡笔也。大抵始於有法,而终於以无法。为法始於用巧,而终以不巧为巧。此当寝馈于古人,培养其根柢,陶鎔其意境,而后得其神明变化、自在流行之妙,不但求之试律间也”。

    郑苏年曰:“试律为诗之一体,而其法实异于古近体诗。其义主於诂题,其体主于用法,其前后起止,铺衍诠写,皆有一定之规格、浅深之体势。而且题中有一字即须照应不遗,题意有数重又须回环钩绾,尺寸一失,虽词坛宗匠亦不入程式焉。盖其道与八股制艺相出入,八股之原固亦出於古文,然竟以古文为八股,则必有所隔阂而不行。盖题体纤杂,神理非出於一端;铺写有定,语言不可以旁出也。又曰:八股与古文虽判为两途,然不能古文者,其八股必凡近纤靡,不足以自立。试律亦然,试律虽以用法诂题为主,然无性情、学问、风格以纬於其间,则亦俗作而已。深于风雅者,当自得之”。

    汪东浦论五言六韵作法曰:“首联名破题,两句对仗要工,或直赋题事,或藉端引起。若藉端则次联即宜亟转到题,然两句亦有参差而起,不尽对者。次联名承题,又名颔比,破题未尽之意於此补出,全题字眼亦至此全见矣。三联名颈比,如身之有颈也,破承分举,不但思意借此变换,抑且句法不至重复,此处最是要紧。四联名腹比,即八股之中比也,总要切实明白,淋漓尽致而止。五联名后比,即补足中比之意,或衬垫余剩之情,以完全篇之局。至於结尾所谓合也,或勒住本题,或放开一步,要言有尽而意无穷,法尽是矣”。

    纪昀曰:“试帖结语更要紧於起语。起语可平铺,结语不可不用意”。

    纪昀谓古人词取达意,故汉、魏诸诗往往不避重韵,无论复字。今律诗既均以俪偶,谐以宫商,配色选声,自不得句重字复。无已,则重字犹可,意必不可使重。 

    纪昀曰:“试帖用事,须点化得活。如山谷《猩猩毛笔》诗曰:‘生前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因猩猩好著屐,而思及阮孚之语;因笔可以作书,而思及惠施之事。未经运用,了不相关,偶尔凑泊,天然妙谛。盖用事之妙,全在点化有神。抄撮类书,搜寻韵府,虽极工切,皆成死句”。

    朱笠人谓试律句法,必要健字撑拄,活字斡旋。有用虚字者,须於调谐中寓风逸,亦活字斡旋之法。

    紀昀尝言:“襞积错杂非诗也,排偶滞钝亦非诗也。善作者炼气归神,浑然无迹;次亦词气相辅,机法相生。初为诗者不能翕辟自如,出落转折之际,必先以虚字钩接之,久久渐熟,自能刊落虚字,精神转运於空中,血脉周流於内际”。此真洞彻源流之论,而试律之准绳亦不外是矣。

   《我法集》中有《意司契而为匠》诗,中二句云:“万间筹结构,一发镂毫厘”。自注云:“工匠之技,缕述难穷,故举极大之营建、极细之刻镂,以两端括其中间也。”按:此亦诗文中之一诀,聊於试律发之,以待人之举隅耳。

       读《我法集》,最喜《绮丽不足珍》一首,谓足以增长神智,开拓心胸。诗云:“谁居天宝末,敢薄建安人?才自归文苑,心原溯圣津。尊王昭衮钺,正始述睢麟。屈宋非年辈,曹刘岂等伦?遗经方独抱,丽句漫为邻。肯舍渊源古?而夸纂组新。斯言虽莫践,所论未无因。正似歌周鼓,兰亭不见珍。”按:此诗议论纵横,有龙跳虎卧之势,而於学术源流了如指掌,于太白身分亦不爽毫厘,岂能仅以试律目之。盖此题须将题之原委,先理会分明。吾师自注云:“太白此诗,人多不解。以建安为绮丽,语颇难通。沈归愚曲为之说曰:‘所指乃建安以下如齐、梁之类,故曰自从建安来。’来字似有著落,而自从二字究不知作何安放。然则由周而来,为除周不论乎?此由逐句论诗,而未理会全篇也”。太白诗起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乃从三百篇说起,中间“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并屈、宋亦斥为变调。结云:“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在,绝笔於获麟”。乃以《春秋》为归宿,举出六经、尊出孔子,是何等志业,则建安辈非“绮丽不足珍”而何。盖举昆仑则岱华不足为高,举沧海则江河不足为深,亦犹之昌黎咏石鼓举出史籀,则不得不以羲之为俗书耳。纪师之诗全发此意,而运以清空之笔,可谓识高於顶,力大於身,彼沾沾於寻行数墨者,乌足以知之。

    紀昀曰:凡押韵而不稳者,谓之悬脚。如人立于乱石碎砖之上,虽不至颠仆,却摇摇然不踏实地,终不稳当也。遇窄韵不能避此者,必须有出典方可。

    试律往往将题字分写,此系定法,然相题变化亦存乎其人。如“莺声细雨中”题,若将“莺”、“雨”分说,自易成篇,而殊少神味矣。吾师诗云:“沾濡衣乍湿,宛转语相交。唤语深藏叶,呼晴稳护巢。影怜轻縠隔,歌杂碎珠抛。细点声频滴,清音听欲淆。”语语合写“中”字,始见圆光,惟老手乃能神明於法如是。又第二首云:“沾洒衣虽涴,清圆字不淆。泥应呼滑滑,鸣亦以胶胶”。又一合写法,於题理愈觉生动。

    紀昀曰:试帖以布格为先,虽无奇语,要当不失法度。人必五官四体具足而后论妍媸,工必规矩准绳不失而后论工拙。若佳句层出而理脉横隔,反不如文从字顺,平易无奇。

    蒋士铨《竹外一枝斜更好》云:“忽到萧森处,遥看静好枝。缟衣惊乍见,翠袖倚多时。宛尔重帘隔,嫣然一笑窥。孤标真绰约,半面倍风姿。倭堕梳偏好,玲珑映转宜。此君真结伴,彼美最堪思。”按:此题七字无一字可略,如此逐细雕锼,可谓虚实兼到。作者本诗坛飞将,而为试帖乃敛才就法如此。

    《四勿斋随笔》云:诗家自有占身分之法,试律诗为拜献先资,尤不可不慎。顺治初,秦松龄以庶起士召试“咏鹤”诗,有“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上大加叹赏,以为有品,馆僚内至今传诵。梦芙按:可见帝王亦欣赏风骨卓荦之士,非一味喜奴才也。

    试帖诗当多用实字而少用虚字,便味厚而气健。若五字不相连属,而自我得之,天然成句,则软弱之病除矣。

    凡阔大题,不但寒俭非宜,即清丽题而配色选声亦必须相称。

    凡遇琐细题,能不为题所窘,而以大雅之笔出之,斯称能手。

    林辛山曰:聂蓉峰太史铣敏谓天地之物无独,必有对,作者苟细求之,自有天然对偶。然须是在人意中,却又出人意外,方为入妙。

    试律有空中一联传神者,情景在有意无意之间,神韵在不即不离之际,此境最为超妙。

    试律有两句作一句读以醒题者,气格更为流宕。

    陈东桥应元曰:论诗者每谓诗中可觇人品,即试律亦有之。如曹文正公《虎贲脱剑》诗云:“莲锷森能敛,霜锋厉不闻。两阶干羽舞,一气斗牛分。但使深藏器,何须上决云。三千人偃舞,八百国同文。”居然有太平宰相气象。

    《芳草堂试律》凡一百首,惕甫自序云:“……予闻讲试帖者,皆谓与他诗异,能试帖不必兼能他诗。予以为与他诗同,且必他诗悉工而后试帖可工,必有韩、杜百韵之风力而后有沈、宋八韵之精能。”……芳草堂诗纯以古近体之法行之,故俊语虽多,而不能掩其粗气。

      李守斋桢《分类诗腋》,分为八法:一押韵,二诠题,三裁对,四琢句,五字法,六诗品,七起结,八炼格。而各采名句,以示准则。虽不免琐屑,其一片苦心,实足为试律独开生面。盖神而明之,原不必囿於法,初学以入之途,舍法则不识门径矣。故制艺与试律均为场屋所重,悟其法乃入彀中,虽高才绩学之士,不能不就其范围耳。

      论押韵:未求句工,先求韵稳,必韵为我用,我不为韵拘方是。若做起九字,寻一字凑成之,譬以瓦片木头帖不平之物,何由得稳哉?凡实字易押,虚字难押,如刘凤诰《草色遥看近却无》句云:“碧知浮不尽,青笑踏来无”,上句做上四字,下句做下三字,笔意夷犹。又实字有典故易押,活字通用难押,如李桢《且将墨竹换新诗》句云:“爱他鹅绢活,配我雁笺宜。”“换”字意到对亦工。李炜《子路负米》句云:“腰漫柴桑折,山应饭颗投”,用事灵活。《墦间乞食》句云:“如鬼其真馁,斯人不复良”,妙有冷趣。宓如椿《隐逸花》句云:“晚节贞於早,秋心冷不春”,晚、早、秋、春四字回环成趣。押韵之法不一,最便莫如因韵或倒或顺,拆开运用,如王其名《老当益壮》句云:“香山人忆白,圯上迹传黄”,对固工灵,语亦典切。李炜《杜门不出》句云:“窗卧陶潜北,山归谢傅东”,句韵老炼。又地名易押而难於见巧,莫如押一字者为佳,陶渊明只押“陶”字,苏东坡只押“苏”字是也。如翁方纲《投策分马》句云:“进殊之反鲁,赠岂绕朝秦”,句法新挺。宓如椿《萧何追韩信》句云:“正拟同扶汉,如何学避秦”,对句灵活。按:苏东坡好次韵、叠韵,往往出奇无穷,惟其韵为我用,我不为韵拘耳。

       论诠题:诗韵既能稳,尤贵於相题,总以清真为主。一题到手,不知是情是景,著眼何字,只寻诗料上贴括,敷衍成篇,又不知衬托、映带、串合之法,总由不能诠题故也。描景如汪学金《三月桃花浪》句云“绿烟连坞暗,红雨压溪寒”,佳景如辋川名画。然实景易描,虚景难描,如石韫玉《潇湘夜雨》句云:“雁飞秋在水,人语夜生潮”,不写雨景而确切不移。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如黄泰《槐花黄》句云:“又听蝉声响,旋看蚁梦移”,蝉声、蚁梦是景,又听、旋看便有情矣。诗发乎情,试律为题所拘,情难摹写,如卢泽《春思结垂杨》句云:“汉殿人何在,隋堤事已非”,情意绵邈。鲁沂《槐花黄》句云:“树老犹如此,人忙似昔时”,情景妙不蹈空。空中描神,全於无字处著笔,如蒋祥墀《道以神理超》句云:“月朗千峰印,云开一鉴收”,是“神理超”三字之魂。聂铣敏《深山何处钟》句云:“夕阳沉绝壑,寒翠锁孤松”,写深山景象,即为“何处”传虚字之神。最难描写,如谢登隽《寒梅著花》末句云:“香如浮雪屋,梦欲绕溪山”,用笔绝灵活。宓如椿《不知秋思在谁家》句云:“举头千里共,对影一番疑”,正面是“不知”神气。空中写情尚易於工,惟体物则难於肖,虽前辈集中亦不能多得,然刻画易入於纤,须巧不伤雅,乃为合作。如莫晋《廉泉让水》句云:“饮马投钱处,牵牛洗耳余”,刻画大方,对亦现成。李炜《左挹浮丘袖》句云:“月裏持螯共,云间袒臂投”,刻画“左”字,仍关合题旨。题面有时不能刻画,则以相近者掩映之,如李祯《冬山如睡》句云:“梦破梅花冷,眉低雪影寒”,映带无迹。黄因莲《春风柳线长》句云:“有情牵画鷁,无力系花骢”,映合自然,情致缠绵。陪衬与映带不同,以雅切为主,如宓如椿《饮易三爻》句云:“事同吞篆幻,心比醉经酣”,典切。李桢《燕垒》句云:“萤灯巡寇警,蛙鼓助军威”,善於衬托。李炜《蝇虎对阵》句云:“蜂曾枪一击,蛙定鼓三通”,旁衬有笔趣。烘托与映法、衬法俱不相同,如画家画月,四面烘染云色而月自见,如宓如椿《诸葛菜》句云:“小园开陇蜀,老圃话关张”,托出菜是诸葛。《弓势月初三》句云:“电光流矢疾,星点列丸匀”,托出“弓”是月。李桢《荷叶叠青钱》句云:“雨欲丝丝串,风抛个个圆”,题中应有此托法。李炜《明四目》句云:“不徒存只眼,始信有重瞳”,语能解颐。《结草为人》句云:“尉或长松督,营应细柳移”,天然托法。双关以浑融为主,不得呆诠,如宓如椿《共工氏以水名官》句云:“止也予当鉴,钦哉汝作舟”,以“官”字关合“水”字。《五言长城》句云:“诗开唐世界,句炼汉都京”,关合工巧而大雅。李桢《菖蒲拜竹》句云:“虚心原久仰,折节本非谀”,两两关合“拜”字。《诗思清于水》句云:“渣滓全消去,波澜独老成”,融洽自然。串合与双关相似而不同,两截话头不得粘合无情,如宓如椿《秋山如妆》句云:“粉借霜华重,高分露气稠”,串合无迹。李桢《桃花红近竹林边》句云:“人面湘帘外,春心渭水中”,串合大雅。李炜《燕垒》句云:“携雏申甲令,掠水耀寅威”,以“燕”串“垒”,自然。《杨柳楼台》句云:“穿针千絮擘,垂钓万丝抽”,细意串合。两句夹题法佳句甚少,如曹仁虎《一月得四十五日》句云:“为计三旬候,应增半月功”,徐用书《五日画一石》句云:“待擘三峰出,将无半月乘”,此二联最擅胜。按:古人但有诗,并无所谓题,三百篇以诗中字为名目,非诗题也。汉魏六朝亦未尝先立题后作诗。至唐人以词赋应制,然后命题而后作诗。他如少陵《漫兴》、义山《无题》等作,皆未沾沾於题。陆鲁望善於题目佳境,盖以诗言之,“题目”二字,后人往往误会。李君守斋“诠题”一条细为分析,亦就试律立论,至诗之源流实不在题也。

      论裁对:天地之初,无独必有偶。试律至今日,讲究极细,仅求工稳尚不能出色,必取巧以胜人矣。但巧不可入纤,工不至伤雅,仍须出以大方,乃为入妙。对之工者,如钱大经《角黍》句云:“雀风吹艾绿,龙雨破榴丹”,句中双对,字字精工。陈洪书《杨柳春旗一色》句云:“杨柳摇官绿,春旗颺帝青”,生成工对。李桢《画桥碧阴》句云:“司马题应早,牵牛渡岂遥”,“司马”非真马,“牵牛”非真牛,灵巧极矣。干支对数见不鲜,又有许多生新法门,如陈万青《日长如小年》句云:“丙丁绵化宇,甲子衍仙壶”,神情已透。宓如椿《亥既珠》句云:“丙舍星同灿,寅阶月共圆”,带定“珠”字,不徒对工。李桢《多文为富》句云:“库思丁蕴蓄,山想酉巍峨”,用事折运便不窘迫。《三画连中》句云:“端冕辰居北,垂裳已正南”,假借字面作对,凡干支对须用此法。按:裁对至晚唐而益工,即如温飞卿“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李义山“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等句是也。唐人裁对工整而少变化,至宋人则出奇无穷矣。有活对、有侧对、有双声叠韵对,大约苏、黄诗集中最备。又有借对之法,则始于唐人“姓名已蒙齿录,袍笏未赐牙绯”,以“绯”对“录”(谐音“绿”)。有以虚对实之法,则始于唐人“梓泽丘墟,兰亭已矣”,以“已矣”对“丘墟”。试律虽不能备此等法,苟得古人遗意,自能戛戛生新,不同凡手。

       论琢句:“清易於淡,奇易於险,华易於朴,正易於平。”窥透诸弊,自出机杼,莫不天然合拍,原不必泥于成法。然初学者不按法以求,何从下手?诗有五字俱实,其式多分两截,易於生,亦易於凑,如宓如椿《白露降》句云:“蓼萧君子德,蔓草美人思”,卓荦动人。“多情芳草旧知己”句云:“轮蹄千里客,裙屐六朝人”,情深于文。李祯《李白夜宴桃李园》句云:“烟花千古事,诗酒一家人”,翩翩自赏。下三字生成贴括,用上两字掉弄,多失之平板,如萧镇《砚田》句云:“磨穿鸜鹆眼,夺得凤凰池”,工稳而流逸。罗廷彦《告善旌》句云:“结思君子德,招想大夫情”,切实。宓如椿《经神》句云:“天降文昌宿,人居著作庭”,气机流动。上四字各句自对,押脚一字须出自现成乃佳,如陈钟麟《顾盼生姿》句云:“缓带轻裘度,纶巾羽扇情”,生成工对,引用恰合。沈栋《太学石鼓》句云:“禹鼎汤盘后,秦碑汉隶前”,古茂称题。宓如椿《白露降》句云:“竹修梧碧处,云淡月明时”,佳景清丽。上二字与下二字平对,中以一字串之,谓之横担,须运用浑成乃佳,如宓如椿《吴宫教美人战》句云:“舞裙更绣甲,歌扇换雕弓”,平中侧串。淩和錞《怀为夹》句云:“异姓如同姓,天垓迸地垓”,端庄流丽。狄梦松《心秤平》句云:“执中非执一,持正即持衡”,运用工巧。折腰句者,上下词意相反而不粘,中间虚字以折之,如宓如椿《吴宫教美人战》句云:“虎貔皆粉黛,闺阁亦英雄”,饶有趣味。《葛稚川移家》句云:“鼎炉为长物,鸡犬亦仙俦”,隽秀。李炜《夫人城》句云:“君王能遣将,闺阁亦知兵”,隽句不可多得。逆挽者,上句是正面,下句推忆题前,如彭玉雯《春风吹又生》句云:“芊眠今日意,荏苒昔年情”,为“又”字添毫。李桢《程门立雪》句云:“宫墙今日望,桃李昔年恩”,自然。《浔阳琵琶》句云:“髩怜今日白,颜愧少年红”,补题情开合,亦诗中开展一法,如宓如椿《乘风破浪》句云:“纵教涛浪卷,要使水分开”,以“破”字作合。李祯《夫人城》句云:“纵使蓬婆夺,毋虞哲妇倾”,笔意灵活。《天宝宫人》句云:“纵教珠斛赐,何以玉颜亲”,开合有情。流水句有二法,用虚字流水忌平庸,不用虚字,二句一串,亦名流水,须自然。如翁方纲《万丈光芒》句云:“古今相照耀,李杜有文章”,全不见排偶之迹。法式善《鱼戏新荷动》句云:“不疑抛玉尺,正道选青钱”,摹写入神。王祖武《鱼网纸》句云:“未须嫌敝笱,聊以代操觚”,关合灵敏。李桢《多文为富》句云:“欲将金匮典,求敌玉山禾”,大雅。运用成语作对,须自然而确切,如百龄《目上於天》句云:“至人原炯炯,贤者以昭昭”,自然。曹振镛《鸿毛遇顺风》句云:“时哉方举矣,善也正泠然”,全用却不薄。李炜《美成在久》句云:“欲速非求益,无疆故至诚”,切“久”字。句又有出奇出格、异样生新者,如宓如椿《抱素怀璞》句云:“唐魏之间俗,羲皇以上人”,新句不事雕琢。彭元瑞《太学石鼓》句云:“维鱼贯之柳,我马射其豜”,似生而实新。按:昔人论颜光禄之镂金错采,不如谢康乐之初日芙蓉。至唐少陵则元气淋漓,光焰万丈;韩吏部则巨刃摩天,争光日月;至宋苏玉局则万斛源泉,不择地而涌出。自古大家未尝以琢句见长,白太傅诗老妪能解,李长吉乃以佳句贮锦囊,他日足成之,长爪生之鬼才,究不及广大教主也。下至四灵专以琢句为事,诗之格乃日卑矣。试律诗但取悦一夫之目,固不容入於率意,则李君之论琢句亦无可厚非,然诗之源流亦不可不知也。

      论字法:积句成章,积字成句,故琢句之外,字法亦不可忽。试律至今日,花样争新,讲究尤细,总须字字先求稳当,工夫熟后莫不咳唾亦成珠玉。炼字如崔问余《雨中春树万人家》句云:“饧香寒食节,花醉玉楼人”,炼第二字。李炜《送春惆怅在》句云:“风雨长埋句,莺花最逼人”,炼第四字。《舜居深山》句云:“木石俱能圣,耕渔已得天”,炼第五字。叠字如那彦成《春风吹又生》句云:“画应回步步,踏欲重行行”,新逸。朱方增《山犹有口》句云:“牙牙开岭曲,齿齿漱溪湾”,工切。李桢《深柳读书堂》句云:“其人应濯濯,此地望森森”,句不平滑。藏题字如庄永籛《夫子之墙》句云:“循传三命礼,面勖二南诗”,藏“墙”字。李桢《龙宾十二》句云:“随时成幻相,与牧并称臣”,藏“十二”字。一字传神如那清安《落花无言》句云:“茶烟仍别馆,草色自闲门”,“仍”、“自”二字传“无言”之神。蒋辰祥《渭北春天树》句云:“清尊曾夜月,绿柳又天涯”,传怀人之远神。李桢《一客听琴》句云:“空谷惟鸿至,长宵只月临”,言外有神。《天宝宫人》句云:“香衾犹翡翠,绣枕自鸳鸯”,“犹”、“自”二字得远神。按:唐人作诗,字字从心坎中体认而出,如“此波涵帝泽”,“波”不如“中”;“僧推月下门”,“推”不如“敲”。杜少陵“身轻一鸟过”,“过”字漫漶,宋人以意续之均不类,得完本校之知是“过”字,乃共叹服,所谓“吟成五个字,双泪一齐流”也。张僧繇画龙不点睛,点则破壁飞去,试律五字中之一字犹龙之睛也,传神正在阿堵中,安得不於一字著意耶?

      论诗品曰:诗有华贵者,司空所谓“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是也,如李炜《元夕观灯》句云:“和丰天子乐,绮靡太平歌”。有阔大者,司空所谓“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是也,如宓如椿《元气为舟》句云:“乾坤同一气,风水阅千秋”。有悲壮者,司空所谓“壮士拂剑,浩然弥哀”是也,如李炜《微子出奔》句云:“风雨愁宗绪,江山触泪痕”。有感慨者,司空所谓“萧萧落叶,漏雨苍苔”是也,如宓如椿《岳少保奉诏班师》句云:“大错何人铸,偏安此局终”。有浑脱者,司空所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是也,如李炜《优孟衣冠》句云:“貌将真伪辨,人合死生看”。有奇辟者,司空所谓“超心炼冶,神出古异”是也,如彭玉雯《季札挂剑》句云:“魂徒招旧雨,鬼不唱斜曛”。有新逸者,司空所谓“落落欲往,矫矫不群”是也,如邹靖《十月成梁》句云:“车声催月冷,马迹印霜圆”。有秀炼者,司空所谓“如矿出金,如铅出银”是也,如沈遗大《兰亭图》句云:“座中谁主客,林外自春秋”。有绮丽者,司空所谓“月明华屋,画桥碧阴”是也,如吴鼎《一日看遍长安花》句云:“青云千里足,红雨万人家”。有潇洒者,司空所谓“如将白云,清风与归”是也,如顾莼《隔水问樵夫》句云:“未暇从头说,相逢便手招”。有工细者,司空所谓“如觅水影,如写阳春”是也,如莫晋《日长一线》句云:“影向金针度,痕难玉尺量”。有疏通者,司空所谓“生气远出,不著死灰”是也,如汪如藻《彩囊承露》句云:“候当秋八月,山有柏千株”。有隽爽者,司空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也,如彭玉雯《五老峰》句云:“须眉如此古,面目本来真”。有神韵者,司空所谓“太华夜碧,人闻清钟”是也,如那彦成《春风吹又生》句云:“重来青眼看,犹是绿袍情”是也,如汪彦博《海客乘槎》句云:“高寒琼岛月,空阔玉关秋”。有大雅者,司空所谓“语不欲犯,思不欲痴”是也,如刘嗣绾《鸡缸》句云:“风雨留红友,云烟剩白描”。有流利者,司空所谓“若纳水輨,如转丸珠”是也,如李桢《菖蒲拜竹》句云:“君曾松作友,我肯橘为奴”。按:钟嵘《诗品》举其人以实之,司空《诗品》但著其目,古今人之诗,即其目可以附会之,於是司空《诗品》遂为空前绝后之作,而钟之《诗品》乃为所掩。试律虽异於古今体诗,然非诗人则试律亦不能擅场。李君“诗品”一类,实见试律同流共贯不可歧视,仿司空《诗品》之目,减其四而参易之,各录名句,亦可窥见一斑矣。

        论起结:作古文争起结,时文亦争起结,试律何独不然?起法如宓如椿《不知秋思在谁家》句云:“岂见团栾月,而忘缱绻思?况当秋半后,更到夜深时”。《苏子卿还汉》句云:“十九年前节,三千里外人。不图胡地牧,还作汉家臣”。承法与起联须紧相附丽,如李桢《菖蒲拜竹》句云:“礼贤传汉武,颺拜效唐虞”。《程门立雪》句云:“来时风满座,立处雪当门”。李炜《秧马》句云:“任人呼以马,此器用於秧”。《结草为人》句云:“兵俱芳草结,德本小人宜”。曾燠《我爱夏日长》句云:“可同冬日爱,为似小年长”。法式善《音声树》句云:“登科曾染柳,入相更闻槐”。崇硕《斗酒诗百篇》句云:“君原诗内伯,臣号酒中仙”。彭玉雯《金铸范蠡》句云:“铜异将军面,金留宰相身”。结法尤难,宜有兴会不松泛,如宓如椿《苏子卿还汉》句云:“河梁诗酒伴,愁绝饯行晨”。李桢《完璧归赵》句云:“将军神勇在,击缶又闻声”。《纸作良田》句云:“洛阳如有价,又喜报丰年”。金启南《十月陨箨》句云:“惟余松柏在,长爱色青青”。倪鸿《云构发自然》句云:“神仙来往熟,门者问谁监”。庄承籛《鸡声茅店月》句云:“壮心频起舞,桥柱看留题”。按:作试律全须有笔,无笔则平,一起一结尤忌平塌。起笔要破空而来,如苏东坡《真兴寺阁》诗起笔云:“山川与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与鸦鹊,浩浩同一声。侧身送落日,引手攀飞星。此阁几何高,何人之所营”。若将起六句置在中间,便是凡手。结笔要悠然不尽,如黄山谷《水仙花》诗结笔云:“出门一笑大江横”。苏、黄一代大手笔,固未尝屑屑注意於一起一结,而自然得龙跳虎卧之概。初学试律诗,须知用笔忌平,能於起结注意,则思过半矣。

        论炼格:以上七类俱摘出佳联,各法已备。然拾一鳞之美,未得全豹之窥,故又选全章具美者如下,名曰炼格。夫一题到手,当先觑定题眼,体会题状,自不犯手。丘庭隆《江上青山送六朝》诗云:“六代匆匆尽,寒江渺渺流。青山还四面,陈迹已千秋。白马踪全杳,红羊劫复休。总缘歌舞换,几见战争收。形势惊秦帝,神灵拜蒋侯。乌啼王气歇,虎踞霸图留。烟树连京口,云帆去石头。翠微如恨别,合遝迥凝眸”。此题只宜浑写大意,若徒泥定“江上青山”小景,便不得怀古感慨之情。黄焜望《焉哉乎也》诗云:“落笔从空际,含毫试细研。焉哉词毕肖,乎也用尤便。理向虚中悟,神偏象外传。藏修徵素蕴,喜起忆当年。巍焕文成化,高明道配天。语分疑与决,意以缓而宣。不解终能解,其然或未然。昭回宸翰富,定弗在言诠”。此题并无题面、题意、题前、题后,并不能用衬托、渲染诸法,几於无从下手,不知熟於试律者,虚描实诠,别具灵心。宓如椿《诗王》诗云:“一梦不寻常,诗人竟作王。班崇五等爵,诰锡九云章。拜命丹霄上,提封墨海旁。武功收笔阵,文德启词场。奄有骚坛业,新开酒国疆。并连兼六代,臣服尽三唐。此老尊无敌,诸家霸孰强?主持风雅运,正统自堂堂”。双关小题并无别诀,以浑融自然为主。此题应从“诗”字关合“王”字,或从“王”字串合“诗”字,不得支离扭合。按:唐人诗讲格律,况试律岂可无格?不炼则不入格矣,故以炼格终焉。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談易29\30\31

$
0
0
    未到江南趕上春,清明節到杭州,花還是大半都謝了。
   然後赴南昌,由毛靜安排,講“傳統文化的政道與商德”;轉袁州,講“新國學”,任昌黎書院山長;回南昌,在席殊書屋講“中國道教”;又往靖安寶峰寺,講“禪宗史新研”;繼而又回南昌,於青苑書店講“有文化有知識的文學課”。 接著回杭州,在通雅軒講“當代中國學術的回顧與展望”。總之,列子御風,去以七日;而風塵憔悴,愧彼蒙莊。老夫耄矣,今後當不能如此折騰了。
    錄談易數則於後:

龚鹏程谈易二十九:儒家重礼教但并不压制情欲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卦彖辞。咸,是《易经》下半部第一个卦,论者认为其重要性犹如上半部的“乾”卦。上半以“乾坤”居首,下半就以“咸恒”为先。乾坤者,以天地万物为本也;咸恒者,以男女为人伦之始也。

这种看法当然没错,但咸卦之义并不止于人伦,犹如乾坤之义也并不止在宇宙论方面,仍然涉及人事。咸,其实就是感,而感便是贯串于宇宙一切事物的原理,天地万物人伦世界均有之。

龚鹏程谈易二十九:骂儒家压制情欲纯属无知

这个感,首先来自天地阴阳二气之感应。这后来又发展为气类感应说,是我国最基本的存有论。谓因阴阳二气之推移与交感乃形成宇宙、化生万物,因此万物之内在秉性也是阴阳。然后万物又各以其阴阳相交感生化,以至无穷。人是万物之一,当然也以阴阳相感。这在男女,就成夫妇,化生子嗣。若是两男或两女,则气类相感,物以类聚、方以群分,彼此也可成为朋友甚或知音。

这一套思想,环环相扣,影响及于各个方面,而源头即在《易经》。咸卦尤其集中讲这感应之理。平常我们说感情、感动、感兴趣,对什么有感觉有感受,对别人的恩德很感心很感谢,强调要对人感恩感念……。这都是感,也都是由《易经》发展来的,你说“咸”这一卦重不重要?

彖传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就是在感之宇宙中讲感通与感应。儒家讲“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讲恕道;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说切肤之痛等等,都是由这一点延伸出来的。以自己曾经饿过的感觉去体会别人的饿,以自己情感上不能接受的事,来推想别人也同样不能承受。这不是理性的论证,更无须逻辑的思辨,乃是当下、即刻、立时就有的同体之感。所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心有戚戚焉,是每个人都自然会有的。讲中国哲学,要特别注意的正是这个“感”。

咸卦之理如此。具体说感,则由两方面说,一是男女交感,二是同体之感。

男女交感而成夫妇,是后来儒家最重视的。今人常乱骂儒家重礼教而压制情欲,纯粹是文盲无知。儒家最重视男女遂情达欲,鼓励并赞美婚配。凡旷男怨女充斥之世,都被儒家批评为乱世莠政。咸卦云:“咸亨利贞,取女吉”,就是其先声。强调男女感应相与,相互爱悦。男孩就应该赶快把女孩娶了,不可耍流氓,光是玩玩。

这里一是强调男女感悦,二是强调男下女。男下女,指男女相交时,男应先求女。若要结婚时,除了男应求婚(即纳献俪皮以为礼之类)之外,娶女子时,男子亦当亲迎。亲迎是《春秋》大义之一,连天子也不能不遵,用以显示男下女。今人又常骂儒家歧视女性,男尊女卑,不尊重女性,这恰是不懂《易经》所说的“男下女”之义。

为何男女慕悦而要男下女呢?由卦象上说,乃是此卦艮下兑上。艮为山,象征少男;兑为泽,象征少女,故卦象是男下女。

可是卦象原是服从于意义指向的,其安排如此,是因本卦由意义上说就是要强调虚己,因此《象传》说:“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试想,本卦讲感通感应感受,如果一个人充满了自己的主见,有强烈的我执我慢,还怎么能去感知别人,对别人的心思、情志、处境有所感受?所谓“感同身受”,其基础正在虚己。

因此,本卦主旨是论人与人之感通,而首先举男女感悦为说,并非全卦都讲男女感应。只是人之相感以男女最明显、最强烈,故举此为例,以说感通罢了。君子以虚受人,就是每个人都须明白的人与人相交之原则。

接着底下具体各爻,讲的就是同体之感了。

同体,是同一个身体内的感知。身体思维始于自身,对自己身体本身的感受,是一切与他人与他物相感的基础,故爻象专就此立论。能感知自身了,才能以此去感同身受地体察他人之所感。

对自己身体之感受,由下及上,由远及近。首先讲“咸其拇”,感知脚上大拇指;接着是“咸其腓”,感知小腿肚;再是“咸其股”,感知大腿;继而“咸其脢”,感知胸部(或云背部);最后“咸其辅颊舌”,感知颔脸口舌。

这些感,都还只是凶不害、吝或无悔而已,还不甚善,唯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才贞吉。可是就连这一爻,《象传》也还说“憧憧往来,未光大也”,还未尽善尽美呢!

如何才能尽善尽美?系辞下传有深刻的解释:“《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这段话,文字洵美,但究竟说什么呢?“憧”是意不定状。心思来往不定,在朋辈中萦注思虑,孔子说,这还太小家子气了,层次也不高。君子应与天下同思共感,而且这个感通亦应是无思无虑,与大化流行相通的。

何以同思共感又是无思无虑?孔子用大化流行、阴阳相感来做说明。阴阳相推,二气感应,是自然而然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不待安排、无须思忖。人与万物之相感也应如此。就是自己之立身处世,亦不外乎此理。

阴阳相推而又相成,故屈是为了伸,入用力于内里,恰是为了外用于世,外用有效又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德行,这才是真正的感通感应。孔颖达说此乃“忘怀息照,任夫自然”,解释得很好。“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就还不到此境界。必到此,乃能真与大化流行会和为一,所谓“穷神知化”也。

本卦之义理,大略如此,深究之,尚有无穷意蕴,应予注意。当代西方开始反省其哲学传统重思而轻感的路数,又开始谈身体思维,其说多有可与古老《易经》智慧相浚发处,可取以比观。又有些解易的先生们不知此广大意量,只在男女之事上着眼,以为全卦都讲男女。先摸脚趾,再摸小腿、大腿,接着摸胸、摸背,然后亲嘴。这是读了《金瓶梅》,知道西门庆捏住潘金莲小脚的脑子,岂能懂《易经》哉?


龚鹏程谈易三十:恒德智慧 君子以立不易方

君子以立不易方。

这是“恒”卦的象辞,用现代俗语说,就是滚石不生苔,教人立身做事应持之以恒。恒卦,巽下震上,雷风相与,刚柔俱应,是很好的卦,但其中也颇有分辨。

 

龚鹏程谈易三十:君子以立不易方

 

就其整体情况看,本卦强调恒久恒定之德,这也属于天地宇宙成立的原理,故与咸德一样,均是人所应遵守的。孔子也很重视这一卦,《论语·子路篇》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人不能持恒,就可能遭到失败的挫辱,承受羞错。孔子用南方人认为无恒者不能担任巫医为例,说明这个原则。彖传则发挥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由人人均应守恒,扩大说天地万物成立之理即在于具有恒德。

君子以立不易方,就是在这种体认中说的。

但总原理虽如此,各爻之爻象却反过来,由人不能久恒,说不能久恒故多悔吝。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浚是深的意思,指人在逢事开始时,估计不足,就以为必能深耕易耨于此,结果越撑下去越惨,不能恒而恒,岂有利乎?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指人能久居中道,自能无悔。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不能守恒,常获羞辱,占之不吉。

九四:“田无禽。”田猎时打不到野兽。这一爻是说人虽能恒,但所居之位不对,纵使能在那位子上久待着,也终将一无所获。这表示恒也须有智慧,可久不久,不可久却死耗着也不是办法。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卦爻五与二的关系叫相应。本卦第二爻阳,为震为夫,都居下;第五爻阴,为巽为妇,而居上,故有夫制于妇之象。因而本爻若女人占得就十分吉利,男人占得则不利。

上六:“振恒,凶。”振是震动,老摇晃着,这样自然就不易恒久,终将劳而无功,故凶。

以上爻象多不吉,不吉的原因多因不能持久或久而无道,徒费气力,乃是从各个方面强调着恒久的意义与价值。儒家十分重视这种价值,所谓毅力、所谓坚忍不拔,均是恒德的体现。《中论·贵验篇》:“欲人之信己也,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之则用日久,用日久则事著明,事著明则有目莫不见也、有耳莫不闻也,其可诬哉?故根深则枝叶茂,行久而名誉远。易曰:恒,亨,无咎,利贞,言久于其道也。”终究是反对急功近利、抄短线求速成的。

龚鹏程谈易三十一:退是为了更好地进

遁卦,艮下乾上,艮为山,故《象传》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遁,即遁逃,退避。为什么要退避?因时丧世乱,地方不好、人不对,所以不进而退,退了才好。故曰:“遁而亨。”遁了反而通。后来俗语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即是由此衍出。

龚鹏程谈易三十一:君子以远小人

本卦很容易理解。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遁,避人、避地、避世。千金之子,不立于危崖之下,因为犯不着、没意义,何必自取其祸、自招其辱?又或小人当道,嫉贤妒能,君子之志既不能施展,留着让别人看着碍眼,使人必欲将你除之而后快,那又何必?或又功成名就,老而戒之在得,与其怙权得势,孰如退葆天真、颐乐天年?凡此均宜遁隐。

因此爻辞接着谈了几种遁隐状态。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遁尾,古来解释很多,其实就是夹着尾巴赶紧跑的意思。危险,别出去,出去即有灾。微子去国、箕子为奴,都是这种遁。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据说传,艮为皮,故此爻以黄牛为喻。别人来劝你出山,纵使说破嘴皮,你也别出来。黄牛性良顺而皮坚厚,君子处此时,也应像它,态度和顺而内志坚定,不出山就是不出山。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有二解,一是说在这不好的时机,君子应自晦或称疾不出,或广畜姬妾僮仆,纵情声色以自隐。历史上如信陵君等,用这套办法遁隐者极多。另一解则说系遁之系,指遁而非遁,看起来没遁,实际上却是遁了。怎么说呢?春秋宣公十七年十一月壬午,宣公弟叔肸卒。《谷梁传》云:“其曰公弟叔肸,贤之也。其贤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则胡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与之财,则曰:‘我足矣。’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为通恩也,以取贵乎《春秋》。”宣公的弟弟叔肸不赞成哥哥的作为,认为弑君自立不义,可是他不出走。因为是兄弟,不忍离自己的国家,于义也不能走。但是身虽系居于此,却在行动和志趣上与宣公划清了彼此,表明了自己的不认同,这就是系遁。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好遁之好是喜好的意思。君子淡泊,本来就不嗜名利,能遁居无闷,事实上还喜不自胜呢,小人便不然了。勉强去遁,实感痛苦,故若占得此爻,君子吉,小人否。

上九:“肥遁,无不利。”遁而肥,什么意思?《礼记·礼运篇》:“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能好遁了,还能安之以乐、达之于顺,才算是肥遁,遁而至此,当然大吉。

天有阴有阳、时有顺有逆,在逆境时才能看出修养。史上遁居之士甚多,但悲啼愁怨者、愤懑牢骚者、冀求起复者、无聊怔忡者,不一而足,此皆不足语于遁之道也。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漢字問答

$
0
0

答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魏沛娜問:

1、近年来图书出版市不少跟字有籍,如人流沙河的《流沙河字》、《文字探》、《白解字》,大春的《得几字》,以及如今再版的《澄衷蒙堂字课图说》和左安民的《细说汉字》都热销。您怎看待字的籍受迎的象?

答:從工具論的角度說,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從內涵說,文字又是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從漢文化本身的性質說,則漢文化本來就是文字性的文化。那麼,在漢文化受到蔑視時,文字當然同時就會被看輕、看衰、看成罪人。反之,文化自信增強了、覺得民族文化該復興了時,對文字之感情和認識也就自然高漲。

    近百年來,詆毀漢字、改革漢字、廢棄漢字,曾經成為一種浪潮、時髦;如今剝極而復,漸漸回歸正常了。你說的那些書,有些是翻印古代蒙學教材、有些由台灣引進、有些出自詩人學者,形式多樣,性質不一,但似乎都頗引起關注,足見社會心理。事實上,近幾年人大政協也都常見關於恢復或部分恢復傳統文字的提案,與這個趨勢是相符的。

 

2、这些年很多人都在担忧汉字的学习传承问题,也推出了不少举措在呼吁重视汉字。在您看来,目前汉字所面临的危机是什么?如何解决?

答:由體系上看,是文字改革造成的惡果。由使用度上看,是文字“書寫”狀態的改變,可能不是寫,而多是敲擊了。另外則是語文教育的問題,英文的學習與使用,瓜分或干擾了我們對漢字的認知;拙劣的現行語文教育,又斫傷著我們的語感與能力,結果當然一塌糊塗。

   這其中,簡化漢字的問題是根本。早期簡化漢字的目地,是為了消滅漢字,走向拼音化。因此全力宣傳漢字野蠻、原始、落後、繁難,說簡化是趨勢。簡化的過程,則因為是要拆解消滅漢字嘛,所以顯得十分粗暴,不顧漢字原有的體系。後來雖然停止繼續簡化,廢棄了二簡和三簡方案,但目前這樣的簡化字也仍是問題重重的。同音替代、偏旁推類,以及毫無道理的亂改,隨處可見。

    這樣的簡化字,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年進步人士幾乎都主張改革漢字,所以早在國民政府時期就開始明令推行簡體字了。因此我們現在也不必把簡體字政治化,看成是中共政權的標誌,以此批評它或拼命維護它,都不必要。要問的是:這套方案既不符合漢字體系,又不利文化之傳承與發展,民眾且已不太喜歡了,為何還不放棄?

    只不過,現在到底不是革命的年代了,什麼都可以說改就改。簡化字在社會上通行了幾十年,驟爾放棄,幡然復歸,殊不現實。該做的,一是不再打壓正體也就是所謂的繁體字,視為不規範字,強制在某些地方只能用簡化字。應開放用字之自由。二是教育領域應逐步增加識讀傳統漢字,免得中國人居然不認得中國字。至於手寫,可以繁簡隨意。三是請學界趕快修訂一下現行簡化字,其中特別不合理之處,亟予訂正。其他的也還可以使用,畢竟簡化字也有若干是可採的。

 

3、当今许多人几乎很少提笔写字,普遍使用电脑打字,这是否给汉字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忧患?

答:一般說,當然如此。但情況未必悲觀。例如用手機發短信、微博、微信,很多人還是用寫的。電腦網絡,據文化部的統計,六億網民中,網路文學的使用率幾乎佔了一半。他們也許不提筆寫字,但龐大的文字閱讀和敲擊,對文字的熟稔與感情仍是有提升的。故不能僅從書寫看。識字、寫字、用字,幾個層面要綜合觀察。

 

4、您经常行走于两岸三地,就您观察,如今大陆和港台地区在汉字学习和传承方面存在的差别大吗?

答:大呀!這不是明擺著嗎?港台以正體字為主,手寫有時用簡體;大陸以簡化字為主,翻印古籍,或書法、題匾、印名片等要顯示文化的場合則也常用正體字,只是正簡轉換還不熟悉,常會弄錯而已。

   媒體常報導一些名人或風景名勝地區正簡字錯亂的現象,引為笑柄。其實這些人只是受害者,不該怪他們。孔子曰:“若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應在教育上加強些才好。

 

5、可以介绍一下让您获益较多的跟汉字有关的书籍吗?

答:我主要是讀古書;讀今人書,獲益甚少。但我倒是可以介紹一本我寫的《文化符號學》給讀者參考,可讓大家對中國“文字-文學-文化”一體性的特質有所瞭解。

 

6、您曾说过“繁体字使用越来越多,对汉字的感觉慢慢被唤醒”,这是否意味着您认同繁体字作为汉字的灵魂?或者说,您怎样看待这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繁简之争”?

答:是的。但不是說繁體字是漢字的靈魂,漢字本來就是現在被汙名化的繁體字呀!簡化字是現在搞出來的另一套體系,乃站在否定漢字漢文化的立場,對漢字削刪簡併,並自創偏旁推類和同音替代之法而形成的怪胎。故有些網友說它是殘體字。至於繁簡之爭,本來也沒有什麼爭的,只是杜撰的簡化字硬要自居正宗,排斥漢字而已。

 

7、有人认为港台地区现在仍使用繁体字,所以能够较好地传承传统文化。那么,您认为汉字跟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联系?

答:港台未必就傳承得多麼好,但顯然過去宣傳說用繁體字不利於掃盲、不利於教育推廣、書寫麻煩、不易辨識等等,都只成了笑話。反而是簡化字不利於文化傳承的弱點,由於有港台相對比,讓人看得越發清楚了。

    若說漢字跟傳統文化之間存在什麼關係?唉,漢字本身就是傳統文化呀!它書寫著歷史、描述著世界、刻劃我們的心聲、表達了幾乎所有的思想,而且還可跨越語言的鴻溝、超越時空的障礙,你說它重不重要?拼音文字,只是語言的紀錄,不是獨立的體系。因此使用拼音系統的文化,都偏於語言型。解構批評家德里達說他們都陷語言中心主義不能自拔,很有道理。中國文化不同,是文字型的,文化之“文”同時既指文字、也指文學和文化。這個文,甚至被視為是“道”的顯現,所以它還不能說只是文化的一部份,它就是文化。道家《度人經》說世界“無文不生、無文不成、無文不明、無文不光、無文不就、無文不立”,貫通於天文地文人文之間的都是文。中國文化這種核心要義,幾十年來大家都忘記了,只以為文字是工具,如鍋鏟電鋸一般,你說慘不慘?

 

8、几千年来汉字不断演变和改革,可否谈谈您心目中汉字未来的发展前景?推动汉字向前发展的力量又是什么?

答:歷來文字只有演變而無改革,過去幾十年的悍然改革也已證明了是失敗的。失敗,並不是我個人胡亂給的評價,政府的“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不是老早悄然改名為“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了嗎?所以,改革漢字云云,可以不要再談了。未來的工作,應落在觀察新時代漢字的演變、改善文字教育、強化文字使用能力等方面。

    推動漢字演變發展的動力,看起來是社會,其實是文字本身自然的動能。文字的體系、構造,在面對新時代新事物時,自然會造出新詞來指稱、調整其文法以呼應。而深化文字、刺激其發展、開發其彈性的則是詩詞文賦。假如我們不再愛詩、不寫詩、不讀詩,或光曉得擺弄出一堆爛詩來,漢字的前途也就走到盡頭了。

 

9、我们应该怎样“学字”,从而掌握汉字的精髓,认识汉字的灵魂?

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古琴美學

$
0
0

群己之間:古琴美學的兩型

龔鵬程

目前古琴主要是“詩言志”的,操縵者用以抒自己的情言自己的志。這種形態,大約自宋明以來已然。如今論古琴文化者,大抵也都就此立論。然而,古琴在先秦兩漢魏晉隋唐就是如此嗎?或只是如此嗎?在雅樂體系中,琴就很少孤立獨奏,多用於禮儀場合,且多與其他樂器配合。可見它和詩類似,既要講“詩言志”,還要講“詩可以觀、可以群”,群與己不可偏廢。現在談古琴者,皆患偏枯。

 

一、遺世獨立的琴

琴,在現代,提倡者無不強調它的幽人性格,遺世獨立、高冷孤絕。這種性格,論者或與君子之德結合起來說,或說仙家高士,或比附枯禪。演奏時則以獨奏為之。

   這可說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對古琴的基本認識甚或是唯一認識,也是我們現代的古琴傳統。

   1956年,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即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进行過普查。其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此基础上编辑了《琴曲集成》等大型古琴谱集。

    《琴曲集成》第一册《碣石调幽兰》、《古怨》、《事林广记》、《太古遗音》、《太音大全集》、《神奇秘谱》、《五声琴谱》、《浙音释字琴谱》、《谢琳太古遗音》、《黄士达太古遗音》、《发明琴谱》、《梧冈琴谱》第二册《风宣玄品》、《琴谱正传》第三册《西麓堂琴统》、《步虚仙琴谱》、《杏庄太音补遗》、《杏庄太音续谱》第四册《太音传习》、《五音琴谱》、《重修真传琴谱》第五册《琴书大全第六册《玉梧琴谱》、《三教同声》

第七册《绿绮新声》、《真传正宗琴谱》、《阳春堂琴经》、《阳春堂琴谱》第八册《琴适》、《松弦馆琴谱》、《理性元雅》、《乐仙琴谱》第九册《思齐堂琴谱》、《太音希声》、《古音正宗》、《中洲草堂遗集》(节录)、《义轩琴经》、《陶氏琴谱》第十册《徽言秘旨》、《徽言秘旨订》、《大还阁琴谱》、《重修真传琴谱》第十一册《槐庵琴谱》、《臣卉堂琴谱》、《友声社琴谱》、《琴苑心传全编》第十二册《琴学心声谐谱》、《和文注音琴谱》、《松风阁琴谱》、《抒怀操》、《松风阁瑟谱》、《松声操》、《德音堂琴谱》第十三册《琴瑟合璧》、《琴谱析微》、《蓼怀堂琴谱》、《诚一堂琴谱》(附琴谈)第十四册《琴学正声》、《响山堂琴谱》、《澄鉴堂琴谱》、《五知斋琴谱》第十六册《颖阳琴谱》、《兰田馆琴谱》、《大乐元音》、《研露楼琴谱》第十七册《琴香堂琴谱》、《自远堂琴谱》。

    其中,理性元雅、诚一堂、德音堂云云,顯示了儒家宗旨;步虚仙琴、太古遗音、大音希声、松风阁之類則有仙趣;三教同声這樣的名稱,亦表明了它還常有佛教氣味。佛教的琴曲琴譜,如枯木禅琴谱中的《独鹤与飞》《水吟》《那罗法曲》《枯木吟》《莲社引》之類,大家也是熟悉的。

     而據枯木禅琴谱》中《历代圣贤名录》說,佛教徒的琴家和其所作琴曲有:僧觉道作《鹤鸣九皋》;王摩诘作《春江送别》;僧智和作《释谈》、《清夜闻钟》、《松下观涛》;苏东坡作《四乐吟》、《思君操》;僧义海作《瑶天笙鹤》、《双清吟》;僧省涓作《石上流泉》、《白云操》等。可見佛琴亦為琴中一大支脈。

    這是琴譜名稱及內容上就可以明白的。理論方面,近時大家最喜歡援引的是明代徐上瀛《琴况》,以二十四品論琴,曰:和、静、清、远、古、恬、淡、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許多人把這二十四況當成琴的通則去闡釋,大談特談。

    殊不知它強調“地不僻则不清,琴不实则不清,弦不洁则不清,心不静则不清,气不肃则不清:皆清之至要也,而指上之清尤为最”,要让人从琴音中感到“澄然秋潭,皎然寒月,然山涛,幽然谷应,始知弦上有此一种清况,真令人心骨俱冷,体气欲仙矣。”講的其實是仙家之琴,因為它原本就收錄在《大还阁琴谱》中。大還者,還丹也。

仙家論藝,故曰:“琴之为器,焚香静对,不入歌舞之场;琴之为音,孤高岑寂,不杂丝竹伴内。清泉白石,皓月疏风,自得,使听之者游思缥渺,娱乐之心不知何之,其之谓淡。舍艳而相遇于淡者,高人韵士也。而淡固未易言也,祛邪而存正,黜俗而归雅,舍媚而还淳,不着意于淡而淡之妙自臻。吾调之以淡,合乎古人,不必谐于众也。每山居深静,林木扶苏,清风入弦,绝去炎嚣,虚徐其韵,所出皆至音,所得皆真趣”(淡况)。又說琴的古,可使“一室之中,宛在深山邃谷,老木寒泉,风声簌簌,令人有遗世独立之思。”

由此等言論及文獻看,即可知我們現代承繼的,其實是一種深受仙家與佛徒氣味濡染的琴學。在此中,雖然也講儒家琴德,但雅人深致,亦自以離俗為高,不覺與釋道相近矣!

 

二、合群奏樂的琴 

但琴在古代真的即是如此嗎?恐怕大有不然。

(一)

首先從史料文獻上看:《隋書·音樂志》記載琴就是清樂諸器之一,是與其他諸器合奏的。這些樂器包括鐘、磬、瑟、擊琴、琵琶、箜篌、築、箏、節鼓、笙、笛、簫、箎、塤等。

《通典·音樂》則謂清樂有鐘、磬、琴、一弦琴、瑟、秦琵琶、臥箜篌、築、箏、節鼓、笛、笙、簫、箎、葉。新舊《唐書》所載大抵亦如此。唐代琴另有一弦、三弦者,還有擊琴,故單獨稱琴者,即今之所謂古琴也。

可見隋唐時期,琴在清商樂中是與管弦及敲擊樂各器合奏的。與現今樂隊中不用琴,琴只獨奏之情況頗異。

古琴僅用於清商樂,是因西涼樂和龜茲樂都不用琴,其弦樂以搗箏、彈箏、箜篌、琵琶為之。可能也用阮。因為敦煌莫高窟第一四八窟、第二二零窟所繪圖像,看起來都是龜茲樂而弦器均有阮。

(二)

琴在敦煌莫高窟壁畫中常見,據牛龍菲《敦煌莫高窟壁畫樂器資料分期統計表》估算,古琴圖像甚至多達六十一個。這其中當然不少仍有疑義,有四十二個絃樂器,鄭煒明、陳德好《敦煌莫高窟畫中的古琴圖像研究》已排除了,認為不是琴。但琴參與伎樂合奏是無疑的。

如第一七二窟南壁觀無量壽經變之菩薩伎樂即是。

第四二零窟主室窟頂西坡、第三二九窟頂南坡之飛天伎樂彈古琴,也是作為整體伎樂之一部分。

第四二三窟西坡一菩薩站立撫琴,與三二二窟窟頂南坡飛天伎樂一樣,亦為整體伎樂之一部。

 

相似者尚有敦煌榆林窟第三窟南壁菩薩伎樂。此圖通稱為巾舞獨舞及樂隊圖,可見奏琴屬於樂隊之一部分,研究者並無疑義。

另莫高窟第一五四窟及第八五窟《報恩經變·惡友品》中一般稱為“善友太子彈琴圖”的,是否確是古琴尚有疑問,則可姑且不論。

(三)

琴與其他樂器合奏,在俑和畫像石上也可看得很清楚。如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木質琴器俑,雖然一個個俑是獨立的跽坐撫琴狀,可是背後還有吹笙俑與之配合。

成都昭覺寺宴樂畫像磚則為上方跽坐四人奏樂、宴飲,下方鼓舞。其中左上方有一人雙手撫琴。

四川彭山江口鎮梅花村漢墓西王母神獸奏樂畫像磚,也是上部為西王母圖,下部神獸奏樂,其中熊形神獸跽坐撫琴。

河南新野後崗伎樂畫像磚則是笙和琴合奏的。三人並列跽坐,左者吹笙;中者雙手置胸作拍擊狀,似謳歌者;右一人膝上置琴,雙手撫奏,六弦。

甘肅酒泉果園西漢墓伎樂畫像磚更特別,乃是兩人跽坐,左側彈箜篌,右側撫琴,琴置膝上。

又,河南新野樊集豎磚樂舞畫像磚,上半為弋射圖,下半為樂舞,共七人,右側兩舞伎,左側三舞伎。左側中者跽坐,琴置膝上,雙手按弦。

甘肅酒泉西漢村魏晉七號墓伎樂畫像磚,二人,一彈琴,一彈三弦。

(四)

以上這些文獻及實物資料,都顯示了:漢魏南北朝隋唐期間,琴並不是孤芳自賞、自彈自唱、自娛自樂的樂器,或不僅僅是。在大多數場合,仍參與著樂隊的合奏。就算獨奏,也未必皆如王維詩所說是:“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乃是可驚四筵而未必僅能適獨坐的。

如甘肅嘉峪關新城一號墓宴樂畫像磚,雖是一人彈琴,但對面三人顯然正在酒席上,可見乃是召琴師鼓奏以侑酒之性質。此在後世,或將以為有辱琴之清品,在當時卻是常事。

四川大邑縣董場鄉六博樂舞畫像磚,畫的也是宴飲場面,歌舞博戲,而有鼓琴於其中者。

 

三、詩禮用樂的琴

而這種情形,我以為乃是沿襲於古代的,非秦漢以後禮崩樂壞使然。

(一)

以詩考之,先秦大射、賓射、燕射,都是先金奏王夏、肆夏;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再管奏新宮,金奏及石奏騶虞、貍首、采蘋、采蘩;接著弓矢舞;再合奏陔夏,笙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台、由儀;最後合奏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前面金奏笙奏石奏,或用鼓,乃是管樂與打擊樂,後面的合奏則弦管俱作。琴為弦樂之首,例不能無之。

又,先秦奏詩,無獨用弦者,其情況亦可與此同觀。大祭、大饗、燕禮、視學養老、鄉飲酒禮等俱皆相似。

這是就行禮時用詩之儀說的。

(二)

若就詩本身來看,周南關雎已說“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用於房中樂,鄉樂,則合樂時必是琴瑟鐘鼓並作的。

《定之方中》講:“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女曰雞鳴》說:“琴瑟在禦,莫不靜好”;

《鹿鳴》說:“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棠棣》說:“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鼓鐘》說:“鼓鐘欽欽,鼓瑟鼓琴”;

《甫田》說:“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小雅·鹿鳴》:“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這些詩,都是描述琴與瑟乃至鐘鼓合奏的。單獨講琴的,只有《車轄》:“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和《車轔》:“既見君子,並坐鼓琴”,前者還只是形容六轡。

倒是瑟還有一處講它單用的:《山有樞》:“子有酒食,何不曰鼓瑟?”

可見琴瑟雖可單奏,但恐仍以合奏為常,特別是聚會場合。鼓瑟,據《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用二瑟,大射用四瑟。鼓琴時會不會也如此呢?應該也是的。浙江紹興獅子山三零六號戰國墓銅屋內兩件琴器俑,或許就表現了二琴並奏的情況。

(三)

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來,所傳詩譜,如朱載堉《風雅十二詩譜》、張蔚然《三百篇聲譜》、陳澧《風雅十二詩譜考》、《律音匯考聲字譜》等,雖皆只把一首詩做一個整體看,一字一音,標識其聲。

但依乾隆《欽定詩經樂譜全書》卷一及卷十五所載演奏譜可知,奏詩時正是諸器並作的。鐘磬琴瑟音皆不同,所以才能相和相發,我以為這符合演出之實際。而琴在具體演出時如何與諸器相配合,也由此可以一目了然。

(四)

也就是說,琴,自來在琴人自娛適性之外,還有合眾演出的傳統。考之於文獻、徵於圖像石刻,灼然無疑。孔子曾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前三者,尤其是群,恐怕現在我們說的這種遺世獨立、自適娛情之琴就不太能做到,只能見諸周秦漢魏南北朝以降那種合眾演出之琴。

 

四、取途方外的琴

既如此,接著我們就該追問:為什麼古之琴可以群可以怨,後世卻哀怨獨盛而合眾之道罕聞?

消息之機,或可以由嵇康《琴賦》見之。嵇康此文一開頭,就批評一般才士鼓琴:“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緣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

琴是樂器,卻也是禮器,其音以中和為貴,本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可是琴人演奏,為了動人,越來越追求聲音和情感的表現,故出現他所批評的“哀怨”現象。

哀,一指聲音高越,所謂“哀音激楚”,凡誇稱繞梁三日、聲動屋塵者,俱易動俗耳之觀聽;二指情感之激動,能催人淚下。嵇康反對如此,認為這樣的哀音並非中和之道,琴應該是紓解哀怨的。

他另作《聲無哀樂論》,其實也針對這一問題。說這些哀音感愴者,實僅為一種技巧。演奏者本人並無真實的情感哀樂,聲音本身也無所謂哀樂,僅是用一種技術在催動著聽者的感情罷了。

由嵇康的批評可知:琴之趨於哀怨,在魏晉久已成風,其原因乃是琴家追求技術表現以動流俗。

嵇康反對此風。但其反對之法,似乎反而助長了這種趨勢。為什麼?因嵇康論琴,首先就將之定義為:“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把琴作為處窮獨之時宣導情志之器,其道雖可紓解哀怨,但仍屬於對哀怨的處理,且當然會與合眾樂群者益遠!

其賦首先歌頌林壑清美、琅玕珍怪,接著說:“於是遁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制為雅琴”。於是琴就成為幽人隱士之器了,琴德愈高,琴勢乃愈孤。遂非合群之物,徒顯其離群索居之狀而已。

嵇康此舉,殆與當時一種高士琴風相呼應。琴由古代的君子之器,漸成高士之娛,與漢畫像磚所顯示的伎樂宴饗情境遂邈焉異趣矣。演奏者不再“演”了,奏時的場所也由“歌舞地”轉入“寂寞鄉”,文人高士、幽居遁世者,遂成為這類琴風最主要的提倡者與踐行者。

隋唐以後,琴之文人化愈甚,話語權不在樂工而在文人,因此雖清樂仍以琴與諸器並奏,但文人所重,已不在其合樂而在於分,表彰幽獨、清冷自喜。

    但我們看唐代谢观的《琴瑟合奏赋》仍是說合奏。 薛易简的《琴诀》提出的琴德是:“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觀風教、壯膽勇,都不是清逸自娛的事。楊師道《詠琴》則云:“久擅龍門質,孤竦峰陽名。齊娥初發尋,趙女正調聲。嘉客勿遽返,繁弦曲未成。〞以琴遲客,顯然當時也仍屬常事。

    至於李頎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戌蒼蒼烽火寒,大荒沈沈飛雪白。先拂商弦後角羽,四郊秋葉驚槭摵。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為靜其潻,鳥亦罷其鳴。烏孫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哀怨生。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墜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長安城速東掖垣,凰凰池對青瑣門。高才脫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云云,更說明了當時琴與胡笳尚不相遠,故能將胡笳曲翻成琴曲。

    這樣的琴曲,也絕對不會是清、微、淡、遠的,毋寧更接近沈佺期《霹歷引》“歲七月火優而金生,各有鼓琴於門者,奏霹靂之商聲。始戛羽以騞砉,終扣宮而碰駖。電耀耀兮龍躍,雷闐闐兮雨冥。氣嗚唅以會雅,態欻翕以橫生。有如驅千旗,制五兵,截荒虺,斬長鯨”這樣的風格。

    因此,琴之更進一步的文人高士化,可能還有待於宋代。南宋时期,浙派之特点已是清、微、淡、远。毛敏仲、徐天民曾編《紫霞洞琴谱》;毛傳《渔歌》《樵歌》《山居吟》《列子御风》《庄周梦蝶》等曲。莊列遺風,不消說,當然是具有仙家氣息的;紫霞洞,也表明了他們修真慕道的背景。

    他們的影響深遠,元代《霞外琴谱》一书,即其繼聲;明代朱權《神奇秘譜》亦然。《神奇秘谱》全书共分三卷。上卷称《太古神品》,收十六首作品。中、下卷称《霞外神品》,收四十八曲。霞外自稱,已自道淵源了。因此朱權論琴,特別提及黃冠,其書序說:“琴之為物,聖人製之以正心術、導政事、和六氣,調玉燭;實天地之靈器,太古之神物;乃中國聖人治世之音、君子養修之物,獨縫掖黃冠之所宜。”聖人治世、導政事,固然是琴的老傳統,可是他將之接上了神仙道家之趣,於是琴就“獨縫掖(儒生)黃冠之所宜”了。

與朱權時代相近的冷谦,也很重要。他是著名的道人。号龙阳子,著有《太古遗音》一書。他的《冷仙琴声十六法》則见於明代项元汴的《蕉窗九录》。十六法:轻、松、脆、滑、高、洁、清、虚、幽、奇、古、澹、中、和、疾、徐,實即徐上瀛《琴况》之先聲。

    琴既已如此仙化,佛化也當然隨之展開。前文所舉《枯木禅琴谱》就是一例。此譜是廣陵派主要琴譜,而廣陵派在近代的影響,眾所週知。整個琴壇,自然就滿是幽人、高士、枯禪了。

   

五、廣大悉備的琴 

    琴在明代以前,絕少自稱為“古琴”的,此後則好稱其為古琴。古,看起來是指來歷,其實不然,因為吹竹擊缶也都很古,甚且可能還更古於琴。古,講的是風格。而這種風格,指的就是它遠離現世人間煙火的孤高之感,遺世超舉。所以它高潔清虛、幽奇古澹、和靜恬逸。

   但我以為琴不是本來就如此的。

   如上所述,琴本詩禮合樂之器,聖人製之以正心術、導政事、和六氣,調玉燭;乃中國聖人治世之音、君子養修之物”,是要燮理陰陽、教化群氓、導政風世的,並不只用於君子內養。其演禮用樂時,琴也必須廣協眾器。

   漢魏以降,先是技師以危苦哀怨為美,而反激出了逆俗為高的遁世之琴;然後一步一步發展到宋明,方外之氣乃愈來愈重,並與君子內養之需求結合起來,在這個意義上講《三教同声》

    可是這種三教同聲,可能呈現的只是佛道化了的儒家。整體看,尤以道家氣為重。

    我不反對這種古琴觀,但我覺得這畢竟是窄化了的古琴觀,更會讓人對周漢隋唐之琴學琴文化產生誤解,對儒家琴學琴道之理解與發展尤其不利。

因此我想回到孔子論詩所說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來說。

宋明以後之古琴美學,乃是“詩言志”的,與詩相似。然而它無疑只偏於可以興可以怨。興於感動,怨悱不怒,故特顯其清和高遠。但在可以觀風俗、觀政教、觀盥祭;可以群眾庶、合眾器、通人我等方面,卻不免還有所欠缺。故自適其志則可,要化民成俗,則無此等器量。演奏時,如何與笙簧鐘鼓簫瑟管板相和,也就難以講求了。對現在這樣偏枯的趨向,我們恐怕需要開始有點省察才好。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談易:32\33\34\35\36\37

$
0
0

龔鵬程談易:大壯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

这是大壮卦的爻辞。大壮,就是非常壮。雷在天上,刚而又刚,其壮可知,乃正大刚直之象,故彖传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一般说来,此卦当然是吉,但细看就须注意其中取象的深意。

通常乾卦可取象为龙为马;震卦也可取象为龙与马,可是此卦震上乾下,却取象于羊。羊,据《说卦传》,应是“兑为羊”才对,为何此卦大壮而取象竟是羊呢?

龚鹏程谈易三十二:越是顺的时候越要非礼勿动

民国以来,有一派讲史事易学的先生们喜欢以考古的方式挖掘《周易》之原貌。认为《周易》既作于殷周之际,卦辞爻辞自应会与当时史事有关,当时人取占吉凶,才会一看就懂。这个解释方向是对的,像本卦六五爻辞说:“丧羊于易,无悔。”就与殷商一位先王王亥有关。

王亥的事,在殷墟卜辞中常见,世次可能还在商汤以前。《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柳宗元在解答《楚辞·天问》的《天对》篇中则说:“亥秉系德,厥父是彰。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讲的都是王亥在易或扈那里牧羊而结果失败的故事。本卦讲他丧了羊,旅之上九又说他:“丧牛于易”,正与《山海经》、《天对》所述的故事吻合。本卦专就羊讲,即与它采取这个故事有关。

但王亥牧羊也牧牛,为何本卦不就牛讲呢?这就不能仅考证卦事,而更要注意卦义了。

本卦雷天大壮,乃是个刚动贞吉之卦,可是“王亥丧羊”明显不是美事,缘何取象于斯?原因就在于本卦有个微意:刚而震动,大壮其刚,内中其实就隐含凶险,因为物壮则老、过刚易折,是以尤须谨慎,否则就会遭逢不幸。

这才是本卦的“卦眼”。象传说:“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就是这个意思。取象于羊,即因为羊虽然也有角,也会横冲直撞,却毕竟力量还弱,有柔弱之象,跟龙马不同。而本卦正是要提醒人刚中仍须有柔的。非礼弗履,就是具体的行为准则。如果乱来,一味蛮干,那就糟了。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便是蛮干。脚乱动,想凌践它物,或不应出征而出征,都会遭殃。

九二:“贞吉。”象曰:“以中也。”中道而行,当然贞吉。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小人用其壮,自以为得计,结果就如羝羊触藩,把角都缠住了。君子则不然。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这个时机就好多了,藩篱破了,羊角不会被缠住了,是可以勇往直前的时刻了。所以说好像一辆装满了车厢的大车,可以往前直进了。輹就是腹。

本爻仍应注意不可冒进,故王弼注说:“下刚而进,将有忧虞而以阳处阴下。行不违谦,不失其壮。”换言之,之所以可以前进,条件正在于“行不违谦”。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孔颖达疏云:“违谦越礼,必丧其壮。”违谦越礼,罪有应得,故也没有什么可咨悔的。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这时羊卡在篱藩中,不能进也不能退,什么都干不了,因此无任何利益可言。但大壮卦是勇往直前之卦,此时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住,能坚持就能成功。故象曰:“艰则吉,咎不长也。”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啦!

本卦乃教人处顺势时的作为。此时尚须非礼勿履,何况平日?孔子教颜渊克己复礼,说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即与本卦有关。

龚鹏程谈易三十三:君子进取必须以德自辅

君子以自昭明德。

晋卦的象辞。晋卦,坤下离上,乃地上有火之象,所以有光明之义。晋字本身又是进的意思,故此卦进于光明,是很吉利的卦。

卦辞说:“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夜三接。”康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为周司寇,封于康,故称“康侯”。锡既可解释为赐,也可解释为进献。锡贡,指武王赏赐给他很多马匹,或他进献了许多马匹,所以王对他很好。昼夜三接,三接是古代王者接见诸侯之礼,《仪礼·觐礼》谓:延升为一接;觐毕,致享,升致命为二接;享毕,王劳之,升成祥为三接。不是指一天接见了三次,只是说王早晚都要接见他,特见亲厚。

龚鹏程谈易三十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易经》传统上有伏羲画卦;文王演易,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而卦爻辞为周公所作之说。本卦卦辞以康侯为喻,似乎也可证明这一点。

而以康侯献马或得赐许多马为说,应当也与武王伐纣的时事有关。兵阵车战,马良者胜,故马不仅要多还要好。有此配备,方能进取。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晋是前进,摧是摧折受挫,因此自何晏、王弼以来多解说是君子欲进而见摧,故只能坚贞自守,以免咎厉。其实不然。本卦乃进取之象,本爻初进,便能摧敌廓阵,建立首功,所以才贞吉。旧说把摧解成退,或说是自己被摧折了,都太迂曲。“罔孚,无不信孚也,故裕,无咎”。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晋而愁,王注孔疏及朱熹都说是因欲进而无援之故,可是假弱如此,怎能贞吉?可见本爻与前一爻的情况相同,解者没抓住整个卦的卦性在于进取,故只能歧出乱解一通。其次,他们对“愁”字也不免望文生义,以为就是忧愁之愁。其实愁作忧解,乃后来之事。早期愁多解为“坚固”。《乡饮酒义》:“秋之为言愁也,愁,坚固也。”又《周礼目录》:“秋,遒也”。因此本爻是说坚定地前进,贞吉,而且可以获得女方亲族的支援。

前面卦辞已说康侯极获武王的亲待,此处又说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指女方或另一方与我亲厚之力量的支持,自然如虎添翼,锐不可当了。

六三:“众允,悔亡。”王注与孔疏都说本爻处非其位,是以有悔。不是的,“众允,悔亡”是说大家都信服你、支持你,当然悔吝俱消啦!象传说:“众允之志,上行也”就是这个意思。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鼫鼠到底是什么鼠,各家解释不一。郑玄说就是《诗经》的硕鼠,陆玑说应是雀鼠,也有人说是蝼蛄又名鼫鼠,一般则说是鼯鼠。但不管是什么鼠,此爻都是说进取而若仅能如鼠辈一般,那也就无啥可观了。象传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本卦处处要注意到中正与光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进取者须取大遗小,有失勿恤,勇往直前,自能大吉。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晋卦是进取的,但进之不已,进到头了(角,就是头顶了),此时便须注意亢龙有悔的问题。若仍一味进取,自然将与人产生冲突,要打仗。打仗也无妨,此时气势正旺,因此也能打赢,也可无咎。只不过善战者不战,伐国伐城者为下,本爻维用伐邑,毕竟仍落了下乘,因此象传说:“维用伐邑,道未光也”,在道德上还须再予提升。才能近悦远来、不战而屈人之兵。

龚鹏程谈易三十四:君子处困境守志自持

    内难而能正其志。

明夷卦的彖辞。明夷是离下坤上之象,恰好是晋卦的对反。火光被压入了地底下,故曰明夷。乃君子贤人蒙难,时局不佳之时。彖传用文王拘羑和箕子处困来示例,所以是个极艰困的卦。

从前台湾有位“教育部长”,本是有名的古史专家,还当选上中研院院士,但其语文知识往往令人称奇,曾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德业,用“音容苑在”来吊亡者,舆论大哗。后来大家发现他居然把儿子取名为明夷,就更觉无语了。不知他跟儿子有什么仇,为何要给他取这么糟的名字。夷,古代有伤、诛之意,序卦传解夷字用伤义,杂卦传解夷用诛杀义,都是指光明受损受伤了,与《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相通。指一个昏暗的时代。

龚鹏程谈易三十四:内难而能正其志

处此不好的时刻,君子该怎么办呢?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在明夷之时,君子既不能用世,就只能隐遁、远离。而且切莫高调地走,只能夹着尾巴走人。飞而垂其翼,就是夹着尾巴走人的意思。赶紧走,饥不遑择食,故曰三日不食。出走,也别想着要去投靠谁。在这个当口,无论去哪,别人都会啧有烦言、都会有话说。

这种情况,若另由积极面说,则是君子处此浊世,宜谋道不谋食,不要委曲自己及自己所应守的道义,只为了找口饭吃。象传说:“君子于行,义不食也”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若不能远走、退遁,仍须用世,则这时就要柔要下要弱,犹如走路仅用左脚。左脚是较右脚力弱的呀!或设法找到马来协助自己,这样才能获吉。朱子说:“文王囚于羑里,后散宜生献文马,遂得脱蹄,亦其象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南方有火象,表示时虽明夷,但光明的力量已出现了,昏庸的君主或主要的困难已被推翻了或取代了。可是老百姓被昏愚已久,仍未完全觉悟。这时就只能期待教化缓缓改变,不可着急骤进。武王伐纣时,曾一度兵集于孟津,但终究不敢冒然进兵,退回去,待时再起,便与此爻相似。《史记·周本纪》:“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子出门庭也。”左,仍是卑顺的意思,指人能洞悉明夷的真正原因,犹如入人腹心,知其底里,如此才能开始行动。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举箕子为喻,说君子处明夷之世,应如箕子那样,“执志不回,暗不能没、明不能息、正不忧危”(孔疏),所以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仍是讲这个晦暗不明的时代。本来应烛照于天的火光,现在压入地下了。补充形容君子处屯晦之局的情况。

另一说谓此非指时世,乃指不明理之妄人。因君子是能正其志的人,小人则不能。故虽原先占据了极高的地位,影响也很大,后来却沉沦了,为世诟厉。汉代应劭说:“初登于天者,初为天子,以善闻于天也。后入于地者,伤贤害仁,佞恶在朝,必以恶终,入于地也”,指的是纣王一类人物。

总之,这是教人善于在逆境中自处的卦。明朝灭亡时,黄宗羲曾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即是用这个卦义在讲自己的主张。居晦暗之世,君子守正自持,将来自有志业大行于天下之时的。

龚鹏程谈易三十五:传统中国家庭女人来做主

男女正,天下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这是家人卦的彖辞。家人卦是离下巽上。离为火,巽为风,火得了风,当然炽盛。但风在火上而不是下,故有柔顺之象,这火不是外炽型的,只是内里旺。可是旺不伤人、盛不损物,能显柔和之德。用以形容家人和睦、家庭兴旺,是极好的卦。此卦系在明夷之后,也可说是否极泰来了,天下之生机,就蕴育于家庭之中。

龚鹏程谈易三十五:中国家庭女人来做主

本卦重点在女人,因此卦辞说:“家人,利女贞。”家是以女性为主的。

许多人骂中国传统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说古代是男权社会或父权家庭。殊不知中国人重视家的价值,而家是以女人为主的,故卦言家人,立刻说“利女贞”。象传解释:“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家,因此家中以女为主,是被《周易》经传视为天地之大义的。

今人熟悉近代西方女权之说,闻此大义,不免倏兴反对之思,不晓得西方女权主张另有脉络。所谓女权,肇因于西方自古不把女人当人,故女人无人权,没有作为正常城市公民的各种权利,与奴隶、儿童、猪羊、财产等类似,所以才要争取女权。而女人能争取到人权的时代甚晚,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而当时社会上之所以支持女人拥有这些工作权财产权等,则是因为工业发展需要大量人力,妇女与小孩可提供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机械,如织布机、缝纫机等新家具的使用,又令妇女不须花太多时间做家务劳动,可外出挣钱了。因此女权运动伴随着妇女走出家庭的态势,并把这种态势合理化,说成走出家庭就是挣脱了束缚。

在这种走出家庭、取得人格自主、工作自由、经济独立的女性醒觉意识型态迷思中,翻翻滚滚迄今,女人才感叹:女人越来越像男人了。打破性别意识的女性意识,恰好丧失了女性的意识,处处类同于男人。

其次,女人终究承认了女性毕竟远较男性更重视家庭的价值、家人亲密的关系,而这恰恰又是现代社会最不能使女性身心得致安顿的一点。现代女性,往往在兼顾家庭与社会事业两方面,心力交瘁。

中国自来无西方女性不是人、无人权之问题。对女人,另由社会及性别角色分工之原理上说主从。例如家就是以女人为主,以男为从的;社会反之,以男为主,以女为从,所谓男主外女主内。

主从关系,《易经》另用正不正来说,则是因这里还涉及伦理要求。正位的含义,是说在这个位置上须正,须符合伦理要求,这要求就是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每个人要如他的角色所应该的那般,父亲就要有个父亲样,兄弟就要像个兄弟样,各有相应的伦理要求,父要慈,子要孝,兄弟要友爱,夫妇要和睦等。此曰正位。

可见此中不是压制性的权力概念,而是相对的伦理义务。贯穿这些义务的核心则是相爱的精神,故九五象传说:“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家中人人都应摆正自己的位置,可是最关键的仍是主人,亦即我们平时说的女主人:主妇。

故初九爻辞曰:“闲有家,悔亡。”闲是防闲、整饬的意思。家整饬了,就不会有悔咎。如何整饬呢?六二答:“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有主妇主中馈,就无不遂了。

社会上各餐馆的大厨,尽多男性,家中掌勺的却主要是女主人。“主中馈”代表主持家政大计,攸关全家的肚皮,影响着家风,关系家族之兴衰。故九三接着说:“家人嗃嗃,悔厉;妇子嘻嘻,终吝。”若家道失教,搞得气氛僵硬了,人人都不舒服,当然不好,悔其刻厉。反之,若家中应对无度、起居无节、慢侮嬉戏、毫无规矩,这个家也是糟糕的(嗃嗃,是严厉的意思)。

所以妇主中馈,犹如掌舵一般,假如她能使人人都能正位而为,那么这个家庭就会大大地兴旺起来。六四爻辞说:“富家,大吉。”象传解释道:“顺在位也”,便是此意。

这称为家道。家道若正,天下也就正了。后来《大学》说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亦同此。

近世受西方政治学影响的学者,又每要批评家与国不是一回事,不应用同一理则来面对。家是私领域,国政是公领域,能齐家者未必即能治国,一国之领袖,其家人伦理亦未必即能圆满等等。这些人脑子灌了水,不好与他争辩。其实也不必争,只须想想:每个家都家道不正,社会能正吗?国家会康旺吗?家里人都不能相爱、都不能摆正自己的伦理位置,到社会上去能不相斫相争吗?

龚鹏程谈易三十六:阴阳互异 和而不同

龚鹏程谈易三十六:阴阳互异 和而不同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

这是睽卦的彖辞。睽,兑下离上,火动于泽上,其势必然不旺,故曰睽。

睽是乖违之意,犹如水泽与火,其性乖二,不能相辅相发,因此不太吉。

龚鹏程谈易三十六:阴阳互异 和而不同

不过,火在泽上,也不至于产生水灭了火的情况,故也不算太凶。卦辞说:“小事吉”,就是这个意思。毕竟还有火,火象征光明,其势虽不旺,仍是吉象,所以说是小事吉。

这种睽离不通的情况,彖传用“二女同居,其志不同”来形容,乃是顺着上一卦家人卦讲女人来的。家人卦好,是因家有女主,主持大局,且能“言有物,行有恒”“顺以巽”。可是若家中有两个女人操持权柄,那就不甚好了,如妻妾、如婆媳,虽不至于势如水火,究竟其志难以合同。

可是睽也并不完全坏,故彖传接着说:“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在志不能完全合同之际,若能善处,不柔僻也不刚决,能行中道,仍可小吉。许多家庭都是如此的,过来人皆能体会。

但睽之用不仅在于此,其实睽仍是可以大吉的,条件是必须两者相异。二女同居,其志不同,是因二女性质相同了。二同类之物相加相合,未必即能达到增益一倍的力量。反之,相反相异之物,若能善用,则水火不相害而相资,反倒可以获得辩证综合的效果。故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本卦上火下泽,本来是水火不和的,但在因机因时的情况下,却可以产生事同志通之效果。这点,实在给人无限启发,非常值得重视。

象传解释说这表示了“君子以同而异”。读者诸君想来都是知道,孔子曾说过,君子要“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与这里的“同”字看来不同,其实意义正相互呼应。和而不同,讲的是不同才能相应合;重其异,不喜欢雷同或党同伐异。此处讲君子虽目的相同,然达到同的方法却殊异。为什么相异反而可同,二者同者,反而不能相同呢?

《易经》本身是以阴阳立论的。阴阳互异,但有互补性。故有重卦,也可互变,所以有爻变卦变。互补互变之外,更强调睽而通、异类相感,因此才会说天地睽而事同、男女睽而志通。睽而能合、能同,这就是辩证性的思维,《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曾解释什么叫做和,说:“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济也”。便是发挥《易经》这个讲法。

他说的和,正是《易经》之术语,有时又称为中和或太和。所谓“保合太和,乃利贞”。这种和,也即是孔子所强调的,乃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之后异类之和,如水火之既济、如泽火之睽同。

中和之美、中庸之德,是我们中华民族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由此辩证综合而得。详细讲,可以引申万端,但其思路之起源大抵如此。

此理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教我们交友做事都应善于用睽。人都喜欢交同类之友,殊不知异类之人或许反而能与我们共成大事。《论语》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有一类解释就说这不是要把异端排除打压掉,而是要我们做人做事时都同时要考虑、掌握自己这一端之外的另一面(攻作治理讲)。这样才能避免祸害。此解亦本于睽卦。孔疏云:“能用睽之人,其德不小。睽离之时,能建其用,使合其通,非大德之人则不可也”,甚是!欲成大事业者,不可不特别注意这一点。

龚鹏程谈易三十七:命不好? 周易教你“造命”

龚鹏程谈易三十七:命不好? 周易教你“造命”

 


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卦的象辞。蹇是蹇难蹇困之意,艮下坎上,水在山上,岩险水积,故有道不能行之象。

此时如何才能走出困局呢?方法有二,一是利见大人,寻求资源,希望得到助力;二是反身修德,始能得道多助,突破蹇阻。两者之间,又以反身修德为先。

因此本卦初六又说:“往蹇,来誉”,象传曰“宜待也”。既见险阻,就不可冒然前进了。若往则蹇,故此时宜等待,未来才可有誉无毁。

九三“往蹇来反”、六四“往蹇来连”,大旨也是如此,都指蹇不可进,只能待机待时并加强内修。

如此,待到九五,才能“大蹇朋来”。上六更是“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终于获得朋友及大人的助益,转蹇为吉。

这卦看起来简单,但义理十分深邃,值得仔细玩味。

 

龚鹏程谈易三十七:命不好? 周易教你“造命”

首先,《易》乃占卜之书,原先是用来占示吉凶的。吉凶可占,就表示人的吉凶和命运是可以预测的。

因此一般都说是到了后来孔门讲易才强化它的道德义,使得它脱离了占卜命数预测的层次,显示了更多的个人自我道德修持成分、淡化了命数测算的部分,提升了它的境界,否则它就与一般术士的米卦、鸟卦、杂占类似。

但实际上孔门说理为何会选择《周易》这本书呢?必然是此书在各类占验卜算之中别具特色。古来相传它是由文王、周公等圣人所制,讲得如此郑重,也不会毫无道理。这道理,在蹇卦中便可略窥一二。

蹇是困蹇之象,表示命运在此时横遭困阻。占卜时,若占到此卦,肯定是不好的。但本卦最终其实还是吉,为什么?中间就有人自己的做为在。人处顺境,若应对不当,结果便可能凶。反之,虽处逆境,倘能善于自处,反可转危为安,趋吉避凶。因此,这不是一个定命论的观点,而是造命论。

定命论是一般占验命数说的基调,正因命已前定,故可以占而验之,可以预测、可以前知。各种占卜之法不同,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例如有人说命已定而运还可以因机因缘而改。又有人说运也一样有数,可以推断而知。还有人说能定的不是吉凶,而是性格。或又认为能定的因素不止在于你个人,还在父祖夫妻风水等因素。总之,命不能定就不能占,也不必占。

《易经》却是个特例,它是天工人成、“天人合发”的。天人合发,是后世道教圣典《阴符经》上的话,比一般说天人合一更贴切。天有天的力量,人有人的做为。一切事,不能只看天这一方面,而是天人合发才能形成一个结果的。

所以《周易》论命论吉凶,都是在卦象之中见到人的具体应对,应之善则吉,应之不善则凶,不会本质地定命地说占到此卦就是吉或就是凶。吉凶,依人之应对、做为而断,此所以为造命论。虽然它还不至于如后世某些人说“我命在我不在天”那样强势,但命运之吉凶得丧主要掌握在我自己手上是无疑的。

这种态度,卦爻辞中就可以看出来,不尽然都出自于孔门“十翼”之推阐,故是极可注意的。后世术士说易,偏于定命,故于易学中为偏门,非正宗也。此非儒士打压他们的结果,就《周易》本身说,以定命之立场论之,也终究不契。

强调自己造命,所以要自反自省。这自反自省也是中国学问之精要。孔子说“克己复礼”、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都是反身修德之事。这是内在的工夫,存诚克己,修人爵以待天寿。象传形容说是:“内喜之也”,所以是快乐而不是禁欲型的,可获得内在的充实、饱满、喜悦。

儒者之学,此即是矣。如此才能“大蹇朋来”,获得同志朋友的帮助。《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之谓也。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傳統水墨的現代開發

$
0
0

《诗书画杂志》策划了李津、靳卫红“男·女”年度展,命我就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由两位艺术家在纵向的文脉继承及横向的域外艺术联结部分,隨意談談。

兹事体大,恐怕也难讲得清楚,姑且就水墨人物画所涉及的当代艺术情境略談两句。

当代水墨,向来是个“问题”。2014年四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策划了一場“水墨艺术:在當下中国的一脉相承”展览。展出者均为中国当红的一线画家,如徐冰、蔡国强、曾梵志、杨福东、邱志杰等。这,看起来应該是很重要、很有看头的,然而它却被纽约的时报评为年度“十大最不值得看的展览”。

为何评价如此之差?芝加哥艺术学院蒋奇谷先生认为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这些艺术家只是有名而已,其实卻多与水墨无甚关联,很难代表当代水墨之发展。二是把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凑在一起,而以这个名目来办展览,背後乃是资本运作使然。也就是说:是收藏家借此增益作家及作品之市场价值罷了。这个“资本对艺术的操控”问题,也是整个当代艺术的大问题。三,更深入的,要问中国当代水墨究竟能对西方艺术提出什么新的价值观?如果没有,那么西方人为什么要来看?不受欢迎,也就是必然的。

中国当代水墨到底能对西方艺术提出什么新的东西?

目前似乎还看不到答案,因为整個中國当代艺术基本上就是学西方的,只是人家的模仿者或学習生,然後便以此自称具有国际性、普遍性。

可是水墨毕竟是中国的,中国水墨乃因此而成为当代艺术中真正能具有突破性的突破点。

但不幸传统水墨之现代表现,历来也是争议極多的。一般均认为传统水墨很难表现现代物事,但实际上,传统水墨在山水、花鸟翎毛等題材方面并没什么大问题。现代山水仍是古代那樣的山那樣的水,故画山水之方法沒道理不能通用于画眼前的山水。花鸟翎毛,情况也一样。问题比较大的是器物和人物。

古人常画宫室等居住空间,也常画文玩清赏之物。今人若要画居住空间,这空间却已改变了,衣服饰器亦已完全不同,如何处理?

人物方面,情况略似。当然,画道释人物毫无问题,今之道释大体仍如古之道释,故无问题。仕女呢?现代的传统水墨画家也仍常画仕女,张大千甚至还画過现代摩登女性,以暗符佛经所谓“摩登伽女”之意,效果也不错。可是大部分仍是成问题的,高跟鞋、晚禮服就不好处理,现代女性意识更难表达。画男人也一样,传统上主要是画高士,现代男人西装革履、ㄒ恤牛仔褲,怎么看也不像高士。

從道理上說,从前邵博《邵氏闻见录》即曾记载:“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尝谓康节日:‘先生可衣此乎?’康节日:‘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温公叹其言合理。”

古式袍服只在特定时空环境中還可用著,例如作为祭服、礼服或私服。一般常服,歷代都用时装,现在当然也是如此,现代水墨自然也应該画时装。只是時裝如何表現其美感,仍是一個問題。

而且当代水墨还不只是畫古装或畫时装的問題,更常有不穿衣的问题,直接画身体。如这次靳卫红基本就是画女性裸体。而裸体在古代水墨中向来是没有的。传统人物画中,部分裸露者只有奴隶、力士、役者、罪犯等。

值得思考的,还不只是上述各点,更在以下个方面。

一是笔墨技法。

人物画的水墨技法其实较为简略单调。这种简单,由时间上说,宋以後之水墨传统就比它之前简单。张大千之所以要远赴敦煌去临摹六朝隋唐壁画,正因为宋以前之人物画,无论在线条、造型、构图、设色各方面都较丰富。可是宋代以后,把这些都简化了。

简化,是宋以後水墨传统的成就,追求简远之风格,非常有价值、非常珍贵。可是如此之简,今天若要开发,就会觉得资源不足,无多可采。

明代人讲的南宗画,实际上就是非行家,所谓戾家画,笔墨不当行,功力也不受重视。因此水墨技巧之当代开发,在人物画方面,确是较贫乏的。

这种贫乏,就是在宋以後水墨新传统之中也十分明显。例如跟山水比,山水畫曾經发展出了许多皴法,人物则无之。頂多画人物之衣冠时,用上一些画松石山骨之法,而且主要是用在罗汉高士畸人之类人物身上,以显奇古。因此整体看来是较简单的。

这是线条。造型方面,人物没什么造型可变化,除非画方外、侠客、畸人,但能如八大之鱼、白石之虾蟹、陈白阳之葡萄等,在造型上有些异样新奇者则绝少。

设色构图就更不用说了,宋以后基本上放弃了敷采,纯用墨色。可是墨分五采的效果,在人物身上特别不易显现,远不如在山水中。高士或仕女,一般且有程式化之倾向。

换言之,人物画之水墨技巧在现代之开发,其实是最成问题的。原本资源就单薄,更须花大气力去处理。首先是要让其线条更复杂、更深刻。其次是构图,人物之姿态以及人物与空间之配合。古代多将人物放在山水自然之中,或桐阴清晝、或琴台聽雨、或萧寺玩月这类較為清雅之境中。这就须画家还同时能有处理山水、器物之本领。现在画人物,多无此本领,故多只是孤立的人物,顶多伴以几案小榻而已,益形单寒。

再说水墨美感的问题。古之水墨,以清微淡远为尚,如虞山派之古琴,讲究雅飭与含蓄。这种美感,一般说来,是与现代艺术背道而驰的。现代艺术大力開發古代艺术所不涉足的俗领域、俗事物、俗情欲,形象也往往不呈现为一般所说的美,而是荒诞、颓废乃至丑怪的。看起来,自然与传统水墨枘凿。

然而,當代艺术对“俗”也不是一味趋奉的。艺术的张力,永远存在对世俗庸俗的迎与拒之间。因此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本来也即是当代艺术的精髓所在。这一点,与传统水墨之超越世俗,乃是异曲同工的。传统水墨的这种态度,在当代,正不妨借鉴或挪用。

因西方无山水画,因此当代艺术在表现时很难从传统水墨山水中转化出什么,可是人物画就容易了,横眉冷睇、不衫不履、兀傲难群、萧然独往、孤燈自馨之类人物畫,与今日如李津、靳卫红之类画家笔下,正多可相呼应者。

虽然当代画家这些人物遠不如传统水墨那般清奇、那般風雅,显得较为拙丑,可是“醜”事实上也是包含在传统的“雅”裡的。古时艺匠常云:“以醜为美,以故为新,化俗为雅”,或强调生涩,以避甜俗,追求著“重、拙、大”的趣味。這種趣味可说是传统诗书画的共同审美追求,而我觉得当代艺术也仍可以继踵于此。

此外就是思想层面的问题。

传统水墨,主要是对人的欲望的处理,使勃发的情欲能得到平复,最终达到冲和。现代艺术则主要是对情欲生命、物欲世界的揭露、張揚与显现,因此两者看来迥异。

然而,孙周兴先生说得很对,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其实正在于“身体及与身体相关之快感”。这种身体性的思维,表现在许多我们常用的词语上,例如我们喜欢说感觉、感受、感触、感动、感情、感应、体察、体会、体验等等。我们对一件事的理解,通常与西方或印度人方式不同,他们主要是通过思辨与论证,我们更要说体验、体会、感受、感触。而体会体验感受感触都是身体性的,不仅是理性邏輯的“思”而已。这个特点,与西方大不相同,西方要到近代胡塞尔、马洛庞蒂以後,才开始扭转过去重“思”而不重“感”的传统,开发身体性思维、回归生活世界。

而身体性思维、生活世界,都是与情欲生命、物質世界相联的。生命需在此情欲世界中历涉,而非超越于其上,亦非能解脱于其外。因此现代哲学之发展以及当代艺术之表现,实际上乃是与我们传统的思维倾向合拍的。传统水墨若能扣住这一点来发挥,自能在当代艺术领域开出瑤花靈卉来。

当然,当代艺术在情欲世界和生活世界之关注中,具体会指涉到身份认同、性别意识之类的课题,诸如角色与性别扮演、性别文化、情欲图像等。这些题材或主题,往往溢出传统水墨之视域。可是论传承者當以心不以迹,题材虽或迥异,其意识或思维方向却是可以肸響相通的。

也就是说,中国水墨传统在当代之发展,虽未必立刻就能对西方艺术提出什么新的价值观,但至少它与起生於西方的当代艺术仍有可以接合,或可以与之呼应,或可以为之更进一解之处。这些也即是当代水墨大有驰骋餘地之处。

因此,我们也不能把“传统”看死,把传统和当代隔开来。

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任法国巴黎毕卡索博物馆长的克莱尔(Jean Clair)曾在《论美术现状:现代性之批判》中言道:“无所谓传统主义。因为相信存在传统、努力复活传统,便是假设传统已经死亡。也无所谓反动的主题或言论,有哪张画可以自称是‘现在的’?在走出烙印我们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之际,现在重要的是认识诺瓦利斯所说的内向之路的必要性。”

百余年来,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传承与革命等題目上花了太多气力,浪费了无数争论的气力。可是实际上,标签与口号、技巧与形式均将过去,真正的艺术探索,仍只是艺术家内在之路的踽踽独行。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非遺所顯示的意義

$
0
0

《中国纺织类非物文化遗产》序

龔鵬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还是个较新的概念,往往逢人还须费些唇舌去解释。其实日本早在一九五O年就已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法》,并明确把文化遗产称为文化财。美国则在一九六五年开始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信托基金”,致力于全球文化保护。这些都是後來联合国提倡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滥觞,由来久矣!

但个别国家致力于保护其文化财,与全球性的文化保存,性质并不相同。因为很显然前者出于国族主义,後者着眼于全球化,理路及做法都会有很大差异。但很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末,这两种思路竟奇妙地结合了起来,遂形成这幾十年波澜壮阔的世界文化运动。

先说全球化的发展。十九世纪以来,全球秩序的建构,是個朝向一体化的进程;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努力想发展为全球体系,最後乃形成為两大阵营的对抗。二十世纪末期,苏联解体,颇令人有资本主义体系終於达致全球化了的感觉。因为金融、教育甚至政治社會体制,大家都越来越趋一致了。欧洲整合、美国文化泛滥,世界各地的文化表现与价值观也已日渐同质化。

可是这种所谓的“全球化”,事实上也与苏联解体一样,正在迅速解体中。刚统合起来的全球化体系,遭遇到一个新概念的冲击,叫做“全球化在地化”。

全球在地化,是在全球化的基础上说的,認为在一个全球愈來愈同质化的时代,人与人、国与国、城市与城市,风貌皆越来越相似以後,人反而希望能看到一些差异。因为只有差异,才能产生认同。大家都长得一样,谁也不认识谁,怎么认同某甲、某乙?你自己又怎么认同你自己?

所以,在全球化越甚之处,在地化的特征就越重要,否则面目模糊,就谁也不晓得你是谁,更没人会记得你。二十世纪後期迄今,联合国大力推动自然及文化遗产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就体现了这种世界文化的新动向。

在地化的“地”,一是地本身,自然的地质、地形、地貌;一是地上之物,人文创造之语言、文字、习俗、技艺、生活样态。前者称为自然遗产,是老天赋予我们的;後者称为文化遗产,是祖先遗赠给我们的。前者是有形、物质性的;後者属于文化状态或技艺、生活方式、思想信仰,故又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然,这些术语都是不准确的,会带来认知上的歧义。因为人死了以後的东西才叫遗产,可是那些民族技艺、生活样式等,其实目前往往还鲜活地存续於各民族中,不好说它们只是遗产。而且那些信仰、习俗、技艺等,事实上也仍不断创造出各种具物质性的东西来,怎么说它就一定是非物质?例如纺织,苏绣、湘绣、蜀绣、缂丝、云锦等,其技艺即表现于具体的织品中,“道”与“器”向来是合一的;“使其形者”与“形”也是合一的。名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显有未当。

但语言毕竟只是个描述工具,不必太过执着,只要明白它在说什么就够了。它说的,乃是二十世纪新的世界史大叙事、大趋向,教我们在二十世纪热切追求现代化、参与世界体系之後,转过来关心我们自己在地的文化。

这样的动向或趋势,恰好又是符合我们国家民族之需要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地理,过去曾经被视为现代化、全球化之障碍,是耻辱与落後的标识,如今却因此重新获得认同、重新吸引全世界之目光,当然是重建民族自信的重要方法。我国自一九八七年开始,积极参与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之申报,原因即在于此。

现今,我們已是全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申報成功最多的国家。因此今後要做的,不再是让人家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珍贵的遗产,而是保护、传承、发扬下去。而这些工作才是艰巨庞大的,须要我们动员全社会的人一起来做。

天津工业大学现代纺织产业研究所,就是致力於非遗研究与知识普及工作的一支劲旅。在我国之非遗项目中,纺织乃一大类,至为重要。但专注于这方面研究及推广的团队其实甚少,因此他们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现在他们承担了“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的课题项目,发表了这么好的教材,实在令人欣喜,特此申贺,并以为序。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禅宗史新研

$
0
0

      近日四處講論,殊覺游轡無歸,意亦倦之。講記蕪雜,難以整理,尤為煩惱。今且附錄一篇以就教於師友。其餘游上饒、過鉛山、在寧波開國學院、赴濟南辦國際古琴研討會等,另詳微博微信等,不復贅及。


禅宗史新研

龚鹏程

時間:2015410

地點:江西宜春寶峰寺寶峰講壇

 

各位大德、各位菩萨:

我只是想稍微介绍一下目前禅宗史研究的进展。而且,这也不是整个学术界的情況,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研究。

各位都知道,禅宗大量的祖庭和早期传播都在江西、湖南,因此我们很少关注西北地区的佛教,所以我今天特別想从西北佛教谈起。这是个比较特别的角度,各位不见得熟悉。

一、

新疆、中亚、西亚一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9世纪到15世纪),广泛流通的文字是回鹘文。回鹘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维吾尔民族,他们当时的回鹘帝国,跟唐朝、宋朝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安史之乱”時,中原混乱,在维系唐朝政权时,回鹘出了很大的力量。而且,回鹘当时的国教是佛教,所以,它也是一个佛教非常兴盛的地区。后来,他们也编了回鹘文大藏经,跟我们的汉传大藏经相当,规模非常大的。所以,早期的西北地区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整个新疆、特别是维吾尔人,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由于当时在中亚、西亚一带流通的主要是回鹘文,所以,当地留存有大量的回鹘文献,这些文献现在还有几万件,分散在世界各地,德国最多,約有8000多件;其他像日本、芬兰、英国这些地方也保存了很多。

这些文献中有大量有意思的东西,例如有《易经》的卦文内容,这是特别有趣的。在北疆伊犁靠近哈萨克、乌兹别克边境的地方,有一个小县城,叫特克斯。各位听这个名称就知道,它是个哈萨克族人的聚集区,但是,整个特克斯城是按照八卦的卦象建的,所以它叫八卦城。在中国的南方有很多八卦村,但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八卦城,一整个县城都做成了八卦的样子。所以,这个县城很稀奇。而且,这个地方的人都非常相信《易经》。我曾经在该地发现过蒙古文的《易经》,以及道教流传的一些经书,而回鹘文献中恰好也有易卦跟符箓。例如在交河古城(吐鲁番地区,唐人诗“黄昏饮马傍交河”的地方)发现的残片上,可以看得到的易卦大概有十三卦。在其他地方还发现了一些符箓,譬如说女人发烧怎么样来治病,这一类保佑人体的符箓,或者是免于迷路的符箓——这是第一批可以说明回鹘跟中国的思想关联非常密切的材料。

第二批材料,是跟中国的星斗信仰、星占有关系的。这批文献也很多,譬如说在吐鲁番出土的星占,跟《开元占经》、《协纪辨方书》等这些汉人占星书所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它大概就是汉地八卦和星斗信仰传到那边去、对他们产生影响后出现的产物。

另一些能够看到的影响,还包括五行、八字和天文历法。回鹘文献里面除了道教外,还有大量佛教文献,最特别的就是《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这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佛经非常不同。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从印度传來的,而是由汉地的僧人所造的。汉地方不太流行,很少人听过这部经,也没什么人传习,一般的大藏经,也多没有收它。但是这部经在西域的数量特别多,在敦煌也有发现,抄本、刻本和残卷加起来竟有186种,是在当地非常流行的佛经。由於它的版本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它的转变:早期,拜火教的思想比较浓,表示它受到印度跟波斯的影响比较深,可是越到后来,中国的思想就越来越浓厚,最後源于波斯的東西几乎完全被排除了。它里面有很多讲五行、八字的内容,还有很多天文的术语,而术语基本上都是从汉语里借过去的。如太岁,还有一些其他的观念。

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影响是二十八宿。在我们中国人的天文观裡,二十八星宿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回鹘文献中也有反映,跟二十八星宿相关的名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各位要知道,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全世界的学界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二十八星宿、十二时辰和十二生肖,都不是中国本土创造的,而是西方传过来的。从西方哪里传来的呢?有人认为是印度,有人认为是巴比伦,有人认为是埃及。當時大家认同中国人种“西来说”,人种是从西方来的,文化当然也从西方传来。像二十八星宿,就是個例证,因为它的名称都很奇怪,当时人认为這是译文,是对照着西方的语言翻译过来的。当然,我们现在的研究,才確定它的起源还是在中国本土,而且年代非常早。所以,二十八星宿在新疆出現,即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另外,中国的星斗信仰,最重要的是北极信仰和北斗。北斗是转的,而北极星不动,北极星和北斗互相配合,成了我们中国认识天体最重要的一个标准,这在回鹘文献里也是有所反映的。

还有就是十二月、十二支、十二生肖,这些在回鹘文献里也很常见。例如回鹘文献《玄奘传》,在用回文纪年纪月时,就采用了跟中国一样的方式。干支纪年法是我们汉族所创,十天干跟十二地支相互配合形成了六十甲子。公元前后,汉人才把每个地支跟动物相配。也就是说,十天干、十二地支很早就出现了,但是把它们配上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等等,要到汉朝。回鹘人接受了汉人的干支纪年法,他们大概在九世纪中叶迁到高昌。

另外还有七曜历。 就是我们一周七天,分别属日、属月、属火、属水、属木、金、土。这种纪历方式,早期我们也认为可能起源于埃及,是闪族人创造的,后来慢慢向东传播进入印度,再进入中国。但是,最近我们的一些研究认为它应该还是发源于中国本土。

回鹘使用的这種历法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不过它在各地方的面貌不完全一样,如在敦煌的和在吐鲁番的文献就不太一样,有的是先五行,后面加十二属相;也有的用十天干加五行加十二属相,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它们和中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这一点在五行的排列方式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的五行顺序,习惯讲金木水火土,但是汉朝的排列顺序是木火土金水。高昌的五行排列方式,和汉代就很类似。这个历法,後来还影响到了西藏的十轮历。可能是十一世纪以后,高昌的历法影响過去的。

回鹘的医学和中国的医学也非常类似,不仅基本的药方和中医类似,它们的很多医学用语也来自汉语。在晚唐、五代到宋元,回鹘医术和中医的交流非常多。现在中药裡的木香、安息香、鸡舌香、羚羊角等等,都是从西域传进来的。

以上是个大背景的介绍。这些现象,呈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在当时,从吐鲁番、高昌一直到伊犁,这整条线上,汉字和汉文化的影响是很盛的。高昌的语言里,有很多语汇是从汉字或者汉语读音里面翻译过去的,有的甚至就直接借用我们的字。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回鹘文献里面有大量的汉字和回鹘文对照的读本,这表示这个地区的人在学习汉字,因此出现了很多教材。

还有史料记载,中国把大量的佛经,譬如说大藏经、般若经等,当成了外交礼品。回鹘人来进贡,我们就把这些佛经回赠给他们。所以《北史》记载说河洲、沙洲的寺庙,都像中国的寺庙一样诵汉字佛经。

除了僧人,一般民众使用汉文也非常普遍,因为我们发现,在大量的地契、房契、档案、家庭文书,都有汉字。有些是一部分回鹘文穿插、夹杂着一部分汉字,或者是用回鹘文书写一些汉字的专有名词;还有很多完全采用汉文书写的文献。

这在回鹘文的佛典裡就更明显。我们刚刚提到,中国人一般的思想,什么五行、八字、天文、星占等这些,在回鹘的影响是很普遍的,至于佛教,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发现,回鹘文的佛典,基本上都是根据汉文佛典翻译过去的,所以在回鹘文佛典中经常夹杂着汉文。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写文章,要使用一些英文,在特殊术语上起一种强调的作用,或者表示这个术语在中国还没有相对应的语词。这是当时很重要的现象。

他们的佛典則都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基本上是大乘系统,小乘佛典很少,可见的仅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其他密教的经典也不多,主要只有《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有一些中原高僧的传记也被翻译成了回鹘文,比如我刚刚跟各位介绍过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远传》。另外,有大量的佛经是我们汉地的僧人自己造的,这些经的数量很多。在道安法师跟僧佑在南北朝期间所编的佛教文献目录里面,就专门有伪经的部分。

有一些我们平常觉得非常重要的经典,像《法华经》、《华严经》、《金光明经》、《金刚经》或者《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净土三经》等等,这些在印度也同样都非常重要的经典,在回鹘文献中就没有,或者非常少,这跟它们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像《金光明经》在回鹘文献中只有7件,《金刚经》只有9件,《法华经》有15件,《大乘大般涅盘经》只有3件,《地藏经》只有1件。而且最特别的是《首楞严经》和《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件都没有。有人可能会问,这7件、9件、15件,看起来数量也挺多的嘛。但是各位想想看,刚刚跟各位介绍過的《八阳神咒经》,现在能看到的有将近200种呢,相比较起来,前面的几种经就非常少了。

另一些不被历代大藏经所收的中土伪经,在回鹘文献中却极多,比如说《父母恩重经》。《父母恩重经》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这部经是漢僧造的,强调孝道,還有一套相关的法会、活动、观念。光敦煌所出的《父母恩重经》就有五六十件,在回鹘文献里面,这部经也很多。此经从来没有被收入过《大藏经》,但在民间很受欢迎,后来也就被翻译成回鹘文,在西域广为流布。

还有一部经,叫作《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这经我们平常也不太讲,但在回鹘文献中流传也很广,在敦煌发现的残片就有40件,吐鲁番也出土了十几件,图文并茂,非常考究。

还有一部汉文经,叫作《佛顶心大陀罗尼》,这也是伪经,但回鹘文写本也多达27件。另外,还有刚刚讲的《八阳神咒经》,它的写本、刻本更是多达186件。

《金刚经》影响着汉地佛教,在中国有很多译本,是我们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但是,回鹘文献中的《金刚经》并不是从印度直接翻译过来,它是从玄奘的译本回頭翻译成回鹘文的。它的依据应该是敦煌的一个汉文本子。它的来源應当是梁朝底本的玄奘,每品的正文后面都穿插有偈语,最后还有议论,议论部分是回鹘文译者们自己发挥的。

还有一部经,叫作《颂金刚经灵验功记》,现在都是附在《金刚经》里面让我们一起读的,它也被翻译成了回鹘文。

更妙的就是回鹘文的《阿含经》,也是从汉语翻译过去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地夹杂着很多汉字或者汉字词组。

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从印度经过中亚慢慢传进中国的,主要的管道,一条是海路,一条是陆路。陆路是从中亚到新疆,再进入汉地。回鹘以佛教为国教,应该是受这样的影响,所以它也信佛教,它扮演的应该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由他们把这些佛经传进中原,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文献证据,却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因为他们的佛教文献所呈现出来的佛教传播路径,乃是把汉传的佛典再翻译回去,而不是把印度的佛典翻译过来。所以,佛教呈现出一种由东边向西传播的趋势。

汉地佛教是我们整个汉文化的一部分,它本来是从西方传入的佛教,可是实际上,在汉代、唐代佛教传进来以后,很快,它就开始渐渐从东边往回传,而且在整体趋势上,是汉文化在向西传播。我们刚刚在前面介绍的易学、象数、道法、天文等这些东西的影响,之所以能够普遍地在回鹘文献中看到,也需要放在这个大趋势、大背景底下来看。

什么要讲这个呢?过去我们在谈中西文化交流的时候,谈得比较多的是佛教如何从印度中亚、西亚、中亚传进中国。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发展起来以后非常兴盛,加上当时汉文化传播力量十分强势,所以,本来是这些地区向我们输入佛教的,反而变成了我们的佛教向他们这些地区输出。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做佛教研究的人好好思考。

各位,我们自己虽然觉得佛教很重要,我们的佛教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国际上研究佛教的人并不这样认为。国际上认定佛典还是以梵文、巴利文为主,其他地方的文献則通过贵霜王朝等慢慢传进中国。我们虽然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但它終究是翻译。就好像我们学术界,如果有一个人完全不会英文,只能读翻译本,那么他来讨论西方的学术史,很多人就会质疑,说你根本不懂英文,怎么能谈西方的哲学、历史呢?同樣,我们只读汉文文献,就常常被质疑说你不能够读梵文、读巴利文,不懂西域文书,其實就没有办法真正做研究。西方人做佛教研究也特别注重语言部分,所以对于我们的汉传佛教便不免看轻了。

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个现象,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公元九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汉文化才是强势文化。这情况就好像现在我们都去学英文一样,这个地区的人们都要学汉文。现在很多知识阶层的人都能读英文,一如当时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只要读书识字,就都能读汉文,同时也会接受很多中国的观念。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接受西方的观念一样。这时候,汉文佛典的地位,反而取代了印度来的佛典,使用的佛经,大都是直接从汉文翻译成回鹘文的。

二、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献只是残卷,整个回鹘文《大藏经》的规模是很大的。而它卻是从汉传《大藏经》传播过去的。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大背景下讨论并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为何敦煌会有那么多的《六祖坛经》。

平常我们讲禅宗史,大家都知道禅宗六祖是在广东弘法的,圆寂於广东韶关;故後来禅宗的传播是由南向北,唐宋間,禅宗的主要传播地区仍只在江西,湖南一帶。但是,我们现在卻从敦煌石窟裡发现了很多《六祖坛经》。最早是日本的大陆探险队,领队大谷光瑞,在敦煌得到了一个本子。后来,这本子被放到了旅顺博物馆。现在已經下落不明,只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它首尾两页照片。

大家很遗憾,很想知道关于《六祖坛经》的更多资料,後来就发现大英博物馆有斯坦因带过去的另外一个《六祖坛经》,而且首尾完整。这本子後来收进了《大正藏》,它的缩微胶卷也公布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都是对敦煌本《六祖坛经》进行研究的主要依据。

但是,後来在北京的博物馆也發現一卷《六祖坛经》,是卷轴装的,但是不全,只有后半部,这是第三个本子。

第四个本子,是现在敦煌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册首尾完整。是从敦煌的千佛寺山上得来的。这一卷特别重要,因为它抄了很多禅宗文献,《六祖坛经》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还有很多東西,有一篇很重要,是独孤沛的《南宗定是非论》,当时南宗北传,北方还是神秀北宗禅的势力范围,南宗传过去以后,在北方引起了重大的辩论。推动这次辩论的主要人物是神会和尚,他写有《坛语》,还有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注解,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本子的抄写质量、校勘质量都很好,研究价值最大。

第五个是后来在北京图书馆又发现的另外一个本子,只有一页纸,是个残卷,没头没尾,所以大家猜测是原来抄了一段,后来废弃了,不要了,或者是抄的过程中遗落了一页。这是个残卷,但是也有校勘的价值。

这五种敦煌本,实际上属于同一个脉络,并没有不同的来源。敦煌《六祖坛经》的研究,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不断推陈出新,有很多新的成果。我们認為这五个本子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有详有略,来源則是一样的。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本子,是西夏《六祖坛经》的残片。现在这个残片分藏在很多地方,总共有12页,这12页被很多人收藏,因为敦煌的材料,每一片都很珍贵,很多图书馆就只收藏了一页、两页这样。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西夏文的《坛经》是根据汉文的《六祖坛经》翻译的,它的底本应该就是敦煌本,这个底本的流行年代相对更早。现在我们发现的敦煌本,基本上都是唐末北宋时期的,这个西夏本非常接近当时的敦煌本,所以它也蛮重要。

西夏本和敦煌本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在北宋时期,敦煌孤悬西北,在各种势力交错的情况下存在著。敦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曾经是唐的辖区,但是它又曾经被西藏统治过一段时间,被西藏吃掉了,后来又收复了;后来,瓜沙地区的老百姓自己形成了一种地方保卫力量,一方面表明我是宋朝的領地,可是西夏强大了之后,又要向西夏称臣朝贡,实行等距外交。辽王朝盛行华严,禁止禅宗,禁止《六祖坛经》,可是敦煌却流行禅宗和《六祖坛经》,采用北宋纪年,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敦煌的佛教跟辽的佛教不是一回事,不一样,它还是受汉地佛教的影响比较大。

这是很有趣的例子,为什么呢?说明了南宗禅在敦煌地区十分流行,南宗禅向北传播到了这么偏远的地方,从东南传播到了西北。所以,我们不能以為禅宗在当时仅仅局限在东南一隅,它的传播范围非常广,而且神会和尚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各位,对于早期禅宗史,教界和学界向来意见不一致。胡适先生的禅宗研究,后来有人说要把它编成一本书,叫《胡适禅学案》。他點出了早期禅宗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不可忽視。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敦煌《六祖坛经》比今本《六祖坛经》少了12000多字。而现在的《六祖坛经》总共才20000多字呢,可見它們有很大的差距。胡适的研究,特點就是推崇神会,他认为神会和尚是禅宗能够立足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当时神会在北方大开辩论,打败了北宗禅,才确立了南宗禅的地位。甚至于,胡适推论,所谓《六祖坛经》恐怕就是神会和尚的语录,不是六祖的,这里面有很多争议。但是,教界很少人谈神会。在我们教界,六祖以后,整个禅宗的宗派史中是没有神会的,神会和尚的寺院、法脉传承,後来都很少有人讨论。但很显然,神会和尚有《南宗定是非论》,可见他在当时是起过作用的,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他。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从西北的文献上来看,为什么在西北敦煌这样的地方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六祖坛经》。是有个大的背景在,这个大背景就是汉地佛教的反影响。这种反影响中,最特别的当然是禅宗。禅宗是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然后从南方传到北方。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目前还比较少有人关注,所以我在这里作个特别介绍。

三、

以下要谈的就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且是个国际性的话题:禅宗在近代引起了一个重大争议,争议的核心是佛性思想,说人都有佛性,众生平等。所以人只要明心见性,便可以立地成佛,这是《六祖坛经》的核心思想之一。

所谓佛性,我们也把他翻译成如来藏性、如来性或者觉性,指佛陀的本性,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一般理解。有些时候,我们又把它称为心、本性、法性、真如等等。我们最早讲人皆有佛性、人皆可成佛,是从竺道生开始的。当时他讲“一阐提人皆能成佛”的佛性理论,大家都不相信,因为当时的理论认为,人不都有佛性,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一阐提就没有。没佛性的人是不能成佛的,就好像我们种一颗丝瓜,它不会长出葡萄来一样,人种不一,佛性理应不同。但是从竺道生以后,汉传佛教都慢慢地接受了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论,到了禅宗,尤其讲得透彻。

这个思想,在六祖见五祖的时候便有明确表示:“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众生皆有佛性,人是平等的。第二是佛性是人本来的自性,佛性本来清静,我们之不清静是被客尘所染。只要能够彰显本心,染就去除了。所以说本性清静,只要用此心,直了成佛。第三,我们自性本来自足,含藏一切,万法都是从心中显现出来的,所以自性含万法,万法就在人性之中,“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所以自性是万法、一切的本源。这些是中国禅宗的基本想法,我不作太多介绍,應該都是基常识了。

但是这種想法在近代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佛教,违背了佛教的根本道理。最近的质疑是从1986年开始的,日本兴起了一种批判佛教的思潮,代表著作包括:(1)《本觉思想批判》(1989)(2)《批判佛教》(1990)(3)《道元之佛教:十二卷本正法眼藏之道元》(1992)。还有松元史朗的代表作,包括:(1)《缘起与空:如来藏思想批判》(1989)(2)《禅思想之批判的研究》(1994)等。

这些都是對本觉思想的批判,認為自性、心性、本觉的说法是错的。这很快在国际佛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北美佛学界在1993年的美国宗教年会裡,就有一组特别针对批判佛教的讨论,收集了23篇相关文章,后来出版為《修剪菩提树》。菩提树在佛教有很重要的寓意,故这書名就表示是一次批判佛教的风暴。

其它相关的研究還很多。由于在国内,禅宗的力量很大,所以对于这些批判不是很在意,反应也比较少。但是在台湾,有傅伟勋「道元与批判佛教」(《道元》,东大图书,1996);林镇国〈佛教哲学可以是一种批判哲学吗?〉(收于释恒清编《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东大图书),其实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可以促使我们重新研究佛教到底是什么、禅宗是什么、真常心系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大的传统争论,在现代引发了一个新的风暴。

批判佛教的主要观点认为,真常心系的如来藏想是伪佛教,不能称为真正的佛教,因为它违背了佛教的根本意义——“缘起”和“无我”。 而如来藏思想之所以有违这两个佛教的基本教义,乃是因为它带有强烈的神我思想。松元史朗将它称之为dhaatu-vaada(基体论),即是指单一实在的基体(dhaatu)生起多元的诸法(dharma)。所以他们强烈地批判本觉思想,甚至于指出禅宗、《维摩诘经》的“不二法门”等,都不是真正的佛教。

因为本觉思想主张一切“法”根于一个“体”,或者一个“真如”,从一个“本觉”生出来,所以他们觉得這是一切要回到“本心”这一最主要的权威。不承认一切文字、一切外在的東西,不承认概念,也不承认知性、推理、逻辑的有效性,收摄到单一的“本觉”上。所以,他們认为这和印度的“梵我论”相同,在中国則是跟道家“自然”相结合的,偏离了佛教原来的思想,违背了缘起观。因为,假如讲缘起,就是无我,无我才能真正达到“利他”。若講本觉,讲「一佛成道观见法界,草木国土悉皆成佛,有情非情皆具成佛道」等等,不外乎是一种欺骗。真正的佛教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佛教比较接近西方哲学,它是一种知性的推理,而我们中国却强调开悟与体验。

以上是个简单的介绍,各位可以根据我讲的线索把他们的著作都找出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批判可能不准确,因为禅和神我论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如来藏思想。我们能不能把如来藏思想理解成这种基体主义?恐怕不行。如来藏不是生出生死,而只是说生死会依如来藏。也就是说:如来藏在染,就是生死;如来藏在净,就是涅槃。我们一般人会把如来藏看成一个实体的东西。可是《胜鬘经》说:“如来藏非我,非众生,非命,非人。如来藏者,堕身见众生、颠倒众生、空乱意众生,非其境界。”我们这些众生、一般人,颠倒夢想,会把如来藏看成一个实体,可实际上如来藏不是。

对如来藏的理解,非常困难,过去我们很多人把如来藏当成一个实体,像《大般涅盘经》的《狮子吼菩萨品》里面就谈到了佛性和缘起法的一个关系:一般人看万法,要不就是持神我论的“常见”、要不就是虚妄的“断灭空”,这两个都是佛教所反对的,佛教讲的是无常无断,既不是神我论的常有常见,也不是断灭空。这个义理很难解释,因为它是“真空”,但是它有“妙有”的趣味,所以很多人会怀疑它是不是含有神我论的气味,即使是印顺法师。他的研究有一个重点,要说明如来藏思想不违背佛陀的说法,只不过它早期在印度不是主流。但对于如来藏,他也是有批评的,认为如来藏的讲法是受印度神学影响,因为如来藏和梵我论还是很像的。像印顺法师的这种怀疑,其实早在《楞伽经》里面,大慧菩萨就曾经提出过。大慧问佛说:“世尊,为什么你和外道一样,都说有一个如来藏呢?”佛陀就回答说:“我说如来藏,不同于外道所说的我。大慧,有时候我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等等,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我是以种种智慧善巧来说,这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有时说如来藏,有时说无我。只不过说无我,一般人不能够理解,一般人不能够接受,所以我有时会讲如来藏。”佛的目的是“为断愚夫畏无我句”,一般人听到“无我”害怕,一般人总是执我,所以要引导他们、开导他们,讲如来藏。可是它和外道讲的“我”不一样,是一个“无我”的如来藏。从佛陀的本意上来看,如来藏绝对不像批判佛教的人所说,是一种基体主义,或者是“有我论”、“神我说”或“梵我”思想。

四、

禅宗的另一个特点是“顿悟说”。但最近我們发现,顿悟思想很有趣,還涉及到西藏佛教和唐密的传承。

在吐蕃时期,西藏的势力非常强,势力范围是现在的西藏、一部分四川,青海,一直延伸到蒙古、新疆。力量非常大,整个河西走廊都被并吞了。而且,他们曾经攻入长安城,占领长安城40天呢。正因为这样,所以敦煌曾经沦陷过,归吐蕃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当时敦煌的僧人被带到了西藏,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摩诃衍。摩诃衍是个禅僧,他被迫入藏十多年。去了以后,和西藏当地的、从印度传过来的僧人的讲法不一样,引发了辩论。辩论前后有好几次,发表了敦煌写本叫《顿悟大乘正理决》。非常重要。法国的戴密微最早对这场辩论作研究,称之为“西藏诤论”。後来意大利、日本都有人做研究,也被称为拉萨诤论、桑耶诤论(因为是在桑耶寺举行的)。诤论不止一次,所以统称为西藏诤论。

刚才已经介绍过,当时在敦煌地区流行的禅宗,其实是南宗禅,摩诃衍讲的就是南宗禅。后来他和“婆罗门僧”发生辩论,那並不是真正的婆罗门,而是印度过来的大乘佛教,特别是中观论一派学者。

关于这次的辩论,汉文资料除了《顿悟大乘正理决》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文件。藏文资料,则有莲华戒的《修习次第论》。我们从篇名上就可以发现,有一个在讲次第。传统佛教的修行讲次第,而禅宗是讲顿悟的。根据《顿悟大乘正理决》记载,摩诃衍到西藏後非常活跃,引起了印度来的僧团的抗议,宣称他传的禅宗不是佛教,应该禁止,所以摩诃衍就起来辩护,双方有过几次交手。最终结果怎么样呢?双方的记录不一,漢僧说:“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至今已後,任道俗依法修习”,表明摩诃衍胜了。可是另外藏文的《布顿佛教史》记载就完全不一样,說:摩诃衍这些顿门的禅师无言以对,只好献花给印度来的僧人,承认自己失败,而且摩诃衍的徒弟当时还自杀了。後来,藏王命令:“以后,見解应该依龙树菩萨的讲法来做、行应该根据“十法行”来修学,不再依顿门的规矩。”所以和尚就被送回汉地,著作則被窖藏起来,禅僧退出拉萨了。

因双方记载不一样,我现在认为大概是这样的:辩论互有胜负,但最後汉地的僧人离开西藏,是因西藏内部政治复杂,佛教教义的争论和内部政治斗争是结合的。所以他们最后离开西藏并不完全是因教义辩论失败,而是政治环境逼迫他们离开了西藏。

但这个争论并不是禅宗跟密宗的争论,而是禅宗跟印度中观派的争论,其中特别有趣的點是什么呢?−−−−中国早期的禅宗思想,实际上就是以龙树传进来的中观思想为基础,慢慢发展起来的。可是,同样是龙树中观思想,在印度继续发展的结果,却跟在中国产生了冲突,产生了差異,这是很值得思索的。

五、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禅密关系。

這是另外一种形态,禅家北宗在北方兴盛的时候,也是密教兴起之際,他们的时间非常接近。我们这里说的密宗,是以善无畏、金刚智跟不空为代表的唐代密宗。唐密先于藏密,藏密是一部分唐密入藏以後形成的。

北宗门下有很多著名的禅僧,像神秀的门人,会善寺的景贤禅师,就曾经跟善无畏交往,而且也常被认为是善无畏的门人。神秀的另外一个门人义福,也相传是金刚智的门人。普寂的门人一行法师,后来也师从善无畏跟金刚智,而且还翻译了很多的密教经典。一行法师是非常重要的密教大师,曾修了一个历法,就是著名的大衍历;他也做了《大日经疏》,是当时密宗龍象。此外,嵩岳一向是北宗的大本营,而担任金刚智翻译《瑜伽念诵法》、《七俱胝陀罗尼》笔受的温古也号称"嵩岳沙门"。善无畏住持圣善寺,而普寂最重要的门人弘正后来也长期住持此寺。因此两宗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研究密宗的朋友,也有些人認為密宗特别像北宗禅,特别是宗咯巴,当然这是後话。但是密宗跟北宗禅的关系是现在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我们发现,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密。

现在《禅要》这一套书,虽然是善无畏的说法记录,可是在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北宗禅的影子。例如说各位看这几段,“今所发心,复当远离我法二相,显明本觉真如”,又要“如人学射,久习纯熟”,还是需慢慢熏习。这一修法在《楞伽师资记》所述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说得更加具体。还称“所言三摩地者,更无别法,直是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名为大圆镜智。上自诸佛下至蠢动,悉皆同等,无有增减,但为无明妄想客尘所覆,是故流转生死不得作佛。行者应当安心静住,莫缘一切诸境”,“行者久久作此观,观习成就不须延促,唯见明朗更无一物。亦不见身之与心,万法不可得,犹如虚空。亦莫作空解,以无念等故,说如虚空,非谓空想。久久能熟,行住坐卧,一切时处,作意与不作意,任运相应,无所罣碍。一切妄想,贪瞋痴等一切烦恼,不假断除,自然不起,性常清净”,这与禅宗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

总之,敬贤与善无畏的对谈,开启了禅密两家之会合,对佛教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这是密宗与北宗禅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到了善无畏门人一行这儿,却又有了转化。一行现存的《大日经疏》中,其实就包含着南宗的想法。

一行认为此经宗旨是“顿觉成佛入心实相门”,与禅宗一向强调的顿悟成佛一致。据《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一〈入真言门住心品〉:“此品统论经之大意。所谓众生自心,即是一切智智,如实了知,名为一切智者。是故此教诸菩萨,真语为门,自心发菩提,即心具万行,见心正等觉,证心大涅槃,发起心方便,严净心佛国。从因至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故曰入真言门住心品也。”所以他认为只要发菩提心就能够修成正果。

底下这些讲法也都是啊,“初发心就可以得无上菩提,便得法轮”。这些讲法跟禅宗已经很接近了,禅宗是以心传心,六祖听人诵《金刚经》,“无所住而生其心”,即从这一句開悟。一行呢,强调的不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而是“想无所住而住心”,这两个是有所不同。但是,他特别强调初发心便成正等觉、顿悟成佛,这跟南宗禅已经很接近了。

这个是禅跟密宗的关系。这关系现在我们研究得还不够,但它很有趣。我们是不是可以解释说:顺着某种思路发展下去,也许它最後一样會發展成像南宗禅的形态呢?這也间接的回答了前面那個说禅宗不是佛教的讲法。很多人都说佛教中的国化背离了佛教原意。可是佛教继续发展,可能也就會发展成我们中国佛教的这种形态。

批判佛教的这种讨论,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从晚清佛学开始兴盛之后,这个争论即一直存在。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先生及其门下呂澂先生等,就觉得我们中国佛教跟印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讲佛教,所信仰的常是伪经、伪论。伪经就像《楞严经》这种,是原来印度没有的。伪论就像《大乘起信论》这种,也不是印度原来的传承。除了从经典上来讨论之外,他們還認為中國人讲的“本觉”的思想,跟佛教的“本寂”思想也大不相同。所以大乘非佛说、“真常心”这个讲法也不是佛教的,禅宗尤其不是佛教。

对这些留下来的争议,我们现在可以說:一,从理论上看,佛教不是神我论,也不是基体主义。“真常心”讲法在印度当然不是主流,但在后期的发展中,这个含义卻越来越凸显了,所以“真常心”在印度是支流,在中国是主流。

禅宗是在中国创造出来的,可是密教跟禅宗之间还是有很多关联。密教算是在印度发展出来的最后阶段,假如密教继续发展,它应该也会发展出一些跟禅宗非常接近的讲法。

當然,从教相上看,西藏密教有很多仪轨、法器,跟汉地佛教不一样。但那是因为地方的风俗不同,或是受了苯教的影响,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缘,所以才变成这样。如从理论上说,这其中就确实有很多可以互相讨论的,值得深入探索。

六、

我还要讲一个禅和易经的关系。−−−−我這個演講,从发现回鹘文的《易经》残片开始讲起,最後以禅宗内部理论與《易经》的關聯作結束。

六祖之后,禅宗的内部理论还是頗有发展的,发展性的观点可以引进到我们的佛学研究里面来。

发展的線索是什么呢?就是禅跟易的关系。

各位,佛教在东汉传进来以后,中国人对佛教的讲法没接触过,乍听之下很难理解。所以,在南北朝初期,我们要介绍佛教,主要靠什么呢?靠“格義”。就是拿中国人所熟悉的若干观念来跟佛教观念做比附,以便瞭解。比如佛教讲的“空”,中国人不能理解。中国人總認為“空”就是没有,但是佛教讲的“空”不是没有,而是有,且是有之所以为有的原理。這實在太難懂了,所以早期讲的“空”,都只好拿道家的“无”來阐述“空”。 

當時最常被拿来“格義”的就是老子、庄子跟《易经》。在南北朝期间,从支遁以下,法称、法通,另外还有梁武帝他们,都用《易经》来解释佛教。唐朝初年,孔颖达编《五经正义》时還说江南对《易经》的注疏有十几家,頗論“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呢!这表示用《易经》来解释佛学,是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唐代以后没有消失,而是继续扩大。一行法师写过一本《大衍历》,用《易经》的大衍之數来讲历法;另外华严长者讲《华严经》,也用《易经》,後來甚至成了个传统。

禅宗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常利用《易经》来解释修行的方式。如圭峰宗密是华严宗五祖,又是禅宗荷泽的四传弟子。他就曾经用《易经》来讲佛法,当时有个《十重图》,讲修炼过程中的净染之象,与易学的月体纳甲颇为接近,也受了《参同契》的影响。

为什么说跟月体纳甲很接近呢?纳甲是汉代易学,《易经》在汉代易学是讲象术的,其中《参同契》用之以讲修炼。修煉要讲火候,进火、退火,就跟鼎炉烧製丹药一样。如何进火、退火呢?那就要跟隨月亮的变化了,把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和一个月的朔、望结合起来,形成一套体系,就可以讲修炼的过程啦。

禅宗南岳怀让一系借“圆相”说禅。跟我刚说的月亮一样,也是用进、退来讲用功的情况。传到仰山,更是大规模地使用圆相,到了慧忠以后,竟有97种圆相。易学家陆希声很佩服他,因为这把《易经》的道理发挥到极致了,他特别想去拜访他。

马祖道一以后,到临济义玄这一系,又借阴阳来说禅。他创立临济宗的时候,就用阴阳的观点提出了“四宾主”、“四料简”和“四照用”。

青原行思一系也用《易经》来说禅。曹洞宗石头希迁還模仿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而作禅门《参同契》五言诗,以纳甲炼丹解说参禅之法与坐禅的不同阶段、境界,用以调和禅宗南北两派的争议;同时,他利用易学阴阳明暗说,融会诸家,提出“回互”理论。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录,《参同契》的内容是这样的: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

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

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

色本殊质象,声元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

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

眼色耳音声,鼻香舌碱醋。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

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

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

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

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

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这篇讲: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明暗像月相一样,有黑有白。他们经常用到《易经》的卦,比如说乾卦,阳卦为白,阴卦为黑,在这个基础上谈。

    有关《参同契》具体在讲什么,争议是很大的,洞山良价在此基础上,又作了《宝境三昧歌》,其中有着名的“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十六字偈: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护。

银盌盛雪,明月藏鹭。类之不济,混则知处。

意不在言,来机亦赴;动成窠臼,差落顾伫。

背触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属染污;

夜半正明,天晓不露。为物作是,用拔诸苦。

虽非有为,不是无语;如临宝镜,形影相覩。

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婴儿,五相完具;

不去不来,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无句。

终不得物,语未正故;重离六爻,偏正回互。

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刚杵;

正中妙挟,敲唱双举。通宗通途,挟带挟路。

错然则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属迷悟。

因缘时节,寂然昭著;细入无间,大绝方所;

豪忽之差,不应律吕。今有顿渐,缘立宗趣。

宗趣分矣,即是规矩;宗通趣极,真常流注。

外寂中摇,系驹伏鼠;先圣悲之,为法檀度。

随其颠倒,以缁为素。颠倒想灭,肯心自许。

要合古辙,请观前古;佛道垂在,十劫观树。

如虎之缺,如马之馵;以有下劣,宝几珍御。

以有惊异,黧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

箭锋相值,巧力何预,木人方歌,石女起舞。

非情识到,宁容思虑,臣奉于君,子顺行父;

不顺非孝,不奉非辅。潜行密用,如愚如鲁;

但能相续,名主中主。

这完全是根据《易经》的卦象,因为六爻是离卦的六爻。“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像荎草味,又像金刚杵这类,它有宾有主。

有关这个,歷來解释很多,像《宝镜三昧玄义》,宋代云岫禅师所编。《宝镜三昧本义》,清代行策所编,包括六爻四十六种图说。另外还有《宝镜三昧原宗辨谬图说》,清代云淙净讷,讨论历来对宝镜三昧的不同解说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曹山本寂,他又修改了汉代京房的“五位君臣”。京房是汉代易学家,他结合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假借君臣,以彰内外”的思想,后来曹山本寂則发展出了《五位君臣颂》,叫做:

1)正中偏 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嫌。

2)偏中正 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觌面别无真,休更迷头犹认影。

3)正中来 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

4)偏中至 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

5)兼中到 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

 “五位君臣”也是“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是洞山大师所创,后来曹洞宗都讲这些。

曹洞宗的后学慧洪法师,写了《宝镜三昧》十六字偈。但他的解释受到了很大的批评。因为慧洪不知道“兼中至”是什么意思,故把“兼中至”改成“偏中至”,用来跟“正中来”相对,后来元贤禅师认为他的讲法有五种错误:

一,“正中来”是前后四位的枢纽,前二位入此位,后二位出此位,属于正象至尊之位,不能与他位互相对待。

二,如果以“偏中至”对“正中来”,则前边有两位,中间有两位,后边只有一位“兼中到”,这就不是金刚杵首尾阔、中间狭的形象了。

三,“正中来”是内黑外白之相,“偏中至”是全白之相,这两位图相完全不能对称。

四,“兼中到”是全黑之相,与“兼中至”的全白之相正好相对,不能让“兼中到”孤独在后而无伴。

五,从三爻五卦看,以正为阳爻,偏为阴爻,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变成三爻,变尽为五卦。其中以上三爻变成水火既济卦,表示“正中偏”;以下三爻变成火水未济卦,表示“偏中正”;以中间三四五爻变成风雷益卦,表示“兼中至”;以二三四爻变成山泽损卦,表示“兼中到”。损益二卦,均出自于中间回互,也就是兼带之义。风雷俱动,象征着兼至的生发作用;山泽俱静,象征着兼到的回归于体。离卦二阳一阴,中虚外明,具有“光明正大”的含义,象征着“正中来”,刚好可以用内黑外白的图象表示。五位配五卦,不仅含义完全相合,而且未济卦与既济卦正好相对,损卦与益卦也正好相对。

总之,無論用黑白点或者阳爻、阴爻来讲,主要都是在讲修行的功夫。

曹洞宗临济宗这些祖师们,當時都共同使用这一套。这表示用《易经》来解释禅宗的修为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手法。而且,他们所采用的不是汉魏以来我们读的《易经》,我们现在读的《易经》都是王弼的注解,他的注解,特色是扫除象數,而这些禅师讲《易经》时,卻都使用汉人的象數易学,而且用得最多的就是《参同契》。

《参同契》是一本很奇妙的书,道教内丹和外丹學都参照《参同契》,是他们的共同经典。曹洞宗临济宗在发展的同时,道教的内丹也同时在发展。

道教早期早期都是把金石矿物炼了去吃。唐代中期开始有了内丹的讲法,主要大师就是吕洞宾和钟离权,他们有本书叫《钟吕传道集》。认为我们不需要吃丹药,我们身体就是鼎炉,最好的药材就在我们身体裡面ㄡ把我们身体内部的元素调理好,到最後水火既济,内在成丹,就可以成仙了。

道教在中晚唐兴起这套理论的影响很大,後來全真教出现,被认为是内丹的北宗,江西、福建这带流行的叫做内丹南宗。南宗有七真,七个祖师,北宗也有全真七子。明朝晚期又发展出东派,清朝則发展出西派,中间还有个中派。这些内丹派的共同祖师就是吕洞宾,所有道教宮觀,只要有内丹的传统的,都专门有一个吕祖祠。吕洞宾是晚唐人,他这一套讲法就结合了《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在唐代中晚期還有一个彭晓写的注解,他讲的“五位君臣”就跟宝镜三昧很像。彭晓和吕洞宾的内丹学,可能和禅师用《易经》来讲的禅宗修炼是有关系的,也许他们是从禪宗这边得到了启发,才开启了内丹学。

也只有这样的解释,才可以说明后来的道教的内丹,為什麼都叫做性命双修。性命双修的命指我們要活久长点,这部分是用道教的功法,而性功則都是用禅宗。只修命不修性是不行的,怎么样才可以修性呢?采用的就是明心见性的禅宗的功夫。道教的内丹,基本就是结合禅宗的道学。这样的发展,中间當有个过渡,那就是禅宗从唐代到北宋大量地、非常娴熟地使用《易经》来解释禅门修行方式的做法。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做的报告的几个部分,希望能给各位带来新的思考。感谢各位聆聽!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寶峰問答

$
0
0

寶峰寺,是馬祖道一的道場。當時演講,略有討論,也附在後面:

問:日本批判佛教,批判禅宗,目的是不是要否定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答:日本的批判佛教,不要孤立地看,它其实要回答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谈佛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佛教在明清其实是很衰落的,所以近代佛教有个复兴运动。复兴的形態很多,像支那內学院,或太虚法师所提的“人间佛教”等等。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对明清以来佛教状况的担忧。所以近代有很多大僧人大学者,致力于佛教的改革。像弘一法师,認為要振兴佛教,应该从戒律着手,因为僧团的戒律已经松弛了。印光法师則觉得我们要接引大众,让大家重新对佛教产生信仰、信心,應該从净土的角度。太虚法师又觉得佛教的格局应该更开阔,在汉传佛教之外,也应该包括藏传。他对佛教本身的僧团改革、佛教跟社会的关系著墨很多,所以社会不会觉得佛教是脱离社会、只知山林清修过自了汉生活的群体。他们都各有主张,但是其中有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佛教到底应该如何定位这个,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中国汉传佛教到底怎么定位?我们自己当然觉得我们的佛教很興盛、是正宗,但你若把眼光放到世界看,你就知道,别的地佛教跟我们大不相同。例如汉传佛教当然都吃素,但其他大部分地区佛教徒卻不吃素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觉得很奇怪,但其實我们才是特例。世界各地研究佛学的人,比如欧洲叔本华这些哲学家,都受過佛教影响,这是大家知道的。欧洲人老早就研究佛学,而他们跟印度的关系更密切,但他们看不懂汉文佛典,只懂梵文、巴利文、藏文,所以更会觉得汉文佛典是个特例,認為中原地区的佛教是个很特殊的佛教形態。

刚好中国的佛教跟西藏、南传地区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大乘,南传只是小乘,不重要。然而从南传的角度看,什么大乘佛教?我是上座部佛教,你是大众部佛教,你比我低啊!

从这些角度看,我们中国的佛教本身应如何定位、如何说明我们的特性,不是問題嗎?我们確實有很多特性,可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你这些確實是特点,但你有了这些特点,还是原来的佛教吗?

於是清朝末年,佛教开始复興時就出现了一种思潮,这想法就是回到印度,回到佛祖的时代。因为後面的发展可能都走偏了、走错了,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回到佛陀。在中国,就是先回到玄奘,因为玄奘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又是汉传佛教跟印度的中间一个接头。但玄奘的佛学已经中断很久了。他虽然名望很高、贡献很大,但他的法相宗只傳两代就绝了,直到清朝末年才恢复。

回到玄奘的意义就是回到印度。这一条路不是只有支那內学院在走,实际上很多人都在走这个路子。在民间,現在还有很多讲佛学的人标榜我原始佛教,我讲四念处、我讲四阿含,說大乘是佛教后期的歧途,禅宗更是中国人後来自创的,跟佛教没关系。

这是近代学术上的大问题,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批判佛教只是这个大脉络底下的一种思潮。

这类思潮为什么值得我们提出来谈?因为它不是泛泛而谈,谈一些仪式啊、规矩啊什麼的,它是在追问我们信仰最核心的思想部分,佛性、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等等。明心见性,这性到底是什么性?明心见性的性就是我的心,我的心是什么意思?一般人的理解是:我的心就是有道德的一个主体。如果这样理解,那就跟佛陀原来讲的不一样了。世界不是万法皆空吗?那至少有一个不空,我的心不空,我的心又生万法出来,很多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可是佛教之原義不是这样的。这个我應該也是空的,法、我皆空,而空又不是断灭空,不是没有的空,所以它难懂、难以理解。

禅宗的讲法最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因为中国人讲主体性,故禪宗的讲法和儒家道家都很接近。但是它毕竟是从佛教发展下来的,它所提出的“真常心”的理论,并没有违背佛教的缘起观或中观,它只是展开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现在要重新去辩护,证明批判佛学的批判不对的,替禅宗做一个理论上的辩护和说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个头等大事。

我们自己認為是佛教,但還有許多人认为它不是佛教,这让人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要说明它是佛教,和释迦牟尼主体的思路是不违背的,是一个思路的很好的发展,而且这種发展并不仅仅在汉传地区才有,它还曾经影响过西北、回鹘等一片广阔的区域。而且并不只是单方面地从印度传过来,还有我们传过去的東西,包括西藏也受我们的影响,或者说,它发展出了一个和我们很接近的思路。同時,禅宗的影响,還不仅仅在禅宗内部,它后来还影响到了道教等其他方面。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不是宣讲式、弘法式的,我想从理论上来解决我们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和我们现在禅宗的处境有关的。禅宗只有面对这些理论上的问题,才能发展得更好,才能明白在整个佛教中我们的定位和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要談到密教,說明它和禅宗是可以有交集的。佛教从小乘、大乘发展到密教。密教是一个没有完成就中断了的体系,因为印度被侵略,所以佛教被消灭了,这导致它的发展中断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則是大乘佛教理论的继续发展。

这也回答了刚刚的问题,日本人要否定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其实不,日本人在佛教上不太看得起中国。因为日本的佛教比我们厉害多了。我常常开玩笑说,中国的佛学研究落後日本一百年都不止。很多人都不服气,因为我们对日本有抵触情绪,但是你想想也就知道了:刚刚我讲了很多《大藏经》的事,中国现在还存有十几二十种《大藏经》,但是学界不会用这些书的。全世界研究佛学,用的都是日本人编的《大正藏》。而《大正藏》收录的汉文佛典,日本人的著作比中国要多。所以全世界的佛教研究者都认为日本佛教比中国佛教重要。

禅宗,我们自己認為了不得,但是世界上说禅宗,日本铃木大拙影響比我們大得多。所以西方世界讲禅,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我们现在的佛教还在恢复过程中,还在休养生息。所以日本在佛学研究上开发一些论题,不完全是针对中国的。

反之,现在我们要恢复中国佛教的声望,要作研究,就要关注、吸收日本人的论题、想法和研究成果,这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

问:我们学佛需要了解刚刚这些问题吗?

答:这个问题还挺复杂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吗?修行就可以了。当然!但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每个人学佛的原因也不相同。

知道一个道理以后就奉行它。奉行以後,觉得身心安泰,能够获益,这样当然很好,这是最基本的。

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个道理,卻自己又不安心,那就别谈了。但有些人会说,我相信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的历史发展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还有些不同的说法?我们若要了解这些,那就还要做一些历史的考察。

还有一种。我相信这个道理,但是不是道理就是这样呢?我相信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值得奉行呢?是不是还有争论?我是不是还可以想得再深一点?这就需要再做一些理论上的辨析了。

換言之,修行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层次即有不同的理解。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想这么多,但是如果能够多知道一点、多想一点,当然就更好。

问: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困惑,我不知如何才能进入佛学的殿堂?

答:感谢你的问题,你也说出了很多人在学佛过程中的困惑。我的建议是这样:我们不是在讲禅宗吗?禅宗有句有名的偈语:“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你到处去找什么上师,到处巡山拜佛,有什么用呢?佛在汝心頭,自己明心见性的时候,哪还需要你跑到西藏去?找很多的上师?那都是徒劳,本来就是没用的,所以你找不到是当然的。

佛教的道理,千言万语,分开讲,非常复杂。简单说,又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讲的:“明心见性,自证本心”,所有的道理,收归到你的本心上,不需要对外去寻找,如果你的心还需要印证,可以从佛教的经典中得到一些印证。佛教的道理并不复杂,无非“三法印”、“四圣谛”,这就是它的根本道理,最多再加十二因缘。各宗各派讲得这么繁琐,都是以这个为基点发展出来的,如果你能够对“三法印”、“四圣谛”有所体会,自然就可以了。你所要学的就是这个,其他的不用到处去找。

现实的人都是有缺点的,佛陀他最后印证的,是这个道理而不是誰。我们学佛是学他发现的这个道理,“依法不依人”。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總觉得找个人才可以依靠、要找到某个人可以去追隨。其实不用的,因为法就在那裡,非常简单,只要你能如法去做,那就对了。法,其实大家都知道,没什么秘密,明心见性有什么秘密?不需要另外去找,当下即是,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问:我平时也修行,可是也有很多困惑,我应该去看什么样的经典?

答:《六祖坛经》还是有用的。《坛经》有一个故事,有人去问六祖,我去坐禅可以吗?六祖说:“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重点还是在于你心不定,心还是乱的。

    问:我用什么途径让心安静呢?

答:从外相你不可能静,从外相怎么可能静呢?我们宜春不是有马祖道一吗?马祖道一禅师有个最有名的典故,就是說磨砖不可以成镜。外相怎么可能静呢?静是心静,越是利用这些外在的形式,越是不可能静。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本。

问:那这个根本是什么呢?

答:根本就在于心上,心不静所以才要静心,你再用一个别的东西来让心静,那是不可能的。心外求心,何时了结?古人讲:以水济水,只会更乱。

问:印顺法师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中国禅宗应该是一种应机说法,你说到马祖道一禅师他用阴阳说禅,它的内容是什么?

答:您这是两个问题。印顺法师是要解决我们刚刚所讲的问题,因为有人认为大乘非佛说,如来藏也不是佛教思想,所以后来印顺法师判教,认为佛教可以分为三系: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真常心,我们要承认它是佛教理论中一个合理的发展,它在印度、在佛的说法里面是有根据的,他要确定这一点。后人之所以会觉得它可能不是佛说、违背了佛教道理,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在印度是个支流,真常心系统到中国以後才发展得比较好;第二,真常心的讲法,可能被认为受印度教的影响,有似“神我”说。印顺法师分别这两点做了说明。真常心系的思想在原始佛教中就有,只是在印度发展得不够好,在中国发展得比较强,所以它算是中国和印度佛教发展的不同取向。前面要讲的是这个。

后面所谈的应机说法,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应机方式。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谈佛法与科学,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相信科学,所以我要让你相信佛教时怎么办呢?我要告诉你其实佛教不违背科学,或者说佛教非常科学、佛教不但科学而且超科学。这其实也是一种方便说法。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这个时代的人相信这个,所以我就用这个跟你解释。在唐代那时的读书人,对《易经》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那个时代的祖师们,如洞山、慧洪、曹山等,几乎都使用《易经》来作解释。这是他们当时的应机说法,当时社会的知识界就跟我们现在相信科学一样,知识群体相信《易经》或者熟悉《易经》,所以法师们就用《易经》去解释它,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说法。

我们过去在解释禅宗史和禅宗理论时,看这些东西看得特别头疼,实在不知道他们的譬喻解释是怎么回事。这其中可能有一些元素是当时人对《易经》的解说。这些禅师,是针对当时人对《易经》的解说再做一些解释。我们脱离了当时的语言环境,孤立地去看那些解释,虽然作了很多注解,可是还老是讲不清楚,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今天看这些东西时,我也建议其实不要看得太实。很多人在他们的举例和譬喻上辩论不休,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我们知道这是为了当时而做的配合就可以。就像现在圣严法师写《佛法與科学》,我们针对这个去辩论他寫得對不對,佛教是科学吗、佛教超科学吗等等,这辩论有啥意义?我们其实知道,这只是这个时代的应机说法呀!

现在很多人讲佛教打坐参禅,跟能量、跟量子物理、跟医学如何相关,打坐的时候身体的能量就会如何如何,那都是因为我们现在相信能量,所以借这些东西去解释。难道它們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我们只是用这些东西去解释,去增加知识阶层人士的信任,认为打坐挺好的。其实他不是相信打坐,而是相信能够增加能量。这些都是属于应机的,不可以执着来看,所以说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简单地看看我的介绍就可以了。或者你有兴趣,再去找一些资料,晓得当时有这么多的讲法,或利用这种方式来劝化对于佛法还不理解的,特别是对于修禅的方式还有很多困惑的人,也是可以的。

问:老师你好,现在有很多学佛的人会买一些小动物去放生,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你买了东西去放生,卖家还是会去进货卖给别人,这种行为是不是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灵安慰。我觉得如果你有一颗慈悲心的话,去看看孤寡老人,做做慈善之类的就很好。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答:“放生”是明朝提倡的一种伦理态度,因为觉得杀生太多,提倡放生,同时也伴随着一些仪式。但在历代都会面临着你这样的质疑,有一些商人专门捕动物来给你放生,还有就是放生有时没有考虑到环境,影响生态。这些都可以斟酌,如果我们觉得现在放生引起了不好的反应,可以做些调整。但还是刚刚所讲的,这些形式都是外在的,放生的目的是提倡人應該有慈悲心,所以它的重点是呼吁人有慈悲心。

放生这种仪式,可能不足以启发这种慈悲心、可能带来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就可以开发另外的方式,像你说的照顾孤寡老人啊、维护生态等等,都很好。

假如我们不采取放生的仪式,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慈悲心,只是我们觉得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中,某个地方是可以放生的,某些地方不必放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再做调整。

问: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净土?释迦牟尼佛会不会去那里呢?死后会去哪里呢?

答: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确实是不去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净土。不同的佛有不同净土,有东方淨琉璃世界、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法华净土等等。不管什么净土,我们一定不要执着,执相是什么净土?因为净土的讲法只是相对我们五浊恶世来说的,不是人死了以后才去净土,我们活着也要追求净土,不要活在一个污秽的环境里面,要追求清净世界。

后来的佛教,不是常有人说“心净佛土净”吗?净土会应在什么地方?净土在心上。“心净佛土净”,这句话就是要告诉我们,哪里是净土,不是说死掉以后再去净土。其实还不如说,现在让我们自己心净,从而产生净土,从我们自己产生的心净创造出世界,成为净土,这比较实际。死掉以后去哪,很难说,对不对?

问: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答:其实没有原则的不同,只有些形式上的差異。

西藏佛教,我们现在一般都说是密宗,其實密宗最早先传进的是中原,在长安等地極盛。後来传到日本,称为东密。日本密宗空海大师就是到唐朝来留学以后,回日本去开创真言宗的。而藏密是一部分唐密进入西藏,还有一部分由莲花生大师从尼泊尔进西藏,综合开创的。

但是後來曾经有一段时间,西藏灭教,所以西藏的佛教曾经中断过,当时曾把原来佛教的经典都藏起来,号称“伏藏”,後来才又挖出来。所以西藏的佛教分为前传期和後传期两段。

不管阶段如何,藏传佛教基本上是以密教为主体建立的。密教在汉地只是所有的宗派中一部分,例如寺院中有千手千眼观音的,就是有密教淵源或受密教的影响。只是说在汉传地区,有独立传承的密教比较少。在西藏的密教是集中的,在汉传地区,密教往往融入其它宗派中。

第二,西藏本来有宗教,叫苯教。苯教有一部分受波斯影响。所以佛教进入以后,它和本地信仰有严重的冲突,但又有融合。例如佛教吸收了苯教的一些“神”,視为佛教的护法,所以西藏佛教有一部分是苯教的传统。

三,西藏佛教接收了一部分印度密教的影响,这一部分是后期密教,如“金刚乘”。这部分佛教法器比较多,而且比较强调手印和口决。由于神系不太一样、法器比较多、又强调手诀咒語,所以从形相上来看跟漢傳很不一样,但从理论的内涵说,还是一脉相承的。

问:北传、藏传、南传三系佛教最完整的是哪系?

答:三个系统,都不完整,各有所长。汉传《大藏经》中有一些是西藏《大藏经》没有的,藏文《大藏经》中又有一些是我们没有的,所以各有所长。

南传没有大乘,基本上属于上座部佛教,所以三个系统要综合起来看的。現在和过去不一样,古代人认为大乘比较好、密教特别神秘,和显教不一样,有秘密法。我们现在看則觉得三个体系各有所长,!

问:您在台湾工作过,现在却接受北师大,清华,北大等大学的聘请,您为什么来到大陆?

答:我的目的还不清楚吗?我是来播種的,弘扬文化。大陆如果要复兴国学,没有我,能复兴吗?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關於民初以來舊體文學的思考

$
0
0

       六月三日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要主辦“風雅傳承:民初以來舊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近年香港在這個論域上頗開風氣,已有不少建樹,勝於台灣和內陸,這次大會也很令人期待。我亦有論文附驥,做點另類思考。先請師友指教,並替會議打個廣告。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舊與新、舊是新、新是舊、舊又新的文學敘事

龔鵬程

 

        近九十年舊體文學之發展,有個不可逃避的情境問題,即新文學運動所形成的衝擊。包括今天我們用”舊體文學”來概括整個傳統文學及現代非新文學,都屬於此一情境之產物。

舊體之所以為舊,相對的正是新文學之新。由於新文學運動提倡白話文,指責傳統文學為貴族的、山林的、死的文學,使傳統文學喪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並導致整個教育體系、大眾傳播體系、政府及社團組織體系(如大陸的作協、現代文學館、現代當代各種學會)、評價體系(如各種文學獎),均以新文學是尚,傳統文學除了做為歷史材料以外,早已淡出舞臺。山花自媚,聊存餘馨,文學的與公眾的領域幾乎皆與之無涉。

相較於“死文學”,“舊文學”一詞還算是較客氣的了。但在新社會中作舊體詩文,自不免貽人居現世而著古衣冠之感,會被視為老古董或過時之物;與新文學之寫新事物、新社會、新感性者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在這個情境下,仍喜愛傳統文學或仍以傳統文學體裁來寫作的朋友,便常不免於抑鬱或憤激。既不滿社會上不重視傳統文學之環境,也對新詩不解、不滿。覺得新詩不是詩,至少不是中國詩,只是對西方的模仿。

我底下準備談的,就是對這一心理反應之再解析,希望對治鬱結、重建認識。

首先要說明新詩早已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反叛了出來,與五四雖有血緣關係,但觀念及實踐業已相去甚遠。尤其五四以白話為標幟、以大眾化為導向,新詩絕非這一路。

其次,新詩在與傳統乍然斷絕時,確實曾取徑於西方,亦嘗號稱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但發展下來,亦絕非如此。繼承性越來越大,事實上業已成為傳統詩之一分支,雖然在詩形上頗有差異。

再著,新詩或現代詩人在探討他們該如何前進時,對傳統詩與詩學有許多深入的研析。研析所得,反過來又深刻影響到近時我們對整個古典文學的理解與詮釋,如”抒情傳統”云云,即其中一端。由這個意義說,現代詩實可說已然收編了古典詩。

近幾十年,舊體文學界對上述情境缺乏理解,在詩學上又無力對話、形成互動,我覺得正是舊體文學發展蹇困的內在原因。故從這個特殊角度撰寫此文,紀念“風雅傳承:民初以來舊體文學”這一盛會之召開。

 

一、         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反叛出來的現代詩

新詩打出現以來,就一直活在爭議中。批判五四、否定新詩者多矣,且比舊體詩人對新詩的否定更甚。例如朱光潛1933年《替詩的音律辯護》就認為胡適“作詩如說話”之說錯誤已極(東方雜誌三十卷一號),其後《論現代中國文學》1948上海《文學雜誌》二卷八期)也說:

新詩不但放棄了文言,也放棄了舊詩的一切形式。在這方面西方文學的影響最為顯著。不過對於西詩的不完全不正確的認識產生了一些畸形的發展。早期新詩如胡適、劉復諸人的作品只是白話文寫的舊詩,解了包裹的小腳。繼起的新月派詩人如徐志摩、聞一多諸人代替模仿西方浪漫派作品,在內容與形式上洗練的功夫不夠。近來卞之琳、穆旦諸人轉了方向,學法國象徵派和英美近代派,用心最苦而不免於僻窄。馮至學德國近代派,融情於理,時有勝境,可惜孤掌難鳴。臧克家早年走中國民歌的樸直的路,今年來卻未見有多大的發展。新詩似乎尚未踏上康莊大道,舊形式破壞了,新形式還未成立。任何人的心血來潮,奮筆直寫,即自以為詩。所以青年人中有一個誤解,以為詩最容易寫,而寫詩的人也就特別多。

所有舊體文人對新詩的不滿,幾乎都被他說完了,而且入室操戈,講得比舊體文人更好。這種新詩抹煞論,後來在臺灣頗有繼聲。如紀弦《論新詩》便也痛批:

五四以來,出現於中國新詩壇的詩形不下十種,幾乎凡西洋的詩形,不論其為過去了的或新出現的,悉皆被介紹到中國來了。……

最初是胡適的「嘗試」時代,他們的詩形,從現在的標準看去,當然是很幼稚的、不成熟的、不完美的。可是……「嘗試」的精神,毋寧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呢。「嘗試」時代的詩形,大體上近乎「自由詩」,有完全不押韻的「分行的散文」,也有押了自由韻的,不過我們還是依習慣稱之為「白話詩」比較妥當一些,因為那和現在的「自由詩」不同。

其後有心女士的「小詩」。她的這種詩形,曾經有不少人模仿過,但其本身還是很薄弱的,不能持久。如今有誰要是再用她的這種詩形的詩,恐怕要被譏為「新文藝腔」了。……

「新月派」的出現,正式的把西洋的「舊」詩形介紹到中國來了。但是他們的詩形,也並不完全是嚴格的「十四行」,而主要的特點,在於每行的字數,每節的行數,都是有一定的,就同圖案畫一樣。他們的詩形,用眼睛看去很漂亮,而最要緊的還是字句上注重反復與對偶,韻腳十分工整這一點。後來林庚的「四行詩」也可以歸入這一個系統去。就詩論詩,朱湘、徐志摩等人的作品,無論是在形式上、內容上都已有了飛躍的進步。這就是說,已經像「詩」了。只不過遺憾的一點是他們把西洋的「舊詩」當作是新鮮的事物,而搬到中國來。這和當初文學革命的主旨完全不符合。……

「左翼」的理論是洋洋萬言,可是他們的詩,就太不成樣子了。他們的詩形也很混雜。反正他們的批評尺度,所量的只是一個「意識」,不論是山歌也好、民謠也好、大鼓詞也好,甚至連文言和白話都不管。總之只要「意識前進」就是「好詩」。因而他們的詩,可說是沒有什麼詩形。他們根本不注意技巧,表現手法全無,只要喊出一個「革命」的概念來,就算是詩。他們以為「革命的詩」就是「詩的革命」,豈不荒謬之至!嚴格的說:「左翼」的詩人們,與其稱之為詩人,毋寧稱之為宣傳員。他們的詩,全是些標語口號,根本是不成其為詩的東西。……

      說起「現代派」的奮鬥來,實在是太艱苦了。時間雖已過去,可是回想起來,那種為了藝術的真理而作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是應該具有重大文墨史的意義。一方面,在詩的內容上,對抗其時聲勢浩大的「左翼」;另一方面,作為自由詩的擁護者,以無名的後輩青年人的立場,對抗那些大名鼎鼎的「新月派」的權威化了的詩形,而結果,終於革去了他們的「格律」的命,光復了「自由詩」的天下。

胡適的嘗試、冰心的小詩、新月派與諸般格律詩、左翼,全罵上了,只有最後一段推重現代派。

紀弦是一九三三年由施蟄存創刊的《現代》雜誌的重要詩人,又與戴望舒、徐遲在上海創辦過《新詩》月刊。到臺灣後,一直希望能將大陸現代派的香火在臺灣延續。因此有這種態度。

但此非他一人之言,相似者不難僂指。如瘂弦就也曾指出:新文學運動時期,很多以白話寫詩者,並不純粹為了創造詩藝,而是從事文化改革的運動,以此散播新思想。三○年代抗戰時期,詩更成用為救亡圖存之工具,不允許在戰火中精琢詩藝。四○年代,標榜普羅與進步,詩人成了無產階級的旗手。故須待五○年代臺灣詩人才開始展開「文學再革命」,迎接西方各種技法,進行詩語言之試煉(詩是一種生活方式:鴻鴻作品的聯想,現代詩,復刊十五期,一九九○)

這就是當時將“新詩”改稱為“現代詩”、創辦‘現代詩社“之類活動的內在原因。所以我們不該把這種態度看成是現代派一派之私言,而應看成是對新詩四十多年實驗的反對,準備改弦更張。紀弦瘂弦之外,如余光中便也經常說“要下五四的半旗”。


二、         努力移植西方的現代詩

既然新詩失敗了,那麼,要改弦更張、重起爐灶,又該走什麼路子呢?

開出的藥方,首先是西方的“新”詩。如《現代詩》,是一九五三年國府遷臺後的第一個詩刊。它提出的《現代派公告》六大信條,第一、二條就是:

  1. 我們是有所揚棄併發揚光大的包含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詩派之一群。

2. 我們認為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制的實踐。

早期現代主義最重要的詩人是李金髮,他留學法國時受到波特萊爾《惡之花》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出版《微雨》。其後《現代》雜誌一九三三年創刊,戴望舒、穆時英、施蟄存、杜衡、劉吶鷗均屬之。其後另有何其芳、卞之琳、馮至等。馮至《十四行集》,則以德國詩人裏爾克為師。可見學習西方,由來已久。《現代派公告》之說,大抵繼承這個脈絡而擴大之。

   一九五四年成立的創世紀詩社則不同意現代派。認為還不夠新,應更新、更能與國際接軌,所以有四性說: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與純粹性。提倡超現實主義。其大將洛夫說:「(西方)抽象畫,使他們(指臺灣現代詩人)由外在的有限物向世界進入了內在的無限精神世界。立體主義,為他們提供了造型意識,使在形式上做新的嘗試。印象主義,使他們懂得如何捕捉心象,使想像的經驗得以呈現。超現實主義,使他們瞭解到潛意識的真性,並在技巧和語言的排列上做革命性的調整。西洋現代詩大師諸如裏爾克、梵樂希、波特萊爾、阿保裏萊爾、T‧S‧艾略特、E‧E‧卡明斯、葉慈、戴蘭‧湯瑪士等的詩作都成他們精神上和藝術上療傷的對象」(《中國現的成》,乃《中國現代文大系‧詩選》序。收入一九七七年源出版公司《洛夫詩論選集》)

另外還有由日本傳入的法國超現實主義。如一九五三年成立的風車詩社,創辦《風車》詩刊。刊頭用法語作標題,宗旨是:「拋棄傳統,脫離政治,追求純藝術,表現人的內心世界。」

他們都強調要拋棄傳統、移植西方,新而又新。因此一時之間西潮大盛。

 

三、轉向繼承傳統的現代詩

但情況很快就有了轉變。因為當時之西化是充滿自覺意識的。雖然認定整個新詩都是移植之物,然而,一,並非所有西方事物均堪效法,所以反對把西洋舊詩形拿來用。二,法效西方的目的,乃是要建立我國新詩的形式,創造中國的民族文學。

如紀弦即曾說:「移植之初期,所謂新詩,無論是在中國或日本,都是尚不成其為『詩』的東西,都是無光彩的瓦石,而絕不是燦然的珠玉。然而先驅者一番移植的熱情與苦心,是值得我們尊敬的。新詩的第二代,在中國和日本,不僅是愈更精湛、純粹、堅實、完美,呈其枝繁葉茂之姿,幾乎要趕上了世界的水準,抑且成為了中國之大陸風的民族文學、成為了日本之島國風的民族文學,各各於其內部,織入並活著有本國的民族性格、文化傳統,而在文化類型學原理之一的『凡文化必為民族文化』這一大前提下,它們是取得了存在的理由和普遍發展的資格“。可見民族文學才是他們努力的目標,西化只是手段之一,在創作中還希望能織入本國的民族性格與文化傳統。

《創世紀》創刊不久也開始倡議「民族型詩」,強調要「運用中國文學之特異性,以表現東方生活之特殊情趣」第六期《建立新民族特型,烈提倡的芻議》)

同一時期夏濟安編《文學雜誌》,同樣也在《致讀者》中申言:“我們的希望是要繼承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

方向如此,因此對於所接受的西方影響便開始有了反省。如洛夫就批評:「超現實主義在部分詩人解釋下成為一種絕對主義。他們的人生態度是頹廢、虛無、絕望,而最終走向自殺」,而「自殺絕不是一個藝術創作者必須具有的精神」。

他也質疑超現實主義者「故示神秘、玩世不恭的態度,主要是由於潛意識中的欲望過於放縱。潛意識部分固然最為真實,但欲望卻是一切痛苦之源。一個詩人對藝術的態度是否與對生活的態度應趨於一致呢?這是超現實主義者值得深思的問題」。

正因如此,故他對現代詩「乃橫的移植,非縱的繼承」之說頗有修正,努力淡化現代詩乃移植之花的印象,說:

凡細心研讀過近年來我國現代詩的創作及其理論的人,都會發現一個事實,即若干重要詩人的作品中幾乎都具有超現實主義的精神傾向。但當我們對超現實主義的基本觀念、精神特質、及其實驗以來的得失成敗作過一番剖釋後,始瞭解中國現代詩人並未直接受其影響。我國現代詩人的超現實風格作品並不是在懂得法國超現實主義之後才出現的,更不是在研究過布洛東的《宣言》之後才按照它的理論來創作的,他們最多只是在技巧上受到國際性的廣義超現實主義者所詮釋、所承認的作品的影響;且由於超現實主義的作品在我國並未做有系統的介紹,這種影響也極為有限。

超現實主義一部分是我們本來就有的,一部分是我們不贊成的,另一部分則是要被我們轉化的。例如現代意識,在洛夫筆下,就轉換成了一種傳統意識。現代天人裂解、物我對立的世界,也被認為應重新彌合成為天人合一的型態:「中國詩人與自然素來具有一種合諧的關係,我心即宇宙,『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主體與客體是不可分的,所以詩人能做到虛實相涵,視自然為有情,天地的生機和人的生機在詩中融合無間,而使人的精神藏修悠息其間,獲得安頓。這種思想雖不為中國所獨專,但確構成了中國詩一種特質。中國詩人所謂『靜觀』,正是透過這種人與自然的關係以探索事物本質的最佳方法」。

洛夫後來更以純粹詩、純粹經驗來解釋這種天人和諧關係,重新認證了它與現代主義間的譜系淵源:

     「純粹經驗」也是西方現代美學的重要觀念之一,首先美國詩人愛倫坡(E. A. Poe)認為:詩的本質是一種用張力所形成的抒情狀態,其效果與音樂相似。詩只有一種純粹美學上的價值,因而排斥一切的知性,邏輯思維與實用性,這都是屬於散文的範圍。其後,廿世紀初期法國詩人波特萊爾、馬拉美等承襲此一觀念而倡象徵主義。對他們而言,純粹就是一種絕對,能產生相當於音樂中形而上的及神秘經驗的效果。實際上這種純粹觀念只是一種理論,一種詩的本體論。詩究非音樂,詩必須依恃語言,且須透過意象才能呈現,而語言固然有其暗含的意義,同時也有它本身的意義,也就是字典中的意義,所以語言本身既是文學的,也是科學的、是抒情的,也是分析的。我們無法擺脫語言而讀詩,故西洋的「純詩」理論毋寧說只是一種美學觀念。……

      但中國現代詩人對純粹經驗的追求是受到中國古詩的啟發,希望能突破語言本身的有限意義以表現想像經驗的無限意義。……

      這種高度純粹的詩固然飽含「張力與衝突」,表現出不可言狀的心靈隱秘, 甚至可以達到不落言詮,不著纖塵的「禪」境,一則使我們恢復人與自然的冥合關係,一則使我們發現人類經驗中為一般人所忽視的事物本質,或如古時柏拉圖、近代柏克森所追求的「最終真實」(ultimate reality)。

經過他這麼一處理,現代詩便是雖仍與西方有關,但主要是受中國古詩或中國人意識影響下的產物,脫離了歐洲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脈絡,表徵著在中國的意義:「對一個中國現代詩人來說,所謂『現代詩』,並不純然就是西洋現代主義的產物,也不僅意味著一種時代性的新文學形式,或一種語言與技巧的革新(如中國三十年代的詩),而更重要的,乃是一種批評精神的追求、新人文主義的發揚和詩中純粹性的把握」。

葉維廉的態度也與洛夫相似。他於一九五九年就指出現代詩既是移植的,也是延續的。而移植的部分,發展不良,因為模仿痕跡太重:「無論在取材上、意象上、及技巧上都似乎尚未逃出艾略特、奧登、薩特維爾(Edith Sitwell)及法國各大師的路子,除了在文字之異外,歐美詩的痕跡實在不少。這也可以說,自己的個性尚未完全的建立,至少中國許多方面的特性未曾表現。譬如…….中國文字本身超越文法所產生的最高度的暗示力量(這種力量的達成在文字藝術的安排)都未有好好的表現過」。

這是指漢字作為詩歌表現媒介,應有與西洋詩不同之處,可惜詩人未予此發揮之。

另外,他又從總體趨向上思考到中國現代詩應不同於西方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的姍姍來遲,使中國詩人面臨一個頗為困窘的境況。我的意思是:歐美現代主義已近尾聲,其價值已先後被人懷疑和否定,而我們卻剛剛開始。那我們是不是正重蹈別人的覆轍呢?但我們又不應完全漠視這個動向,因為這個動向是很自然發展的。那麼我們最大的困難是:如何把握它而超越它?亦即是說,我們如何一面極力推進,一面又步入詩的新潮流中,而同時有必須把它配合中國的傳統美感意識?於是我們的方向可以確立,我們應該代的方法去掘和表多方的豐富的特(一九五九《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收入1971年,志文出版社《秩序的生長》)

這段話,幾乎可以當成宣言,揭示了臺灣現代詩應走或擬走的方向。而這個「配合中國傳統美感意識」「表現中國特質」的路向,又是與它在上面談到的漢字之高度暗示力相呼應的。

據葉維廉的研究,中國文字(以文言文為代表的中國文字體系)含有許多特性,可以讓我們像看到電影似的,透過水銀燈的活動,而不是分析。在火光一閃中,使我們沖入具體的經驗裏。這種鏡頭意味的活動,自然傾向於短句和精簡,因此便沒有跨句的產生。較長的詩句很易流於解說。中國舊詩裏情境與讀者直接交往,讀者參與了作品的創造,時間的意識(時間的機械性的劃分)自然便被湮沒。這種直接性,更被中文動詞的缺乏時態變化所加強。避免了人稱代名詞的插入,非但能將情境普遍化,並容許詩人客觀地(不是分析性的)呈現主觀的經驗。

五四文學革命以後,新詩人放棄了文言,改以白話為媒介後,情況就頗不相同:

     (一)雖然這種新的語言也可以使詩行不受人稱代名詞的限制,不少白話詩人卻傾向於將人稱代名詞帶回詩中。

(二)一如文言,白話同樣也是沒有時態變化的,但有許多指示時間的文字已經闖入詩作。例如「曾」、「已經」、「過」等是指示過去,「將」指示未來,「著」指示進行。

         (三)在現代中國詩中有不少的跨句。

   (四)中國古詩極少用連接媒介,卻能產生一種類似水銀燈活動的戲劇性效果,但白話的使用者卻在有意無意間插入分析性的文字。

因此,他說:「相當諷刺的是,早年的白話詩人都反對側重倒模式的說理味很濃的儒家,而他們的作品竟然是敘述和演繹性的(discursive)。這和中國舊詩的表達型態和風貌距離最遠」。

改變之道,乃是重新接合與文言文斷裂的關係。例如連接媒介近一步的省略、更深一層的與外物合一、儘量不依賴直線追尋的結構(linear structure)、並代之以很多的心境上的(而非語意上的)聯繫(葉氏認為這部份也受了超現實詩人的影響)、重新納入文言的用字以求精省等等。

這種接合或回歸,葉氏也與洛夫一樣,仍要與現代主義接譜,認為自從馬拉梅以來,現代西洋詩中常欲消滅語言中的連接媒介,詩人極力要融入事物裏(如里爾克的詩),打破英文裏的分析性的語法來求取水銀燈技巧的意象併發(如龐德),逐去說教成分、演義成分(十九世紀末詩人以來),以表裏貫通的物象為依歸(為柏克森及T休爾默所推動),以「心理的連鎖」代替「語言的連鎖」(如超現實主義者的詩),以及要不賴文字而進入「無語界」(參閱Ihab Hassan所著The Literature of Silence)……這些都是要達到中國古詩那種呈現「具體經驗」的努力。

他覺得自從E坡大力抨擊詩中的敘述性(由史詩產生的一種負擔)以來,歐美現代詩的趨向確是如此,而這些詩人也愈來愈覺得他們與中國的觀物的感應形態氣息相通。中國現代詩人,對梵樂希、里爾克諸人的「純詩」的觀念,向來有高度的興趣,可是大家並不知道梵氏、里氏都無法做到純然的傾出,所以他們詩中存在著形而上的焦慮,是中國物我合一、以物觀物美感經驗中所沒有的見葉維廉《中國現問題》,附二《言的明性》。從現象到表葉維廉早期文集》,1994年,大)

在葉維廉的觀念中,以物觀物,才能呈現純粹經驗。洛夫曾描述葉氏說:

他認為:「純粹經驗即是要從事物的未經知性沾汙的本樣出發,任其自然顯露,詩人融入事物,使得現象與讀者之間毫無阻塞。事物由宇宙之流中湧出,讀者與事物交感,詩人不插身其間,不應用演繹的邏輯,試圖作人為的秩序,不把事物限指於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所以在文字上幾乎沒有分析性的元素。」這正是中國古詩中的獨特風貌,也是中國語言(文言)的特性。詩人不需使用指限性「冠詞」「時態」,即順著心靈的流動和「意象的併發」,從混沌的經驗中建立起一個秩序,詩人「不必站在經驗外面啰啰嗦嗦的解說、剖釋,即可使讀者感到詩中的張力和衝突。

這段見解,葉維廉自己用唐詩、用邵雍語來形容,謂:「詩人……在其創作之前,已變為事物本身,而由事物的本身出發觀事物,此即邵雍所謂『以物觀物』是也。由於這一個換位,或者應該說『溶入』,由於詩人不堅持人為的秩序高於自然現象本身的秩序,所以能夠任何事物不沾知性的瑕疵的自然現象裏純然傾出,這樣一個詩人的表現自然是脫盡分析性和演繹性的」。

也就是說:葉維廉期望以白話為媒介的現代詩,也能如文言那般去除分析性與演繹性的表現,以中國傳統的「以物觀物」方式來呈現純粹經驗,故他說:「我們既有『以物觀物』所賦予我們的視境和表現,而白話又不能完全的像印歐語系那樣的邏輯化,我們的詩人如何去除分析性、演繹性的表現呢?」

這種期望,有時他又把它視為事實,說:「而中國現代詩,正確的說來,實是中國的視境和西洋現代詩轉化後的感應形態兩者的沖合之下誕生的」。於是,在臺灣的中國現代詩,竟轉化了它移植、模仿自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身分,成了中國視境及文言傳統詩的現代版。

葉維廉這種看法,很具代表性。洛夫就認為:「十幾年來中國現代詩人一直在進行這種實驗,葉維廉的《賦格》、瘂弦的《深淵》、筆者的《石室之死亡》、商禽的《天河的斜度》、葉珊、方莘、張默、楚戈、敻虹、管管等某些作品都含有這些傾向」。

他們之間並不盡相同,但大體傾向確是如此。像洛夫自己就不全然同於葉維廉,他主張兩種「新方向之實驗」,其一為純粹經驗之呈現,另一路為廣義超現實主義方法之實驗。

但對後一種方向,洛夫把它解釋為禪,仍是與葉維廉合拍的。他把禪或中國古典詩,視為詩的最高境界,且謂其與超現實主義相通。於是學習那「言盡旨遠」「言在此意在彼」的作法,使成為廣義超現實主義方法了:

  如果說中國的禪與超現實主義精神多有相通之處,可能會招致牽強附會之譏。但如果說中國盛唐時期的詩已達到禪的境界,甚至說詩禪一體,也許會獲得多數人的心許。我國詩評家慣以所謂「神韻」「興趣」「性靈」等作為衡量詩中純粹性的標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這些都是詩達於化境後的效果。王士禎說:「舍筏登岸,禪家以為悟境,詩家以為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這種不落言詮而能獲致「言外之意」或「韻外之致」,即是禪家的悟,也就是超現實主義所講求的「想像的真實」,和意象的「飛翔性」。超現實主義詩中有所謂「聯想的切斷」,以求感通,這正與我國「言在此意在彼」之旨相符。

洛夫在此,用禪、用唐詩、用嚴羽、用王國維境界說來解釋現代詩應如何擺脫邏輯推理、習慣語法,以追求含蓄、透見真實。其意與葉維廉實有異曲同工之妙。葉維廉也從禪宗、嚴羽處找過它們與現代詩的關係,後來則更從唐詩(特別是王維)上追到道家美學,出版《無言獨化》。一場現代主義的浩蕩波瀾,終歸於老莊與禪、終歸於唐詩之神韻興趣,恐非只懂得現代詩是五四文學革命後的移植之花者所能知矣!

 

四、尋找到傳統中國性的現代詩

上一節,我們分析了現代詩家如何因重視美學問題,而逐漸走離現代主義,重新接合中國古典詩歌之審美意識、表達方法,以及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世界觀,由漢字、文言文、唐詩、老莊、禪等處去探尋現代詩的新方向。以致原先昌言「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的現代詩,最終成為「尋找傳統中國性」的運動。

     這一趨向,不但舊體文學界霧裡看花,不明真際;許多新詩研究者也搞不清楚。例如劉維英說:「現代主義典律不只是以中心架構的姿態掌握了詩壇發言權,更不斷將中國古典傳統抑斥為異質詞語(陳舊的、保守的),遂使其作用性被非法化。這也是為何中國古典傳統在臺灣,總被視為相對於現代主義的反動論述」。這在教條或表層上看,似乎如此。因為所謂現代,就是傳統的對反,唯有打破、打倒了傳統,才能現代。但在臺灣的現代詩,發展下來的結果卻正好相反。一方面,它脫離了西方,也脫離了它的普世性,成為中國的。如在《給趙天儀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中,紀弦說:

我提出了我的「新現代主義」,那是不同於法國的,亦有別於英美的「中國的」現代主義。我所要求的「現代詩」乃是基於我的「新現代主義」的一種健康的而非病態的,向上向善的發光發熱的,而非縱欲的頹廢的(《笠》第14期,19668月)

另一方面,無法安於「橫的移植」的現代詩也與傳統產生具體的聯結。如余光中在《我的年輪》(1959.7)中宣告:

 即使在愛奧華的沃土上

也無法覓食一朵首陽山之薇。

我無法作橫的移植。自你的睫蔭,眼堤

真空的感覺

很久沒有饜我的鼻孔

以你香料群島的氣息了

於是在《蓮的聯想》(1964)以後我們即能看到他大量援引古典詩的題材、意象、語彙乃至主題,進行新古典的實踐。

    解昆樺《現化主義風潮下的伏流:六十年代臺灣詩壇對中國古典傳統的重估與表現》對此不了解,說: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陷入形式泥沼,許多早期現代主義代表詩人,才向中國古典傳統靠近,借著中國古典傳統符號,滿足他們對大陸文化母體的追尋2006年文藻外語學代與古典學術討會會議論文)。殊不知:不是現代主義陷入形式泥淖後,現代詩人才轉向尋找傳統。而是其形式探索就得力於對傳統的抉發,或倒過來說:其探索同時也「發明」了古典詩的某些詩特質。

    如洛夫對含蓄、性靈、興趣、神韻的掌握,葉維廉對王維、嚴羽、禪、意象並置、無言獨化的闡述,余光中對李賀的研究,楊牧對《詩經》的分析,張漢良對唐人傳奇的討論等等,對那個時代的古典文學研究都是具有導引性的,點明了古典詩文的某些特質。

    由於舊體文學界在現代化的城市中失落了話語權,因此只有現代詩人這些對古典詩的意見才能在大眾傳播媒體上流通、產生影響、創造話題。而在大學裡,雖然中文系仍以舊體詩文之傳承與寫作為主,但中文系同樣是影響力不足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臺灣,對古典文學的詮釋主力,其實是外文系以及新文學家。當時新文學作家就多出身於外文系,身兼學者的詩人則在“比較文學”的框架下,以其西學素養進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解析。這些解析,當時對社會之影響甚為巨大,是社會意識發展的重要旗手(與大陸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學評論相似);也深刻刺激著中文系年輕的學者。可以說,中文系的文學批評意識覺醒以及對中國古典文學性質的掌握,實得力於此。

所以七、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在新舊詩之間是極寬容的,研究與寫作雖各有偏重,但壁壘與硝煙已然消散,跨界書寫與思考者比比皆是,活動也常能玩在一起,彼此視為同盟軍。像葉嘉瑩與新詩人周夢蝶,余光中與舊體詩人周棄子,洛夫、瘂弦與舊體詩人張夢機先生的友誼就都甚好;我們這一代,則李瑞騰、渡也、蕭蕭等都研究古典詩而寫作現代詩;至於呂正惠這類同時研究新舊詩的,可就更多了。

 因此綜合起來看,由於現代詩已回歸傳統,故其身份事實上業已成為傳統詩之一分支,雖然在詩形上頗有差異。而現代詩人在探討他們該如何前進時,對傳統詩與詩學有許多深入的研析。研析所得,反過來又深刻影響到近時我們對整個古典文學的理解與詮釋。

這其中最典型的論述就是“中國抒情傳統”。抒情傳統,是臺灣七十年代由陳世驤、高友工等人提倡,再經蔡英俊、呂正惠、柯慶明、張淑香等許多人完善之的論述,影響深遠。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古典文學(文化)論述。近年王德威更將之延伸到現代文學,著意探討“抒情的現代性”。香港陳國球《抒情中國論》則梳理了現代中國抒情論述的具體脈絡。從周作人、聞一多、朱自清、魯迅、朱光潛、沈從文到宗白華、方東美,再到陳世驤、高友工。

他們的研究,我覺得有與張松建《抒情主義與中現代詩學》2012,北大出版社)相發之處。張氏強調現代文學充斥著抒情主義。現代詩以抒情為主,其說加上王陳兩先生對抒情現代性的描述,可謂已無疑義。可是這種抒情的現代性是如何形成的呢?

他們的推論都與普實克差不多,認為現代中國的抒情雖然充滿西方和日本浪漫主義與個人主義之特徵,但仍具有中國古典詩學的傳承,由古典詩詞和詩學話語中繼承一種書寫風格,以及塑造現代主體性的特別姿態。所以,中國的抒情主義的面向有二,一是西方浪漫主義所帶來的傳統,另一個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傳統。

我的理解有些不同。我認為所謂“中國古典文學的抒情傳統”其實是在新詩現代詩的抒情性中被創造出來的。

不要覺得我的講法怪。早先就有一個實例:楊鴻烈的《中國詩學大綱》第五章,在闡發“中國詩的組合的原素”之一的“感情”時,就推重男女之愛,並試圖“從根本上來澄清一般人以錯謬的道德觀念妨礙文藝的創造”。他列舉了胡適以來的“現在白話詩的腐敗的情形”,認為根本的病原就是“缺乏真實高尚豐富複雜的想像和情感”,認為唯一補救之道就是“把詩的本質特別闡發,灌輸在一般有志學詩的人的腦裏”。這時,他所謂的詩的本質,即是抒情的,而且以男女之情為標準或最高。

而這種抒情,是“中國詩的組合的原素”的感情嗎?不是的,它是受當時新詩理論的影響。如聞一多即曾批評俞平伯《冬夜》十之八九都是“二流的情操”,對於最真、最高的男女之愛著墨太少。什麼是二流的情操呢?郁達夫曾參考英國溫徹斯特的理論,把情感分成情緒和情操(有知性、宗教、倫理情操等)兩類,並主張:“詩的實質,全在情感;情感之中,就重情緒。”情緒,特別是男女之情最高,情操當然就只是二流的了。

請問這是中國傳統的觀念嗎?可是這種抒情觀深刻影響了現代古典文學研究,不但楊鴻烈如此說,朱自清以降的“抒情/言志”之分,難道不像郁達夫的“情緒/情操”之分嗎?

中國古代詩論當然也講“發憤以抒情”。但一者情由感來,有《周易》感應的哲學底子和秦漢以來的感物而動思想,與西方言情,整體哲學內涵就不相同。二者,“情緒/情操”之分,中國也有,“性/情”是也。可是評價恰好相反,所以古代詩論多不說詩主情或抒情,多是說“詩主性情”。

因此近時講抒情傳統,從普實克、陳世驤以降,其實都不是從中國的情觀發展來的,所說的情乃是西方式的。而其對比框架,則是抒情詩與史詩。史詩是敘事的,故可與抒情詩做對比。以此說中國以抒情詩擅場、西方以史詩為勝;或說中西方都有抒情傳統與敘事傳統,在其內部盤旋爭鋒等等。陳世驤在北大讀書時,即曾參加朱光潛的讀詩會,並致信沈從文,希望《大公報》能設置詩評欄目,推動現代詩學。後來他論抒情傳統,與洛夫關注古典詩一樣,由“興”入手,淵源似乎也不難索解。

也就是說:近時我們講的“中國古代的抒情傳統”其實遠於古典詩而近於現代詩,乃是現代詩人理想中的中國詩,也可以說是現代詩創造的古典傳統。

 

、尷尬情境中的舊體文學

 張松建說:在新詩理論和批評史上,有兩種迥異的思考方式和價值標準。一是出於整體主義的思路,把新詩當做全部“中國詩”之演進鏈條上的一個有機構成,相信舊詩和新詩雖然存在美學觀念、語言媒介和形式成規的差異,但兩者都是人類的創造性想像的產物,是一種優雅的語言遊戲和智慧的結晶,因此在觀察新詩的得失成敗之時,傾向於以一種超越時空的審美主義標準,把新詩與舊詩“合而觀之”。另一種批評話語,出於現代性的知識體系和參照尺度,強調新詩之發生與成長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新詩與舊詩在各層次上都存在本質性的差異和結構性的緊張,因此,新詩批評的理論資源和評判標準無需他求,自應本於其自身的內在視野(intrinsic perspective)。前者突出的是普遍主義、同一性和連續性。後者以探勘特殊主義、差異性和斷裂為職志。這兩種敘事方式(現代性和普遍主義)在現代詩學的歷史進程中對抗這兩種話語,相互糾纏和競爭,是推動新詩理論批評之不斷演進的內在動力。

我不贊成這種觀察。我認為整體趨勢是由後者發端,逐漸走到前一條路上;而且前一條路也不是超越新舊的普遍主義,而是回歸傳統的。所以這時傳統才需要確認:在非普遍主義的觀點下,尋找中國詩的特殊性,以便重新認祖歸宗。

這樣,新詩才終於獲得中國詩的身份,但也同時以現代詩的視角說明了傳統詩。若說早期新舊詩之分流競爽是“新與舊”,後來現代詩接合傳統就可形容為“新是舊、舊是新”,新舊有複合再生、轉相詮釋的關係。至於在此關係中被塑造的舊文學姿貌,則是“舊又新”的。

    這種弔詭的情況,並非僅見於臺灣。大陸在八十年代以後,不少研究者也從技巧化、藝術化的角度看現代詩,揭明古典詩的含蓄性和現代詩的暗示性間存在著的關係,強調「興」「象徵」「意境」等在詩表達中近乎本質的地位,並論證三十年代現代詩人,如卞之琳等人與李賀李商隱等晚唐詩境之關聯。通過這樣的論述,現代主義詩歌的民族化自能獲得說明。相關論述,孫玉石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之外,還有張同道《探險的風旗──論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王澤龍的《中國現代詩潮論》、陳旭光的《中西詩學的價通──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學研究》、王毅《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論》、羅振亞《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論》等。臺灣的情況,乃是他們所談現象的後續發展,所以值得關注。

    此一形勢,至今未已。張松建即曾指出:新詩史上頗多向杜甫致敬之作,如馮至的《十四行集》之十二、梁曉明的《杜甫傳第二十七頁》、蕭開愚的《向杜甫致敬》、黃燦然的十四行詩《杜甫》、周瑟瑟的組詩《向杜甫致敬》、楊牧《秋祭杜甫》、洛夫早年的《車上讀杜甫》及晚近完成的千行長詩《杜甫草堂》、餘光中的《草堂祭杜甫》、葉延濱的《重訪杜甫草堂》、孫文波的《謁杜甫草堂得詩二十五句》、西川《杜甫》、香港詩人廖偉棠的《唐宋才子傳》之杜甫等。可見這是個龐大且延綿著的現象。最近,蕭開愚更發表了他參加“首屆杜甫國際詩歌節高峰論壇”的開幕詞呢!

 杜甫,是舊體詩的象徵,現代詩人正以他們的方式在呼喚詩魂。

舊體詩家,看見這一幕,該喜呢還是該悲?

現代詩遊子返轡,看來應當高興;舊體詩並非過時的敝屣,價值頗獲重估,似乎也該慶幸。然而,相較現代詩壇,舊體詩批評意識薄弱、論述不足,卻是令人感傷的。

許多人以為舊體文學發展的難題,是要在新時代寫舊體文,創作難度大於古人,而舊體裁之生命力,又被古人發揮盡了,所以難得寫好。實則近百年來,創作上不乏高手,有出古人窠臼之外者。可是詩文理論之進展,幾乎看不到什麼苗頭,議論陳腐,意量平庸。難怪舊體文學之美,反而有賴於新文學家之闡發。說起來,有些難以為情呀!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Viewing all 221 articles
Browse latest View 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