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唐志齋博物館碑銘全集》出版前言
龔鵬程
一、
近代有兩位對書法史有大貢獻的張伯英。一位字勺圃，辛亥後任北洋陸軍部編纂、國務院秘書、臨時執政府副秘書長等職，著有《法帖提要》等。另一位名張鈁（1886年－1966年），字伯英，號友石老人，河南新安鐵門鎮人，則貢獻更大，且主要在碑學方面。
張鈁幼年念私塾，1902年到陝西；1904年後入陝西陸軍小學堂、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炮科學習，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春畢業後入軍旅，是辛亥革命時期陝西新軍起義的主要策動者。中華民國成立後，任陝軍第二鎮統制、師長。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時，與于右任分任陝西靖國軍正副總司令。後歷任國民革命軍二十路軍總指揮、河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及民政、建設廳長等職。抗日戰爭爆發，任第一戰區預備總指揮，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院長。1949年後曾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1966年病逝於北京,享年 81 歲。
張鈁雖軍旅出身而文化修養甚高，酷愛金石字畫，與于右任、章炳麟、康有為等人右交往密切，多有掌故佳話。例如1921 年夏,他在陝西任靖國軍副總司令時,因父喪，返歸故里守制,在鎮中購得土地近百畝,闢為花園,廣植奇花異木,兩年後康有為遊陝過豫,途經鐵門,遂為題園曰“蟄廬”。又為張氏“聽香讀書之室”題聯說“凡泥欲封，紫氣猶存關令尹;鑿坏可樂，霸亭誰識故將軍”。
又，張鈁之父張子溫過世時，墓誌竟由章炳麟撰文、于右任書丹、吳昌碩篆蓋,集近代文章、書法、篆刻之大成，舉世無第二例。張鈁母親慶祝七十壽辰時，又有由蔣中正撰文、賀耀祖隸書和國民黨眾多高級黨政官員署名的長篇《賀壽序》及石刻,也是絕無僅有之物。這都可見他的人望和藝文素養。
這時他的收藏已經很有規模了，其後更形擴大。因他所居，適在洛陽附近。洛陽乃九朝古都，自東周以迄宋、明，都是人文薈萃之地。城北邙山，東西綿延百餘公里，雄渾逶迤，土厚水低，宜於殯葬。歷代達官貴人、富戶巨賈，皆習慣葬埋於此，甚至有歿於江南塞北者，臨終也囑其後人，要不遠千里還葬北邙。以致“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見王建《北邙行》）。這些墓葬，往往被盜。盜墓者劫掠殉品，對其中所存的志石則不甚在意，所以志石多散失民間。清末修隴海鐵路時，取線邙山腳下，掘出的志石更是被大量棄置於田野。再加上年代久遠，山水更易，陵谷變遷，墓穴自然塌陷，裸露於野；或農人耕作，觸掘墳塋，都使得墓誌不斷出土。張鈁和于右任留意及此，遂廣為搜求，以保存文獻。
收集到的北魏墓誌歸于右任，而唐志屬張。于氏把近三百方北魏墓誌運回陝西三原老家，後捐給西安碑林。張鈁得到的，則辟地建齋，妥為保存。於1933年在蟄廬旁，將羅致而來的志石鑲嵌於十五孔窯洞、三個天井和一道走廊的裏外牆壁間。外走廊連接蟄廬，各天井間均有過道相通。於1936年竣工（其未鑲嵌部分，除於抗日戰爭時期運陝捐贈陝西博物館數百塊外，歷經變亂，散失不少）。
由於它主要收藏了西晉至民國年間歷代墓誌銘、碑碣等1419件，其中唐人墓誌銘1191件，占我國出土唐墓誌碑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所以章炳麟篆書題詞，命名為“千唐志齋”。
千唐志齋所藏唐志上起武德、貞觀，經盛唐、中唐以迄晚唐，從第一個年號武德(西元
618)到最後一個年號天佑
(西元904年)，幾乎每個年號都有。其中包括武則天的改元、安祿山的僭號。志主身份有位極人臣的相國太尉、封疆裂土的皇親貴戚、雄踞一方的藩鎮大吏、職司守土的刺吏太守、官卑職微的尉丞參曹；也有優遊園林的處士名流、修道求仙的真觀洞主，以及幽閉深宮、至死不知姓名籍貫的宮娥。記載了各色人物及其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情況，提供了極為難得的珍貴資料，起著證史、糾史、補史的作用。因此這批墓誌銘又被譽為一部“石刻唐書”。此外它也顯現著唐代書法演變史，藝術價值無與倫比。故於1996年就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
據１９３５年由西冷印社發行的《千唐志齋藏石目錄》載，此處原藏１５７８件，現有墓誌石刻1413件（但1983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只有唐志1209種）。其中西晉志１件、北魏志２件、隋志２件、唐志１１９１件、五代志２２件、宋志８８件、元志１件、明志３０件、清志２件、民國７件，此外尚存有墓誌蓋１９件，以及其他各類書法、繪畫、造像、經幢、碑碣等５４件。除此之外,漢晉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法；宋代米芾所書對聯；明董其昌所書《典論·
論文》長卷；清王鐸的中軸, 劉墉等人所寫的屏扇、對聯等，在此也能看到。
千唐志齋近年來又在這個基礎上廣徵石刻碑誌 ,數量多達五六百方,見《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對推進唐史研究的作用，不言可喻。
二、
中國人重視文字，喜歡書寫、不信任言說，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金石刻鏤。口說無憑，必需留下字據，而字還要刻鏤於金石，期以不朽，這才安心。世界上沒有其他民族是如此的。
具體說，則金早而石晚。商周多鑄在吉金上，石鼓獵碣這種就算異數了。舊說石鼓為周宣王時作，但諸家考證，頗疑它不應如此之早，就是因為石刻之成規模，恐怕還在秦。秦昭王或惠文王時便有詛楚刻石；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又在芝罘、會稽、琅邪、秦山、嶧山等地刻石銘功；石鼓也有秦文公、穆公、襄公、始皇諸說。故刻石可能與秦之風俗有關，中原甚至楚越則都是只銘金而少刻石的。“金石可鏤”這個詞，出自荀子，而荀子就也是入過秦的。
到了漢朝，刻石仍以圖像為主，文字甚少，大批文字之刊刻須遲至東漢。這也可說風氣之擴展畢竟還須要時間吧！但自茲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了，刻碑、刻石經，皆洋洋灑灑，蔚為大觀。
這些石刻樣態繁多，但除了材質依託於岩石外，很難算是同一類資料。有存於地下的，如墓誌；有樹立在地表的，如碑碣；有刻於自然石體的，如摩崖石刻；還有自然與人工的混合物，如石窟文字。
這些石刻，很早就被用為考史之材料．如宋代歐陽修是《新唐書》的纂修者，但同時也是金石收藏家。他的《集古錄》便談到許多石刻文字的史料價值，以及可以補正史傳之處。今存《集古錄》十卷，後六卷都是關於隋唐石刻的，可以想見他修《新唐書》時一定也參考過這些材料。
清代金石學大盛，石刻更是獲得空前的關注。而其中唐人墓誌因是唐代埋入地下的第一手歷史實物資料，尤獲重視。是研究唐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唐代歷史地理新的實物資料，關係到隋唐史及唐史研究的突破和深化。晚清以來，勞格、陳寅恪、岑仲勉、唐長孺、谷霽光，西人沙畹、伯希和等數不盡的重要學者，均曾利用新發現唐人墓誌進行相關研究，取得耀眼成果。
近年來唐人墓誌不斷發現，數量又遠逾清朝。考古學、中古史、文學史、書法史、社會史、婦女史及歷史地理學等各界學人也對之愈來愈關注，饒宗頤先生甚至稱之為
“繼甲骨、簡牘、敦煌寫卷、內庫檔案之後第五種新出史料”。這批石刻，已輯為底下這些主要彙編史料：
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上下冊）編著者：毛陽光、于扶危。
臺灣毛漢光先生主編的《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每冊收一百篇墓誌，從1984到1994十年間，一共出版了18冊，合計1800篇墓誌。
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共著錄唐代墓誌3607方。《唐代墓誌彙編續集》，2001年仍由上海古籍出版。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分為《洛陽卷》、《河南卷》、《陝西卷》、《北京卷》（附遼寧卷）、《北京大學卷》、《河北卷》、《山西卷》、《江蘇山東卷》、《新疆卷》九卷。
《全唐文補遺》，吳鋼主編，三秦出版社從1994至2001已有七輯，大部份是墓誌。
日人氣賀澤保規《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出版。是一本目錄書，收書十種（含《唐代墓誌彙編》等）。
臺灣新文豐出版社則從1977年開始到1986年連續出版了《石刻史料新編》三輯，並有高橋繼男編的著者索引，
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2003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共四冊。這原是《中國歷代石刻史料彙編》（合十六冊，2001年出版）中的一部份。2003年析成《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編》、《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宋代石刻文獻全編》、《明代石刻文獻全編》。整套書並已由書同文公司制作成可全文檢索的電子版（2004年）。
由這些彙編資料集看，我們即不難發現：在各類石刻史料中，唐代墓誌是最受重視、整理工作也做得最多的。其原因當然與其史料價值有關。毛漢光先生在其《唐代墓誌彙編附考》即曾說過在他所收唐代拓片中，百分之九十的碑銘中人物不載於正史；而且碑誌中人物的數量是兩《唐書》中人物數量的兩倍；從字數上來看，碑誌的字數更超過了兩《唐書》的總和，而這“在歷代歷朝之中，唐刻乃是獨有的現象”“所以就唐墓誌而言，已不僅僅是以石刻證史了”。
這也就可以瞭解為何藏家會蓄意收集唐代墓誌。恰好從清末到民國二十年左右，地不愛寶，在洛陽附近就又出土了大批魏唐墓誌。具體情況可見郭玉堂《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日本氣賀澤保規《複刻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附解說所載墓誌碑刻目錄》（2002年汲古書院出版）。
當時收集的人很多，除了張鈁之外，還有端方、羅振玉、于右任、李根源、馬衡、徐森玉等。端方的收集叫《陶齋藏石記》（臺北藝文印書館《石刻史料叢書》中收）；羅振玉的編成了《芒洛塚墓文遺文》；于右任的收藏，前文介紹過了，叫《鴛鴦七志齋藏石》，30年代捐予西安碑林；李根源的收藏結集成《曲石精廬藏唐墓誌》，由其子希泌編著，1986年齊魯書社出版。
後來我國各地又陸續出土了許多唐代石刻資料，而大部分還是墓誌。比如西安出土大業四年李靜訓墓誌，咸陽出土開皇十九年獨孤羅墓誌、神龍二年章懷太子李賢墓誌、開元二十六年李景由墓誌以及河北出土的何弘敬墓誌等等。這些發現被收錄入了《唐長安郊區隋唐墓》、《西安郊區隋唐墓》等報告，以及《文物》、《考古》等學術期刊中。可見墓誌確實是石刻史料之大宗。
三、
墓誌銘這種形制出現於東漢末年，亡者入墓，無不有志。其淵源則可能來自秦之刑徒墓銘。
早期端方曾收集過二百餘塊刑徒磚，將其中一百三十三塊編入了《陶齋藏磚記》，但並未引起重視。後來陸續又有出土，一九六四年，中科院考古在洛陽偃師獲得刑徒墓磚八百二十餘塊，為最大宗。磚銘記錄了刑徒的部屬、技能、獄所名稱、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起自東漢永初元年（西元107年），止於永寧二年（西元121年）。一九七九年在始皇陵西側又出土刑徒瓦志十八件。記有刑徒的地名、人名、爵名和刑名。故可推斷由刑徒瓦銘到刑徒磚銘是一條線的發展。
爾後魏晉時期的墓磚志，應該就是這條線的繼續。如《魏景元元年張普墓磚》、《張使君兄墓磚》、《魏正元二年徐氏磚》和晉《成晃墓誌》、《徐義墓誌》等都是，墓誌銘已漸漸定型。北魏隋唐，則踵事增華，風氣愈盛。
東漢、西晉的墓誌，記載仍然十分簡略，僅題姓名、卒年、葬地而已，後來就詞繁采勝了。漢人如此，胡人也仿效成風。尤其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政策以後，規定拓跋氏死後不得“還葬代北”，於是貴胄勳戚，多覓窀穸於洛陽近郊北邙山。墓誌的規制也愈趨方形，開始配有志蓋，從選石、打磨，到書丹、鐫刻，都愈來愈講究，裝飾精美。或如《元暉墓誌》四側刻有四神和雲氣紋；或如《馮邕妻元氏墓誌》志蓋和四側刻異禽怪犬和精美的圖案。還有將墓誌刻成龜形，志蓋刻成龜背的。所以這時墓誌已成為集書法、畫像、雕刻等為一體的藝術品了。
墓誌形制本身也頗有變化。隋及初唐，墓誌蓋頂寬大，餘斗殺小，志蓋、志側多無紋飾，或刻忍冬蔓草花紋，遒勁大方。盛唐以後，斜殺漸大，益頂逐次增高，呈覆斗狀，紋飾多刻蔓草、海石榴、四神十二時像，線條豐滿舒張。德宗建中以後，多刻四神、海石榴、雲氣，題材多樣，紋飾繁縟，而線條則鬆散無力。
但美術畢竟是附帶的，墓誌的重點是文字，因為它的功能，是用以備後嗣覓蹤辨識。故《文章辨體序說》云：“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
整個墓誌可分成兩個部分，一是蓋，篆署朝代、官職、姓氏；蓋下為志，上刻志文，詳載死者官職、姓名、族源、生平事蹟、卒葬時地、配偶子嗣及對死者的讚頌言辭等。置於死者棺柩前，埋在墓穴中。志多方形。
志文又略分為三部分，一是志題，寫明朝代，志主職官、姓氏、籍貫等；第二部分為志文，記述志主身世，即世系爵里、生平事蹟、配偶子嗣、卒葬時地；第三部分為銘文，即歌頌悼念死者的內容。
但這只是一般狀況，細說非常複雜。例如墓誌標題的名目其實就多種多樣。除了最常見的墓誌、墓誌銘、墓誌銘並序（敘）三種外，還有墓銘（並序）、墓表、墓記（並序）、墓誌文（並序）、墓銘（並序）、墓誌銘（並序）等等。而光是首題，官宦墓誌首題的職官書寫、題尊與題終、題終趨尊傾向、夫妻合葬墓誌首題的書寫、夫婦合葬墓誌的不同情形、合志題不書妻、題書妻的特例、首題中的郡望、唐中後期郡望入題的現象、郡望入題的原因、葬俗變化與題書郡望的增多等，均是談不完的話題。
同樣，墓誌撰者署名位置與禮儀也頗有變化，涉及文體格式、文體變遷等問題。
南北朝後期，墓誌始有撰、書人姓名，然僅少數。初唐亦寥寥無幾，至盛唐而漸增，中唐以後，幾乎都必有撰、書者姓名了。舉世以得名家手筆為榮，不惜重金為酬。志文亦不像前代只記爵里姻親、簡述行誼了，而是鋪敘功徳，華辭盛藻。
署名部分。前已說了，初唐前期,大多墓誌不書撰者姓名；少數書名,位置也還不一定,署名於文後或文中者較多。初唐後期,撰者署名於文前漸成趨勢。盛唐,署名於文前者繼續增多;到中晚唐,署名於文前已成慣例,署名於文後者極為少見。初唐，以前尊後卑的署名方式為合禮,其後則無論尊卑皆署於文前才是定格。
此外，墓誌本來是喪家請人追述死者生平與功德的，但自晉代陶淵明起,即有了自己給自己寫墓誌的情況,自己回顧一生,蓋棺定論。此雖文人狡獪，然而至唐卻頗成風氣,自撰墓誌銘也還不少。
反之，則是自己不寫，也不托人寫，一切委諸職業撰志人。在洛陽出土的唐代墓誌中，就有不少志文幾乎相同或大致相同。例如千唐志齋所藏唐代五十四位宮人墓誌即是如此。這應是職業志文撰者自備一稿，然後根據不同情況略予調整就付刻石的；也可能根本就是刻工據一個通用底本做的。因為這些宮女身世本來也就相似，又無家人為之經紀喪事，故只能草草如此了。
換言之，墓誌作為一種與碑誄相似的文體，盛行於南北朝隋唐，雖寫畢入墓，不見天日，卻是當時極重要的文字。著名文家，往往以寫墓誌為治生之法，也都會把把所寫過的墓誌慎而重之地收入文集中。故對這一文體的體制和演變，乃是我們必須瞭解的。唐代墓誌以駢體為主，亦可讓我們明白唐代文學發展的整體趨勢，扭轉五四運動以來研究文章學者偏重古文而忽視駢文的傾向。
四、
作為史料的墓誌，自有特點。首先，墓誌與刻於墓外的神道碑、墓碑等不同，乃是與死者一同埋入地下的。入墓之後，除非墓室重建，墓誌其實並不示人，一般是見不到的。有若干墓誌，因請名家撰文，作者留有底稿，被收入文集中，或家人保存了抄本，才得以流傳，其他大部分均不見天日。這種文獻，虛美曲筆或偽造事實的情況都會比較少，騙死人，畢竟沒有什麼必要。
其次，墓誌形制比墓碑小得多，故敘亡者生平也較簡要，虛飾浮辭較少，講的都是重點。
但是，三，志做為文體的一類，其體與碑、誄相近，仍是有文采的。所以它本身也有其文學價值。
四，由文體看，《文心雕龍》和《昭明文選》都只收入碑、誄、哀、弔和行狀，墓誌銘均不在其討論範圍。他們論銘文寫作之體例與傳統時，皆與墓誌銘無關，主要認為銘是勸戒用的。因此，若不是因墓誌入土，兩君不易得見，故置諸不論不議之列；那就可見北魏隋唐才是墓誌銘這種文體真正成形且蔚為大宗的時代，故他們還來不及討論。
而隋唐墓誌又是一批特殊的史料，因為它的數量大大超越前代。像隋朝雖只有短短三十七年，而已見出土墓誌二百餘方。唐代則更多，光一個千唐志齋就收藏了唐代墓誌一千多呢！可是入宋以後，這種盛景卻陡然下降。葉氏《語石》中便提到:“宋墓誌新舊出土者視唐志不過十之一，元又不逮宋之半。”
對於這種現象，研究者或謂唐以後人們仍然熱衷於在墓葬中寫放墓誌銘，文人撰作也同樣多；只是人情貴古而賤近，所以唐代墓誌出土，大家珍若拱璧，宋元明清墓誌則隨手散棄，無人撿拾。可是，就算過去出土的唐以後之墓誌都被丟掉了，新出土的，數量也遠遠不能跟唐比。至於品質，那就差得更多了，無論刻工、書法、史料價值，都遜於唐朝。因此，我們可以說唐代是墓誌這一文體及禮制的高峰，其史料和藝術價值也最高。。
這麼多的墓誌，內容包羅萬象。傳統的研究，主要是作為正史及傳世文獻的補充。所謂證史、補史、糾史，起著補偏糾謬的作用。
例如大家都知道隋大業14年（西元618年）煬帝死，隋朝當即亡了。而其實煬帝死後，王世充即在洛陽擁立楊侗為帝。次年，他才廢掉楊侗，稱帝，國號“鄭”。屈突通的墓誌便記載了當時隨李世民一起討伐王世充的戰爭細節。
王世充盤踞洛陽期間，洛陽百姓慘遭蹂躪。孫光的墓誌中又記錄了當時洛陽的慘狀：“初，隋末土崩，洛中雲擾，米遂沸騰，鬥至十千，頓踣於是成行，骨肉不能相救……”。正好可以印證《新唐書·王世充傳》:“糧且盡 ,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礫,取浮土糅米屑為餅,民病腫股弱 ,相藉倚道上”的記載。
武則天登基後，重用酷吏周興、來俊臣，株連無辜，實施恐怖統治。程思義墓誌中對此亦有描述：“王侯將相連頭下獄，傷痍誅斬，不可勝數……公卿側足，行路掩首……”云云。
神龍元年（西元705年），武則天病危，宰相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逼武則天傳位於中宗李顯，恢復唐之國號與制度。崔泰墓誌說：“乃與綠林將軍恒彥範等共圖匡複，中興之際，公有力也，中宗嘉之”，自稱也參加了這次政變。故後來由於中宗無能，韋后與武三思勾結，驅逐了張柬之，崔泰也同時遭貶，“左遷開州刺史，降為資州司馬，歷踐險途，罔有寧歲”。
西元710年，韋后與其女安樂公主合謀鴆死中宗，立李重茂為帝，由她臨朝稱制。不久，李隆基發動政變，帶兵入宮殺死韋后等人，立其父李旦為帝，是為睿宗。這一系列的宮廷政變，在董懷義的墓誌中均有記載：“會逆賊馬秦客等，潛行鴆毒，中宗暴崩，韋氏稱制。奸人掌營衛，凶戚居要津。公翊戴皇帝,斬關通禁,數刻之間,盡殪凶醜 。”
如此如此，千唐志齋收藏的這一批時間連貫的墓誌，剛好跟正史和傳統文獻之相關記載可相呼應，是研究唐代宮廷史不可忽視的。
接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史思明起兵造反。《元真墓誌》中記有:“賊臣思明再侵京邑,縱暴豺虎,毒虐人神,丘壟遂平,失其所處 。”說明叛軍所到 ,生民百姓流離、百姓塗炭。第二年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大燕，年號聖武。洛陽聖武觀女道士馬淩虛的墓誌，即刻於他稱帝的當月。據志文可知，道觀原名開元觀，因懾於形勢，改稱聖武觀。年輕的女道士馬淩虛“光彩可鑒，芬芳若蘭”，“揮弦而鶴舞，吹竹而龍吟”，很有藝術才華。結果被安祿山的幕僚獨孤公擄去後，“未盈一旬，不疾而終”。所以這個墓誌更是一則不幸生命的具體見證。
從這個意義上說，墓誌無愧“石刻唐書”的稱號，可以補充許多歷史細節、印證相關記載。
近年對墓誌的運用，卻其實又超出了這個範圍和意義,研究熱點甚多，例如以墓誌對唐代文人的生平資料進行補充；進行唐代家族史研究；全唐文或個別唐代文人文集之輯補；一般人物的墓誌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歷史文化現象；墓誌文體研究；歷史地理；婦女史等等。
相對於正史、別記,墓誌有獨特的作用,是瞭解墓主所生活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真實狀況的重要載體。以女性史為例。一般正史、別記中對女人的紀錄均很簡略，跟男人不成比例。墓誌恰好不然，每個時代都有女性墓誌銘、每個女人也都有志。所以女性墓誌銘,是再現女性生活風貌和當時的社會觀念的絕好材料,對研究女性史、家庭婚姻史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近年研究者或利用唐代墓誌來考察女性一生不同階段的生活；或分別利用志主為男性或女性的墓誌內容，來統計夫婦雙方去世年齡的比例、合葬情形、寡居生活，以及冥婚和不婚女性的狀況；或利用墓誌銘的書寫格式，考察唐代女性在一生中不同階段的形象；或藉此研究婦女與佛道信仰之關係、家庭地位、母子關係等等，都有突破往古的成績。
此外，唐人墓誌中有豐富的唐代地名、政區地理、軍事地理、交通地理、文化地理包括唐人地理觀念資訊，都是正史文獻很少記載的，值得重視。現今學界對對唐人墓誌中所涉及的生態、災害、交通、政區、地域、人地關係、地域觀念等也頗有一些研究成果，引人矚目。
例如唐代兩京的規模、形制、坊里等問題，歷史文獻有韋述《兩京新記》、宋敏求《長安志》、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等，但對街市坊里、苑囿渠池、名人宅第的分佈和位置等許多問題仍未明瞭。墓誌中的相關記載就可以彌補文獻記載之疏。兩京名人宅第、公主王孫宅第、陳朝陳氏皇族後裔宅第、宦官在兩京的宅第、西域胡人在兩京的宅第、唐代文學名人及其書畫家的宅第、流寓隋唐兩京的高麗、百濟人的府第名稱和位置、兩京城內外佛寺道觀，祅教景教摩尼教的寺院位置與分佈等，一些原來不懂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而近百年出土唐人墓誌中所記錄的仕宦政區，又幾乎可以覆蓋唐朝所有道、府、州
（郡）、縣。也就是說，唐朝設置過的政區，以及文獻記載遺漏的若干州、縣、鄉、村、里，都可利用墓誌復原。特別是不同時期墓誌所載政區大致能反映唐朝行政區劃及其地名演變的基本過程，且對文獻失載闕漏者有重要補充價值。此外，利用墓誌還可探討唐人之人地關係認識、地域文化觀念、星野觀念、堪輿風水、災異觀念及其南北文化觀念等。
五、
墓誌另一顯著價值是藝術。
藝術，在今天可指音樂、繪畫、雕塑及各種工藝，但在古代主要是書法。書法之主要載體，是簡、牘、帛、紙、金、石。石刻中，墓誌為一大宗，但因墓誌多在地下，故古人論石刻書風多只能據碑或摩厓等立論，現今這一大批墓誌正好可補書法史之缺。
墓誌分兩大部份：蓋與銘文。蓋仿墓碑上篆額之制，也用篆；銘文則以楷書為主。先說蓋。
千唐志齋藏唐代墓誌的篆書志蓋，形式多樣。如《顏瓌墓誌蓋》、《盧思莊墓誌蓋》、《韓思墓誌蓋》等，都是字勢長方，對稱的縱引之筆成合抱之勢，起筆重，中段不提筆，收筆漸行漸提，出鋒較細，勢若倒薤葉，又如懸針。這種倒薤篆（懸針篆），濫觴於漢，三國時魏國如《孔羨碑額》等繼承之，千唐志齋這些志蓋便是這類篆書的遺緒。
還有一些屬於這類篆書的異態，雖沿襲這類篆書的基本寫法，但筆劃任意盤繞、隨意增減，喜用尖鋒，垂筆作懸針狀，而下端向外分張，旁斜逸出，對稱的縱筆作束腰式。如《亡宮人墓誌蓋》、《丁範墓誌蓋》、《王進墓誌蓋》等。
與此相近而又不同的是《康武通墓誌蓋》。篆法奇特，字勢開張，對稱均衡，垂腳外展，富有個性，類似漢《張遷碑》的篆額。
《田夫人墓誌蓋》、《王安之志蓋》、《君墓誌蓋》等，則與東漢《白石神君》碑額和三國時魏國《上尊號奏》及隋代碑額的風格相近。在方整肥厚的筆劃兩端的圓頭上有意挑出一鋒尖，類似鳥頭或鳥啄，強化裝飾性，近於北魏《于景墓誌》篆蓋。
這些都屬於漢魏遺風。到玄宗以後，因李陽冰篆書崛起，遂出現了不少接近李氏篆法的志蓋。如天寶十年《王承裕墓誌蓋》的“大唐故太原王府君夫人高氏合墓銘”就具有李陽冰篆書細勁勻利的風格。同年《高琛之夫人杜蘭墓誌蓋》、大曆三年《崔眾甫墓誌蓋》、貞元六年《程俊墓誌蓋》、太和五年《崔弘禮墓誌蓋》、大中十一年的《李耽墓誌蓋》、咸通十四年的《崔紓墓誌蓋》等同屬此類。可以說自玄宗朝至唐末，墓誌蓋篆書追摹李氏已成風氣，。
墓誌銘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楷書。現在一般論者，喜歡以草書，特別是以狂草來代表唐代精神，以為這才符合所謂大唐氣象。殊不知這純粹是現代人的想像，傳統上說“唐人重法”才是歷史事實，千唐志齋這千餘塊墓誌就是明證。
其中一部分延續北碑而漸成唐楷面目。如《大唐故田夫人墓誌銘並序》《故亡宮六品志》，《馬淩虛墓誌》等，用筆還承襲北碑，以方為主；結體左低右高，將唐代的端正與北碑中的欹側相結合，平正中有峻利。其中《馬淩虛墓誌》書刻晚於《多寶塔碑》六年，此時褚書風行天下，顏書也已開始流行，卻仍可見到這類書風，足證北魏書風之傳統仍是很有生命力的。
另一大批則可看到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的影響，墓誌中遍佈著神似他們的作品，可徵一時風氣。如狄仁傑所書《袁公瑜墓誌》 ,筆法剛柔並濟,酷似虞世南體 ;李少白書《陳頤墓誌》 ,字體端莊雋秀, 也頗具虞世南遺風 。而無名氏書《程思義墓誌》 ,似從歐陽詢之體脫胎而來 。褚遂良的影響似乎尤其大尤其久，千唐志齋藏石中幾乎有一半都屬於禇體書風。
受褚遂良影響的作品較為瘦勁。顏真卿那種樸拙凝重的書風，則大約要到貞元以後才漸流行。如《孫公夫人李氏墓誌》、《柳延宗墓誌》、《李邕墓誌》、《李皋墓誌》等可為代表。
除這三大類之外，還有不少隸體、行書或雜體。
隸書在南北朝時漸衰，到唐高宗、武后時期開始復蘇，至玄宗朝而昌。玄宗曾“銳意作章草八分”，故社會上寫隸書之風氣漸盛。墓誌中對此亦有所反映，這一段時期的隸書墓誌便有十餘方。只不過，這些所謂的隸書墓誌其實只是以隸為主而已，有隸書筆意，捺筆突出；但其中還不免間雜以楷法，有時顯得不隸不楷。這當是因隸法尚未復原之故，所以是書法史上有趣的材料。
糅雜更甚的是篆隸雜糅，以追求文字的裝飾意味和審美效果。這類墓誌多出現於隋末唐初，以《禕士華墓誌銘》、《順節夫人墓誌》為代表，書體多參雜篆隸，或直接三體雜糅，初唐大書法家歐陽詢所書《房彥謙碑》即與此接近。
行書不多見，《錦州刺史趙府君墓誌文並序》可為代表。行書本不宜用來寫墓誌這種莊重的文體，但因太宗曾以行書入碑，所以也有若干以行書寫的墓誌，彌足珍貴。
後世學習書法，都取徑唐賢碑拓。但唐人碑拓難得，後世傳習，多仰賴宋人所刻閣帖。閣帖屢經傳摩翻印，字跡或肥或瘦、神氣或漓或散，士林遂以為病。至清乃有提倡北碑者，把學唐的稱為帖派，倡言要尊碑“卑唐”。其實那些法帖在唐代原本也多是碑刻；唐碑之原刻，這些尊碑的人也未嘗不尊，所以碑帖之爭，徒成近代書法史上一段公案。大量墓誌出土，更打破了原先碑帖分立的思考框架，提供了更開闊的、更多元的視野，所以未來也必然會大有助於書法藝術的探索。
六、
千唐志齋藏石是中古石刻文獻之大宗，其價值，學界早有定評，我上述之說明也只不過是綜合前輩時賢之相關研究成果而已。
這批文獻，過去刊印過《千唐志齋藏石目錄》，郭玉堂編。1935年西泠印社；《千唐志齋》趙跟喜等著，1989年中國旅遊出版社；《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2006年吳綱主編，三秦出版社等，嘉惠士林，流播已久。但系統、全面、集中地整理出版，其實迄未做過，其資料，各界還沒真正統合運用過。就此而言，這次編輯《千唐志齋博物館碑銘全集》出版，可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本書收集了所有墓誌蓋銘和碑的拓片，標明原尺寸大小和所在位置，釋考了銘文碑文的內容，提供了墓主姓名、撰文人寫刻人鐫刻人姓名等相關資訊，相信能對使用者大有裨益。
石刻材料也同其他類型文獻一樣，有善本和劣本之分：碑版之存佚、氈墨之優劣、捶拓之早晚，差異甚大。使用了劣拓，自會造成材料的失真或誤解。如千唐志齋藏唐咸亨元年《康敬本墓誌》。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與吳樹平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所刊圖版相近，均有殘泐，周紹良先生主編《唐代墓誌彙編》據以釋錄，故缺字較多。《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所刊圖版就要好多了，後來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即依據此本，所以所得文字較前者爲多。可見資料傳印，也須精印精拓。我們這次印行，希望就能達到這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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